《陈氏家族全传》5.“CC派”终于得手


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丁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果夫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博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实为天津统治者,崔廷献为天津市长,鲁荡平为社会局长。傅作义、崔廷献为晋系,鲁荡平为西山会议派,陈石泉、刘不同、苗培成接近CC。整理后的天津市党部,刘不同负责训练部,陈石泉负责组织部,苗培成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负责宣传部。虽然CC占优,但仍是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大杂烩。说起来,这样的整理并未达到CC一统党权的目标。

江苏省党部历来是CC派和其他各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次清洗,CC派采取的手段也以江苏最为激烈。

江苏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共有指导委员7人,他们是叶楚伧、顾子扬、李寿雍、江宝煊、滕固、倪弼、澧悌。这7个人的分工:叶楚伧、汪宝煊、倪弼担任党务委员,澧悌担任组织部长,李寿雍担任宣传部长,顾子扬担任训练部长,膝固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7人中,叶楚伦是老资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负要职,并不过问江苏党务,只是挂名;倪弼、澧悌是黄埔出身,滕固属汪精卫改组派,李寿雍、汪宝煊是二陈嫡系。澧悌辞职后,组织部长由倪粥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倾轧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选各县指导委员上,他们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势力,所以每次开会通过各县指导委员人选时,往往各执一辞,互相指责。李寿雍、江宝煊取得二陈的信任后,便密谋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支持,组织小组织,直接和各县指导委员联系,力图将叶楚伧、倪弼、滕固、顾子扬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国民党三代江苏代表的产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圈定。当召开江苏省国民党代表大会时,CC派占了代表总数的大部分,拥有超过半数的各县代表。CC分子跃跃欲试,大有操纵大会的趋势。CC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顾子扬、膝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选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拉拢所有的不属于CC派的代表,组成联盟,共同对抗CC派。就是这样,倪粥、顾子扬、膝固三人还是怕自己落选,于是向陈果夫打报告,反对党内的小组织。倪弼、顾子扬、滕固不知江苏的小组织本为陈果夫控制,为陈果夫一手操办,但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正为代表产生问题和汪精卫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将三人逼上绝路,再引起江苏的争端。陈果夫被迫妥协,允许江苏选出加倍的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这样,除CC派提出了一个名单外,反CC派联盟也提出了融各派于一体的大杂烩名单。不管名单怎样提,最后圈定权在国民党中央。最后国民党中央圈定发表的名单当然是由CC派占优势,李寿雍、汪宝煊、周杰人、朱坚白、周绍成、祁锡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顺利地做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监委员。省执行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诸如秘书处、会计、庶务、文书等部门,统统为CC分子包揽,反CC各派,仅仅分得宣传、训练两部。于是自此以后,每次开会都会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双方争吵、叫骂、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么议案,都要大吵大闹一番。

此时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他虽然不满CC派所做所为,但由于CC以二陈为靠山,所以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省党部也无可奈何,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苏省民政厅长梁斌,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蒋、陈大加颂扬,因此颇得蒋陈赏识。在国民党时代,一省民政厅长在职权上仅次于省主席,而梁斌又有蒋、陈做后台,所以并不把元老级人物省主席钮永建放在眼里。他常常自夸他文有训练班,武有警官学校,把持了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按价出售,相传一等县县长卖价6000元,公安局长3000元;二等县县长卖价5000元,公安局长2000元;三等县县长卖价4000元,公安局长1000元。买者以名贵古董和金制饰物折价送缨,人们因此以“么二三四五六”讽刺他。

江苏省党部这种混乱状况和钮永建的不闻不问的态度,给梁斌进一步向蒋介石、陈果夫献殷勤提供了机会,他竟敢以省民政厅长的名义,公开下令逮捕同级的省党部委员。

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深夜一时,梁斌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镇江城敏成中学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包围。军警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青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大小职员,全部绳捆索绑逮捕而去。省党部委员,那位替西山会议派背过制造血案黑锅的葛建时当场被捕,顾子扬、倪弼在其它地方也同时被捉。到天亮时,在省党部被拘捕共20余人,全部用绳索捆绑,连成一串,拖拖拉拉,押到江苏省政府。随后,都押往镇江北固山甘露寺看管。梁斌在采取此行动前,竟未告知钮永建,以至钮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正值中原大战前夕,各方要人函电交驰,奔走于广西、香港、上海、北京、太原和西安之间,镇江这场大逮捕案件,也就未引起全国的重视。被捕的江苏省党部宣传、训练两部人员,关押在镇江甘露寺有20多天,江苏省主席钮永建派交际科长携带礼品前来慰问,看守人员看到此种情况,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不仅允许亲友来探望,甚至允许被押犯人随亲友下山。

梁斌这次大逮捕,其对象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滕固,可逮捕实行时,膝固恰恰不在,缀斌扑了个空,对被抓的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在梁斌放松警惕,看守人员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实行大逮捕时从后门逃走的杨谷改名换姓,偷偷地溜上了关押犯人的甘露寺山上,和他们取得联系,甚至大胆地住在了山上。在经过研究以后,被押诸人以葛建时的名义,写信一封,托杨谷下山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叶楚怆。在信中,葛建时指控李寿雍勾结梁斌,强加给诸人“改组派”名义,施以迫害。因此,请叶楚伧就近报告国民党中央,主持正义,进行营救。叶楚伧复信称已向组织部调查、此事起因是因滕固为汪精卫改组派,在滕固未捉拿收案之前,不能解除各方怀疑,因此请被捕诸人稍安勿躁,静候解决。

过了两周,释放了梁斌认为嫌疑不大的人,只留下葛建时,倪粥和顾子扬等7人,以改组派嫌疑重大送苏州高等法院。以后又经过多次审讯,都因滕固在逃,嫌疑重大而不能结案。

江苏省党部逮捕案发生不久,中原大战即告爆发,倪弼是黄埔出身,于是修书一封叫杨谷带到徐州交给蒋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求刘说情。刘对倪粥离开军队搞党务虽大为不满,还是答应说情。随后,他直接致电陈果夫,第二天,陈果夫回电,答应亲自派人前往苏州办理交保释放。这样,被缨斌逮捕的人全部释放完毕。

葛建时、倪粥、顾子扬三人被释放后,立即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陈果夫,陈述被冤枉的经过,陈果夫对三人慰勉有加,显得颇为同情。但当说到三人在江苏省党部的职位时,陈果夫立即封住了三人想回江苏的路,说:“江苏省党部已经改组了,现在请你们担任中央党部的设计委员,”陈果夫随后在江苏整理委员中换上自己的四个心腹,即杨兴勤、马元放、曹明焕、张渊扬四人,叫他们把江苏党务办好。这样,陈果夫便把江苏反CC势力全部赶了出去。

但时过不久,江苏省党部内争又起。原来,张渊扬进入省党部以后,很快将原来反CC势力攫为己有,并很快和原来的CC势力闹翻,以江苏省反CC力量首要自居,,这使江苏反CC势力有了新靠山。这时叶秀峰也将势力伸向江苏,马元放也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斗争不仅未停止,反而更加错综复杂。不过,这种斗争已不像以前是CC派同其它派别斗,而是CC派内部斗。即使以反CC派首领自居的张渊扬,也是只反省党部内的CC派,并不反对二陈本人,从这个角度看,张渊扬更像是代表M陈控制江苏反CC派的一种策略,而不是真的要和CC派做对。

事实上,真正由CC派党务人员挤走各省市非CC派势力的事例并不多,更多的是蒋介石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CC派才能在武力作靠山的情况下挤垮敌对派系,所以CC派真正能控制的党部并不多。1930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冯阎桂联军后,CC势力才真正控制北方各省党部。到1933年,为CC派主持各省党部的为:江苏马元放,浙江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余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艾毓英、杨锦昱,江西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赵伟民,河南陈伟岭、王星舟、李敬斋、张廷休,陕西宋志先,甘肃田昆山、凌子惟,黑龙江王宪章、王秉钩,察哈尔马亮、刘诚宜,绥远赵允义、孙国英,宁夏沈德仁,青海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方治,上海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陈石泉、庞镜塘,青岛李汉鸣,武汉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

为了使CC分子在各省不致引起当地人的发难,并能落叶生根,繁殖势力,二陈选择地方党部人选时,一般都尽量选所在省籍的人。这样,从1933年以后,各地党部基本上未再掀起过反蒋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