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1.送嫂夫人朱明


陈立夫在美国过了多年的田园生活,已经养成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习惯,他不愿再套上官僚的枷锁。

他要平静地生活,贻养天年。

过了不久,蒋介石让陈立夫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

陈立夫推辞说:“谢谢总裁好意,我早已说过,回台湾定居是为了安度晚年,根本不想再参政议政。再说我现在已年老力衰,力不从心,不宜担此重任。”

陈立夫心里明白,蒋介石给他的这些职务都是徒有虚名,根本没什么实权。蒋介石纯粹是为了安慰自己才这样做。

蒋介石却极为认真地说:“立夫是我党的元老,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况且现在身体尚佳,再加上在美国这些年的养精蓄锐,理应再为党做些工作,说实话,我党离不开你这样有胆有识有才有德的干将啊。”

陈立夫说:“立夫追随总裁近30年,虽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错误。在美国这些年,我一边养鸡,一边读书,一边面壁思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蒋介石咳了一下,鼻子底下发白的胡子颤了几下,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立夫不要总为过去的失误感到内疚,要说有过,我也有过。”

陈立夫心想,现在你总算能够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了。离开大陆时,还骂打败国民党的不是共产党,而是CC派呢!

蒋介石接着说:“我看立夫就不要推辞了,择个时间上任吧。”

陈立夫谦恭地说:“那立夫就再次谢总裁栽培了。争取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党国再做些事情吧。”

过了一段时间,陈立夫果然上任了。

就像他想象的一样,都是空有虚名的官衔,实际上没有可操作的事情。在美国这些年,他生活的很充实,也很有规律,养鸡、读书、写作、练书法,每天忙忙碌碌,却不感到累,而且很乐观。

台北的阳光和人情味都带给陈立夫在美国时没有的欢笑。

他住在天母大街,逐渐有了小规模的私交生活。每星期抽出两天的时间去外边参加社会活动。每天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家里会客。

陈立夫的客厅里养了很多花。夫人孙禄卿是个十分爱清洁的女士,每天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窗明几净,物见本色,花也养得鲜活美丽,生机盎然,一进客厅就给人一种春光似锦,无限温馨的感觉。

陈立夫的书房也非常讲究。

20多平米的大书房,靠近墙也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柜,几千本藏书分文学、历史、医学、科学、书法等几大类。其中有一个书柜完全是他自己的著作,有许多是付本,若有文友和部下求书,他便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恭敬地送给他们。

书房里除了书以外,就是文物和工艺品,一大部分是从大陆带来的,也有一些是从美国带来的,这些东西,有朋友送的,有自己买的,也有父亲传下来的,他很珍惜这些东西,一直视若珍宝,百倍爱惜。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品一品,觉得是一种享受。

由于平时没多少事可做,他就苦练书法,真、草、立。篆、行,不管什么字体都练,不管什么帖都临,然后,他又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说是临帖,实际上,陈立夫早已养成了读帖的习惯,他把每个字的间架结构认真细读,反复揣摸,烂熟于心,所以写起来便运用自如。

回到台湾不久,登门求学的便门庭若市,没办法,他还是有求必应。

除了练书法、读书以外,陈立夫的另外一大兴趣,是喜欢和知己者在一起谈天说地。

他的书房里常常是热闹非凡,有时能聚起十几个人,有同龄人,也有忘年交,有文人墨客,也有政府官员,或其他人士。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格外有兴致。

陈立夫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感到非常开心,谈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时候,当年政坛上的失意,还是他乡的凄苦,便云消雾散。

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比在美国时健康了许多,原来患有的肝病已经痊愈,肠胃病虽然没有全好,但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说起身体好的原因,陈立夫说一是环境变了,心情也舒畅了,思想上负担轻了,身体自然也会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夫人照顾得好。他常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夫人,不仅相貌出众,才华出众,而且贤淑达理,对自己关怀备至,体贴人微。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在大起大落中垮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夫人,做自己的坚强后盾。

陈立夫对陈果夫的遗孀朱明也倍加关照,他常和夫人孙禄卿一起去嫂夫人家,一起谈天说地,帮助她解决家里的困难,清明节,他们一起为果夫扫墓。叔嫂之间、妯娌之间相处和睦,被人交口称赞。

后来,朱明女士也得了肺病,刚开始,她自己还不相信,但后来不断咳嗽,甚至痰里带血,才去医院作检查,经X光透视,确诊为肺结核,跟陈果夫是同样的病。

朱明跟陈果夫一起生活多年,深知这种病给人带来的痛苦,所以,想起来,很后怕,曾一连几日茶饭不思,夜不成寐。

陈立夫夫妇知道此事后,赶紧过来劝慰朱明,让她想开些,病情会好的。

朱明住院,陈立夫夫妇轮流陪床,并四处给她打听偏方,亲手煎药服侍,使朱明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有一次,朱明偶然说起陈果夫去世的事,她很动情地说:“当时他的脸蜡黄蜡黄的,人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临死的时候,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不放,我想他肯定想说些什么,可是当我把耳朵俯在他嘴上时,好长时间,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直到死……”

陈立夫被朱明说得也动感情了:“嫂子快别说了,我对不起果夫兄,也对不起嫂子你,在他弥留之际,多么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啊,可是,作为同胞兄弟,我却远在他乡,未曾回来看兄长一眼。唉广

朱明知道自己太动感情了,赶紧说:“你也是没办法的,我理解你当时的处境和你出走的原因,果夫也理解你。你走后,他经常提起你,直到他死,也没怪罪过你,反而很同情你。”

陈立夫掉下了眼泪:“从感情上,我是欠果夫兄的债啊。从小的时候,他就拉扯我,送我出国留学,从经济上资助我,生活上关心我,我毕业后,又带领我从事政治事业,果夫见对我功德无量,可我却没最后见他一面,我有愧啊……”陈立夫这么一说,朱明也哭起来,孙禄卿也哭了起来。

朱明擦干眼泪说:“立夫弟不要哭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起这些。”

陈立夫仍抽噎不止。

孙禄卿为丈夫揩干眼泪。

陈立夫抽噎着说:“果夫兄离开人世之际,我们没在身边照顾过他,想起来的确心中不安,然这种债务惟一的补偿办法,就是照顾好嫂子您的身体,这样,在瞑瞑地府的果夫见就会原谅我们的。”

朱明说:“立夫切莫这么说。生死别离,是别无选择的,再说,事过境迁,立夫不用总挂在心上,你们史弟的手足之情,我是知道的。”

这天,3人在一起整整说了一个上午。

后来,朱明的病情不断恶化。由吐血到肺里化脓,跟陈果夫的病情晚期十分相似。她的身体一天天渐瘦,脸色变得蜡黄,四肢无力,呼吸微弱,已经病人膏盲。

陈立夫夫妇昼夜守护,精心照料。

朱明用颤抖的声音说:“立夫,禄卿,看来我的身体是不行了,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用多少也无济于事,就让我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吧。”

陈立夫安慰朱明:“嫂子请不要这样说,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朱明断断续续地说:“立夫,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我实在不行了。”

1974年4月5日凌晨,陈果夫夫人朱明逝世。

陈立夫全家参加了葬礼。

送走了朱明,陈立夫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和负疚感,一连几天,情绪不佳。

是来访的朋友前来安慰,是书友们切磋书艺,才使他渐平伤感。

开始,陈立夫还是绝口不谈政治,只谈生活,谈地方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大范围,谈社会,谈海岛,谈大陆,谈经济,最后便涉及政治了。

事实上,作为一代政客,跟政治打了半辈子交道,让他闭口不谈政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陈立夫来说,政治就是一个幽灵,时刻萦绕在他心头。

另外,他是“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资政,咨议政治也,评议也是评论政治之意,不谈政治怎么行呢?

何况,陈立夫虽在美国隐居多年,过惯了自在逍遥不问政治的生活,那是出于无奈,也是环境所迫,实际上,他内心的政治欲望之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第一次返台,名义上是为父亲治丧,实际上也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看有没有让他重返政坛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召见他多次,却只谈生活谈天谈地,却闭口不谈政治,他感到很灰心,也很扫兴,见重返政治舞台无望,便匆匆回到美国。

在美国近20年的田园生活,他曾陶醉于桑麻之乐,天伦之乐。他曾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致力苦练书法,然正是为了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他想学诸葛亮的以屈求伸,以守为攻,他非常崇拜一句名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一直呼唤着他,在于他曾跌倒于政坛,失败于政坛。在《四书贯道》里,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几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潜力还很大。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毕竟年逾花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像当年在大陆一样身体力行是完全不可能了,何况现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都是“空头支票”,根本没有参加决策的机会,更不能独家“经营”,自霸一方,现在自己所能参政议政的,只能靠自己的呼吁,靠自己的文章。

一日,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张宝树邀请他到“中央党部”与有关负责人公开谈谈。

陈立夫听后感到有些激动,曾想去,但后来想了想,还是没去,他虽然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绝对不是在“中央党部”这种场合。

陈立夫却又后悔自己没有去。在某一天,他突然一个人跑到“中央党部”拜会,而且当着各位党部要员的面,发了一通颇具政治色彩的言论。

陈立夫发表这番言论,讲得可谓痛快淋漓,一发不可收拾,各位党部要员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国民党元老的精彩演讲,一时引起很大反响。

除了会客访友之外,陈立夫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医。中药,这是为了继承其兄陈果夫的嗜好,决心在其余年全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道家等多有涉猎。

这一期间,他著有《人理学研究》、《易学应用之研究》等书,并主译了英国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

由于他的努力,台湾学术界推选他担任了台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等职。

此外,陈立夫还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人事学。

很快,陈立夫成了台湾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在读书研究之余,晚年的陈立夫仍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管台湾当局的政策如何变幻,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是他晚年的立场。

很难料想,反共先锋陈立夫晚年竟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