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1-07章 风满黄鹤楼


辛亥年(1911年)大年初一早晨,便有许多新军士兵走上黄鹤楼。黄鹤楼一带,商贩云集,游人如堵,热闹非凡。这些身着土黄色新军制服,头戴大盖帽,腰束皮带的士兵,也同游人一样,说说笑笑来到山上。在奥略楼内有三个人正在等候这些士兵们。其中一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便是《大江报》主笔詹大悲,另两位是身着军装的蒋翊武和刘复基。

刘复基,名汝夔,字尧澄,湖南常德人,19岁便参加马福益领导的洪江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在长沙设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并与禹之谟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鼓动学潮。因禹被捕,东赴上海,同杨卓霖、蒋翊武创办《兢业旬报》。1909年回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因拟击杀立宪派杨度未果,被捕,旋释出,入湖北新军。参加振武学社。两年前的一天,詹大悲、刘复基、蒋翊武同在《商务报》共话国事,结为友好。

20位代表来齐,他们都是20至26岁的青年,是新军各营的代表。

詹大悲把铅印的《文学社》简章分发给大家:“今天是文学社成立大会,简章无革命字眼,只是研究文学,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以前的学社被敌人侦破,但我们从不放弃革命,如今重整旗鼓,以研究文学为名,争取同志,总有一天,我们要把新军变成革命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端营主义’。以后,《大江报》便是我们文学社的机关报,欢迎大家多多投稿。”

蒋翊武接过话题:“今年说不定会有革命发生,我们方略已定,急应开展活动,一日有事,不致坐失良机。”

简章规定文学社设正、副社长各一人,下设文书、评议两部。文书部又分设文书四人,会计和庶务各一人。评议部设评议、纠察若干人。大家公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刘复基为文书和评议部长。于武昌小朝街设总机关,并在汉口、汉阳等地成立分机关。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纲领。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开展活动,通过新军各标、营代表掌握武装。以出版《大江报》进行公开宣传。吸收社员达5000余人,多属新军士兵,也有少数官佐参加。

文学社能够如此发展,与胡瑛的指导有关。蒋翊武经常去狱中征求胡瑛的意见,胡瑛与同盟会会员有着广泛的联系,蒋翊武也就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和帮助。

至于共进会,前面说过,它是在东京成立的。1907年春,黄兴离开东京时,要刘揆一代理他的同盟会庶务职务。刘揆一打算从各省吸收秘密会党成员和革命者加入同盟会,他把这项任务交给同盟会云南主盟人吕志伊去办理,但吕志伊不久回国,这项工作被搁置。其后,热心这件事的同盟会会员、四川籍人张百祥,同盟会会员、湖南籍人焦达峰,同盟会会员、湖北籍人刘公,以及日知会成员孙武等人发起,于当年8月成立共进会组织,目的是谋求革命党人合作,策划长江流域起义。他们拟定法规10条,推张百祥为会长。张未就任,即改推邓文辉担任,次年刘公继任会长。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它的纲领同同盟会的纲领几乎一样,只是以“平均人权”代替了“平均地权”。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会党中吸收会员,发展组织。1909年又在武昌设立共进会总部,联络长江下游各会党,统一行动。同年焦达峰在长沙建立共进会组织,邓文辉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并在上海、岳州等地设立通讯机关。以新军会员编成七军,以会党编为三镇,推刘公为大都督。

共进会拥护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兼任共进会最高领导,谭人凤曾被列为共进会会员宣誓的监誓人。

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以及其他一些两湖革命志士,开始集中注意力于长江流域,特别是武汉地区。为了指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需要组织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同盟会在国内本来就准备设中部支部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和胡汉民情绪沮丧,与外界暂时隔绝,孙中山则像往常一样居留海外。因此,同盟会中部地区组织,便由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建立起来。

宋教仁字遁初,又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生于湖南桃源。17岁入漳江书院读书,喜政治、法律、地理诸学科。21岁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议论时政,渐萌革命思想。次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在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任文书。参加长沙起义,领常德一路起义军响应,事泄,遭清政府通缉,逃日本,入法政大学,继改入早稻田大学,仍习法政。1905年同程家柽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并参加同盟会筹备会。同盟会成立时,任司法部检事长。同年被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次年,黄兴去安南,指定他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的工作。1911年1月初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揭露清廷腐败,反对外国侵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4月赴香港,参加筹备广州起义,任编制课长。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地区总会,被举为总务干事,筹划在南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

中部地区同盟会设会长一职,经过深思熟虑,公开表明“虚位待贤”。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宋教仁、陈其美等为总务干事。

中部地区同盟会成立后,由谭人凤负责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负责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负责组织四川分会。

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空前活跃。在湖北,居正和孙武热情工作,但到4月中旬,谭人凤给他们的活动经费已用光。正在经济困窘的时候,共进会会长刘公来到武汉,情况有了好转。

刘公名湘,字仲文,1881年生于湖北襄阳。21岁东渡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并为《民报》出版捐赠巨资。萍浏醴起义,回国谋响应,失败后复往日本。。共进会在东京创建时,他起了重要作用。1910年秋,他回到鄂西北的家乡。1911年夏天,父亲给他一笔巨款,让北上京城纳粟捐官,当他在省城露面时,同志们便劝说他留在武汉起事,又推他做湖北都督。他慨然将5000两银子捐出作为革命经费,此是后事,暂且不表。

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了。而在联合问题上的困难是:两个组织争夺领导权。虽然某些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文学社,但是,这两个组织的领袖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和才能。

共进会的领袖们全部是留日学生,又是同盟会会员,同中部地区同盟会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文学社的领袖们及其成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虽说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是同盟会会员,但除刘复基外,蒋翊武和他的同志们都从来没有出过国门。蒋翊武与同盟会有些联系,但他们主要是通过胡瑛同全国革命志士取得联系的。文学社的社员,几乎全是湖北新军士兵。其中有一些人有学识,但没有一个人具备同盟会领袖们所具备的领导才能。

从实际力量来说,文学社胜过共进会,它的成员遍布湖北新军的各个单位。但是,共进会的领袖们具有更高的威望,因此,蒋翊武对于联合共进会颇有疑虑。

刘复基被推为文学社评议部部长后,便同蒋翊武商量:“现已找到小朝街85号楼上做文学社机关,我们两人早晚要有一人出来主持机关。”

刘复基遂设计退出军营。这一天却是号称“小诸葛”的刘复基在协司令部大门站岗,一个标统走过来,刘复基故不举手敬礼。那标统停步训斥:

“为何不敬礼?”

刘复基道:“部下一时眼花,未看清长官。”

标统大怒:“目无长官,罚跪半小时,跪下!”

刘复基下岗遂写了退役报告,称有眼疾,久医无效,不宜在营中服役。呈递队官,队官有心爱护他,认为复基在军中颇有前途,不批出营。刘复基恳请,队官只好割爱,呈送营管带。管带说复基扯谎,却要亲验。刘复基固求,亦得批准。

刘复基急忙解装出营,去理发店剪掉辫发,提了行李来到小朝街85号坐镇机关。

5月11日那天,共进会会长孙武派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邀约刘复基等到长湖堤处所,共商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事宜,均认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当此之时,极宜风雨同舟。讨论联合的具体问题时,杨玉如建议:共进会给文学社以经济援助,但需由孙武出任文学社社长。这建议即出,顿觉气氛紧张,如此遂罢。

孙武加紧同文学社进行联合,改派共进会马队代表陈孝芬去找刘复基等商谈会社联合问题,因陈孝芬同蒋翊武、刘复基均有私谊。

陈孝芬找到蒋、刘二人,陈述起义时机成熟,应有统一号令,孙武诚心合作等等。蒋翊武道:“合作当然很好,只是那些留洋的长衫人物,会叫我们上当,那孙武领袖欲特强,恐怕不好相处。我看还是殊途同归的好。”

陈孝芬道:“此时正是同归时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万一暴露,清廷决不会偏爱哪一派革命党。清廷不去区分会社,我们自己何苦去孤立自己?”

刘复基见陈孝芬说得有理,说:“慢慢来吧,文学社端午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希望你能来陈述意见。”

端午节这天,文学社果在“同兴酒楼”开会,到会者70余人。大家都赞成文学社与共进会加强联络,推刘复基为联络员,安排蒋翊武同孙武面淡。陈孝芬建议:可约孙武来文学社见面。

既是会员又是社员的彭楚藩、蔡济民等人,更是鼓动蒋翊武去同孙武见面。蒋翊武以示主动和礼貌,便同刘复基一起往孙武处拜访。

他们见面很是礼貌,略作寒暄便谈正题。蒋翊武道:“我们文学社在军营中力量很大,合作是可以的,只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孙武急忙道:“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是中部地区同盟会的组织,与长江流域各省都有组织关系,在本省的力量也很大,人数超过文学社,联合后,共进会当然居于领导地位。”

二人随即争将起来,各不相让。

刘复基双手微微摆动,示意他们不必再争,道:“今日是谋合力反清,为何比较实力呢?”

蒋、孙顿时语堵。刘复基便打圆场:“以后慢慢谈吧。”

刘复基、彭楚藩、蔡济民等人商量,必得找一个妥当办法,加以联合。这身材高大的彭楚藩原名潭藩,字青云,湖北鄂城人,20岁入湖北新军,结识刘静庵,加入日知会,被推为评议。不久,日知会被侦破,易名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充宪兵,递升正目,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辛亥年初,先后加入文学社与共进会。那蔡济民是湖北黄陂县人,18岁投笔从戎,后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肄业,任司务长,再升排长,素怀革命大志,交游甚广,颇有号召力。文学社本想选他为副社长,他坚辞副社长职,甘当一名普通社员。

这一日,谭人凤回到武汉,便同孙武、居正等人见面。孙武等请求谭人凤留鄂主持大计。谭人凤对起义屡次事败,已经心灰意冷。听说运动新军有很大成绩,开始相信湖北党人的事业。孙武道:“不要小看我两湖同志,非得做番大事,让孙、黄看看。”

谭人凤要去狱中探望胡瑛,商谈湖北革命大计。

胡瑛见到谭人凤,喜出望外。恰好蒋翊武等人亦来探望,便向谭人凤介绍,此是文学社社长,等等这般。

谭人凤见那蒋翊武虽穿军装,却是土头土脑,其他一些文学社中之人,亦毫无惊人之处,不觉少言寡语。蒋翊武本久仰谭人凤大名,极想攀谈,见谭很是冷漠,便即告辞。

蒋翊武等人离去,胡瑛望着谭人凤道:“先生不可以貌取人,文学社同志多是肝胆相照的质朴之人,军中社员已逾3000,此几位都是文学社的领袖。”

谭人凤即觉错失交臂,作跌足失悔状。

胡瑛道:“先生不妨去《大江报》了解文学社详情,结识群英。”

谭人凤性情急躁,辞别胡瑛,即去《大江报》,会詹大悲。坐定稍谈,那蒋翊武等便破门而入,他们来找詹大悲倾谈与谭人凤相遇,受冷落之情。这谭人凤早已变得热情奔放,急忙起身,向前一步抓住蒋翊武的双手:“刚才多有失礼,老夫目不识英雄,原谅则个。”

蒋翊武见状,那点怨气顿时云散,不由得一股热流传遍全身:“文学社加上共进会力量,进行武昌革命,甚是稳当,唯是举事之后,缺乏主持大计者,恳请先生与黄克强、宋教仁诸位来鄂领导。”

谭人凤紧紧握住蒋翊武的双手:“这两湖形势实是令人振奋,我当回沪邀黄、宋来鄂,惟愿文学社与共进会携手并进,为天下倡,此是革命成功希望所在。”

谭人凤几日后便返回上海,向宋教仁备述两湖形势,宋教仁却也振奋,加紧组织中部地区同盟会,决定于1913年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起义,谭人凤函告居正等人,湖北党人得这项消息,颇感高兴。

这一天,章太炎弟子、名士黄侃从京来汉,在《大江报》同居正相遇,便商谈北京各类新闻,尤其是清朝皇族内阁成立,立即宣布铁路“干线均归国有”的内幕,及湖南、广东、湖北、四川四省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斗争最为激烈,已发生了全省性的武装暴动。天下将要大乱,革命党应乘时而起,云云。那副主编何海鸣听来很是鼓舞,便设酒肉相待。黄侃微醉,何邀黄为《大江报》写篇政论文,黄侃起身:“待我写来再饮。”即挥笔落纸,一气而就: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育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长日为年,昏沉虚度,痛饮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将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致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女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写毕,收起笔墨,将稿付于何海鸣,继续饮酒。

何海鸣读罢,一拍大腿,大叫一声:“妙文!”即交詹大悲定夺。詹大悲亦是叫好,即命发排。

不料,这篇妙文在《大江报》刊出,却引出一场轰动全国的报案来。

巡警道王履康发现该文,即密报湖广总督瑞澄:“卑职近查《大江报》馆职员均系剪发辫者,行迹可疑,今又发现《大江报》刊行这篇乱文。”

瑞澄对《大江报》鼓吹粤汉铁路保路风潮已积有宿怨,决计巡警道前往查封,传下话去:“《大江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应即封闭永禁发行,并传撰稿人、编辑人等交审判厅照律究办。”

这天夜晚,巡警队包围《大江报》馆,数十名巡警和赤膊打手闯进《大江报》馆。

撰稿人黄侃已乘轮船东去,何海鸣去租界戏馆看戏未归,那詹大悲不知祸之将至,应传归来。

詹大悲一看报馆被封闭,即令报馆人等将须用物品搬出。

巡警打手把詹大悲押到审判厅,已是深夜12点钟。检查厅立时起诉。法官要詹大悲将副主编何海鸣交出,大悲道:

“我是发行兼编辑人,一切责任均由我承担。”

法官无奈,令将大悲押赴看守所,次日再审。

何海鸣闻报馆被查封,大悲被关押,有苦无处去诉,遂向全国报界发出通电求救,汉口报界即开公会递公呈,要求释放编辑人。审判厅不听,再讯詹大悲,问乱文是何人所作,大悲仍是一人承担。法官便问:“登此政论,是何用意?”

大悲道:“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警觉,故出此激忿之语。”

法官道:”你这政论文中有‘和平改革之路无望’一句,明明是淆乱政体,扰乱治安。”

大悲道:“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

法官无语对言,若要将其释放,又不敢做主,报由督院拍板定夺。

督院岂肯了结,遂要审判厅判詹监禁一年半。何海鸣亦被抓获,与詹同案被判。

武昌新军中同志群情激愤,都想早日发难,坐镇小朝街机关的刘复基急去各营,安慰同志,要冷静慎重。但组织发展已有相当规模,又无法收缩,宜早日大举。

6月1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等人聚集在小朝街机关,研究起义。

彭楚藩忽然来到:“情况紧急,清政府急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瑞方带领鄂军兼程入川,除第31标及第32标一营随瑞方入川外,第41标一营开宜昌,二营开岳州,马队8标开襄阳,第19标三营开郧阳,限令7月20日前出发。”

刘复基道:“若是翊武将要去岳州,一部分新军同志也要随军调走,兵力一旦分散,干部随队出发,起事很是难办。”

却是如何应急?众人面面相觑。

彭楚藩道:“能否乘机起事?”

复基道:“先无准备,也未同共进会达成协议,怎能起事?”

彭忿然作色:“为何与共进会总是不能联合?既然是宗旨一致,如此这般,恕我直言,就是湘鄂两派在争领导权!”

复基道:“我提出一个方案,刘公、孙武、蒋翊武均不担任都督,他日有德者居之,若何?”

众人觉得有理,即令刘复基去共进会联络。又决议,蒋翊武随军离开武昌后,机关社务由王宪章、刘复基分担,一旦武昌起义,调防各地的同志立即就地响应。

彭楚藩再把新军调动消息告诉孙武。孙武更是着急,便派邓玉麟与刘复基商谈,彭楚藩、蔡济民从中撮合。遂定军政大权由蒋、孙分担。

孙武却觉对刘公应有安排,共进会曾推定他当湖北都督,现在缺少起义经费,还期望他设法筹款。

一日,杨玉如探得消息,遂告孙武,刘公家里汇来5000两银子,而款到多日,刘公却密而不宣。孙武大怒:“他不仁,休怪我不义,必定设法把它弄来。”

孙武遂将彭楚藩找来,请彭带宪兵中同志,以搜查为名,把刘公的汇票弄来。彭楚藩觉得都是同志,不必大动干戈,他便另设一法。

这日晚间,彭楚藩同共进会李作栋登门拜访刘公。略作寒暄,彭楚藩道:“有一事相告,我从宪兵营探得情报,有襄阳某人汇来汉口5000两银子,官厅已加注意,不知此款与您是否有关?”

刘公大惊:“不错,我刚接到汇款,尚未取来。”

楚藩道:“听说您将携款纳官,不知然否?”

刘公作色道:“纳官是家父主意,我借纳官向家中索款,以作革命经费,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嘛!”

彭楚藩道:“如此甚好,请把汇票交来。”

刘公道:“顶好还是由我管着,当用则用,当缓则缓,何必如此着急?大家都是共谋革命,我管又有何不可?”

彭楚藩满脸怒气:“怪哉,你把钱抓住不放,莫非真是要去北京捐官不成?”彭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革命方略》,又道:“这是在你处发现的,我就拿它告官,你所捐的红顶子乌纱帽我先拿来戴戴。”

李作栋忙劝解道:“刘公当然有权过问,汇票当由谁管,可请几位同志商量,不必争执。”

刘公道:“不在谁管,这钱我应该监督,以免滥支。我现在就把汇票交给你们。”

彭楚藩笑道:“作栋是共推的理财部长,汇票可由他管。

5000两银子可兑7000块银元,革命经费有5000元就行,其余2000由你花用。刚才鲁莽,请见谅。”

刘公却也不计较,双方重归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