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本是一个极聪明又极有抱负的无赖之徒，10 年流浪，又使他锻炼了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迎上，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本领，从而在特工活动中，一展所长，成为出人头地的佼佼者。正如蒋介石身边的另一特工头目邓文仪亦曾心悦诚服地对人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戴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组织。原先，戴笠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蒋介石从特别费用中支付，因为数额大，蒋介石怕遭物议，毕竟有所顾忌，不能满足戴的需求。戴的许多设想和抱负亦因囿于经费而不能实现。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把拨给特务处的经费记在复兴社的帐下。而复兴社却不能过问数额多少，只是由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蒋核拨。特务处所有下属组织的经费统由戴笠拨发，其经费总额每月约20 万元，据说较之复兴社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从此，蒋对内对外都有了一个交代。戴笠有了固定的特工经费，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不足部分，还可以向蒋临时支取。1932 年冬，鉴于四次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尤其是前三次“围剿”的失败，蒋深切地感到必须加强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建设。蒋介石听从德、意军事顾问和复兴社高干、法西斯头目刘健群的建议，认为要强化军队，首先要加强军队特工力量，使“纳粹”具体化。于是，属于黄埔系统的复兴社特务处比属于中央组织部系统的调查科受到更大的重视，蒋下令将戴笠系统的特务经费从每月20 万元一下子提高到80 万元，而中央调查科仅加10 万元，每月30 万元。戴笠在顷刻之间得到如此巨额经费，惊喜不能自持，多年来想大干一场的愿望终于实现。
有了巨额经费，戴笠开始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特务系统。蒋介石虽然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明确规定，特务处的人事调配由他本人直接掌握，但是蒋自始至终只派了两个半人，一个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一个是特务处主管会计工作的徐人骥，另有半个人是唐纵。唐本是戴笠拉进特务处的，因此只能算半个人。其他人都授权戴笠自己去找。戴笠心里很清楚，这两个半人表面上是由蒋派来协助他工作的，实际上是蒋安插在他身边的“监军”，戴对他们不敢怠慢。
在研究发展特务处的人事时，戴笠碍于情面，亦曾请郑介民介绍些亲友故旧参加，岂知郑介民这时正闹情绪，不想在戴手下做事，意在另谋出路，也就不想再轧上一脚，推说没有相宜的。直到几年后见摆脱特务处无望，才逐步推荐了邢森洲、王昌裕、郑公弼等海南文昌县的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但这时特务处早已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了。
戴笠是相当有远见的。蒋和郑一放手，正中他的下怀。首先，他把蒋二次下野和淞沪战争期间组织起来的“十人团”拉过来作特务处的基本干部。
当时，“十人团”中，黄雍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任副科长（原黄埔同学会），梁干乔调复兴社训练处抓训练工作，其余的7 人唐纵、张炎元、周伟龙、郑锡麟、徐亮、马策、胡天秋都被戴笠安插在特务处的重要岗位上。
在内部机构设置和建设方面，戴笠主要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办法，强调“以组织对组织”。当时，国民党各级机关主持内部工作的一般是秘书长或主任秘书，而戴笠则在特务处内设书记，主持内部工作。
特务处的第一任书记是“十人团”成员唐纵。唐是湖南酃县人，黄埔六期毕业生，办事老成持重，干练谨慎，颇得戴笠赞赏。
在内部机构方面，初期只设有情报股和总务股，后来又增加了个行动股，但也还以情报工作为主。
戴笠成立的第一个外勤组织是特务处上海特区。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戴笠为了加强上海的特工活动，就派遣黄埔三期学生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淞沪抗战结束后，翁光辉等人继续留在上海活动。上海当时是国共两党斗争和国民党内各派别活动的中心，因此戴笠对这个地区的特务工作极为重视。特务处成立之后，他立即决定在上海设立特区，以翁光辉为第一任区长，区部设书记、司书、事务、交通各1 人，下设3 个情报组。这也是特务处设立的第一个外勤区一级的组织。以后，特务处外勤组织的建制大致如此。
戴笠设立的另一个较早的外勤组织是特务处天津站。因天津地区当时是东北军的势力范围，日本间谍活动很猖獗。为了监视和调查东北军的活动，掌握日军对华北的意图，戴笠根据蒋的意图，把平津地区的特工活动作为特务处初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并请结拜兄弟吴泰勋介绍了一批人加入特务处，留在华北地区开展特务活动。天津站第一任站长叫王天木。王系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初在黑龙江督办吴俊升部任职，经吴俊升之子吴泰勋介绍于1931年底认识戴笠，转投戴笠麾下，成为特务处早期的骨干分子，天津站的奠基人，华北地区特工活动的开拓者。
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是特务处外勤组织中最早设立行动组的一级机构，同时配备的1 部秘密电台也是特务处外勤机构中最早的，陈恭澍和丁湘娥分别任组长和台长。
这年6 月，戴笠从复兴社举办的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了30 名学生举办特务警察训练班。本来戴笠想请康泽任班主任，因康泽不想管特务处的事，拒绝了戴的要求。于是，戴笠自兼主任，由郑介民兼教务主任。蒋介石另派曾到日本学过警政教育的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李士珍为该班政治指导员。这是戴笠举办的第一个特工训练班。由于准备工作仓促，人力、财力、物力都受到限制，经验不足等等，训练班的内容也就很简单。除了进行精神灌输外，主要是了解一般的特工常识、纪律，学习一些情报的搜集、整理、分析、反馈等工作。该班学生在训练期间，由戴笠一个一个地亲自进行个别谈话，考核思想。毕业后，集体办理了加入特务处的手续，成为职业特务。其中如何龙庆、陈恭澍、陈善周、廖宗泽、田功云、徐远举等人，后来均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大特务。这一期训练班因戴笠未找到地方，就借南京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为班址。
三道高井特训班，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质量，而在于它的意义。它使戴笠开辟了一条通过举办特工训练班来培养扩大自己特工队伍的道路。戴笠在其一生中，举办特训班成百上千，培训的各类特工人员有数万之多，其溯源都出于南京三道高井训练班。戴笠另外吸收特务人员的渠道主要是由特务之间相互介绍亲友、同乡、学生、熟人参加。戴笠心里很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内勤机关和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然后从社会上广泛搜集各种人材参加。有许多人虽然在社会上劣迹昭彰，但只要政治上可靠，又有一技之长，戴笠总是毫不犹豫地吸收进来。
参加特务处的手续开始比较简单，只要填一份履历单，由介绍人签署意见，报上级批准后，就可以办理手续了。但后来逐渐严格起来，必须先写1 份详细的自传，然后再填写1 份名目繁多的履历表，内容多到需要填报祖宗三代和三姑六姨的详细情况等等。申请人被批准吸收后还要组织宣誓，内勤人员大多集中举行，外勤人员囿于工作环境则个别秘密举行。宣誓人面对蒋介石的一幅肖像，桌上放1 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宣誓后，宣誓人、监誓人均须签名盖章等等，誓词归档保存。这时，主持宣誓的大特务会同介绍人一起向新成员握手致贺，并从此之后称为“同志”。
参加特务处后，戴笠规定不得发给任何证明和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并且从此不得再脱离特务处，也不得请长假或辞职休息，戴笠把这称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戴笠历来对特务处内部控制极严。1932 年夏发生的翁光辉事件，更使他加强了这方面的警惕。这年夏天，翁光辉搞到一份有关中共的重要情报，企图不经过戴笠的手，直接呈交蒋介石。因翁曾任海军舰长，就搭乘海军的军舰从上海去九江，准备上庐山面见蒋。戴笠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从南京坐飞机先期赶到九江，拦在港口把翁光辉扣押起来，搜去情报，撤去翁的区长职务，改由南京特训班的教官余乐醒担任。翁本人也险遭戴的毒手。从此，戴十分注意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并设立了督察制度，挑选政治可靠的特务秘密担任，对单位领导或同事进行秘密监视工作，随时将监视结果以绝密件直送督察室或戴笠。督察室每周编成1 份督察周报，送到戴笠手上。戴笠据此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上评论各单位工作优缺点。遇到看不顺眼的则借机发挥，大骂一通。由此，特务们对秘密督察既恨又怕，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但由于搞不清谁是秘密督察，往往互相提防戒备，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秘密督察由于能拿到戴笠发给的额外津贴，工作起来又格外卖劲，有的甚至是捕风捉影、挟嫌报复。
戴笠对外勤特务的控制主要是连环控制法，即由书记或文书监视区长、站长等大特务，由译电员监视书记或文书，再由报务员监视译电员，报务员则用“台密”（电台专用密码本）向特务处总台报告监视结果。这样一环连一环，步步设防，效果很好。
特别厉害的是戴笠有时竟利用夫妻关系相互监视。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情报员周迅予，原是四川军阀派驻上海的联络人，后被上海区吸收为特务，主要利用他与四川各方面的关系，搜集川军的情报。戴笠怀疑他脚踏两只船，又发展他的老婆罗华入特务处，专作监视周迅予的工作，果见周的情报有许多欺诈之处。于是，戴笠下令将周扣押送入特务处南京北门桥监狱。自此，特务处在戴笠的控制之下，特务们无不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没人敢与戴笠为敌。
1932 年，戴笠的特务处已发展到100 多人，各方面开始初具规模。1933年以后，特务处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区以及各省站。内勤机构方面，股升格为科，先后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司法行动科、总务科、电讯科、交通科等机构，科内设股，仅情报科内就设有华东股、华中股、华北股、西北股、华南股、国际股、统计股等，并逐步向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家派出情报人员。特务处已开始得到长足发展，逐渐显示出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