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1 月，戴笠开始实施他已考虑很长时间的一项计划，举办一个大型的特工训练班，以解决特工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
关于训练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手续时，军委会办公厅却不肯承认，戴无法向该班颁发印章，只好私下刻了一个条戳。后来，戴笠以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把该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但是，此举又遭到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李在抗战期间对戴假中央警校名义办的训练班一概不予承认。戴仍是我行我素，把该期学生称为中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校址在湖南临澧县，故特务处内部一般称为“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
但在对外招生时，为掩人耳目，却冠以“军委会交通技术研究班”的名义。
为了办好这期大型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特务处当时所有的特工训练精英。他首先从皖南将余乐醒、谢力公召回汉口，指派他们两个到湖南进行筹备。接着又选调王崇五、陆遂初、王邦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一大批特务随余、谢去湖南工作。这些人都是留苏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经验。余、谢更是从特务处成立初期就开始在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工训练班中为戴培训特务，是特务处出类拔萃的训练专家。后来，戴笠又不断把总处机关及各外勤单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许多特务骨干派到这个训练班去，一方面帮助办学，一方面储备力量。
戴笠原先手令湖南站站长李人士在长沙附近选定特训班地址。但余乐醒等人到长沙后，发现日机经常空袭长沙，很不安全。于是，李人士另行选定临澧县奎星楼县立中学作班址。经戴笠亲派特务处第一科科长杨继荣代表他前往该地考察认可。该县地处湘北重镇常德市之北，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南岸，远离长沙，而又交通方便。
戴笠对招收学员的条件规定很严格，除对文化、年龄、身体状况有所规定外，强调在思想政治方面要严加控制，防止共产党派人打进。学生来源大致上取于3 个方面，一是由外勤各省站选送的。但由于当时华北各省沦陷，东南和西北各省交通阻隔，因此生源受到限制，只招到300 多人。二是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招收的大批失业流亡学生。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留苏的托派分子，一度担任复兴社的高级干部。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故想利用抗战初期的混乱局面，另起炉灶，在郑州招收了800 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军训，企图以此作为本钱起家。此事被戴笠洞悉，立派手下的大特务杨清植、王邦联赴郑州会同先期留在该处的原淞沪战地调查组组长沈醉将这批学生强行带往临澧特训班。梁由此与戴闹翻，辞别戴笠到西北找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谋事去了。结果，郑州这批青年学生成了临训班的主要生源。三是通过与胡宗南交涉，把胡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在长沙招收的60多名女生要了过来，使女生达到200 多名，解决了女生生源不足的问题。三方面学生合计约1000 余人。戴笠对临训班招收学生的工作十分重视。凡各省站选送赴临澧途中经汉口的学生，戴笠都要抽出时间，接见点名，亲自加以审核甄别，对不合格者剔下。并给大家分析抗战形势，要求每个学生好好学习，服从指挥，为党国效劳等。一次，戴笠在汉口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接见安徽省政府保送的18 名学生，有两名只因眼睛近视而被戴笠剔除。
其中有1 名叫徐旭如的由于第二天找了特务处元老安徽同乡刘启瑞，才被允许入学受训。
开学前，戴笠对临训班人事作了安排。班主任一职，照例由自己兼任，另指定余乐醒为副主任，谢力公任总教官。戴笠因不能到职视事，故另设主任办公室，由亲信特务丁若萍主持其事，这实际上是对余乐醒等人的牵制和监视。
戴笠对临训班规定的体制是，班本部设教务、政训、总务3 大处，处内设教务员、政训员、总务员。抗战期间，只有临训班设处，以后的训练班全部改为组，以与军统局本部的机构有所区别。管理学生的机构为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6 个中队。另有1 个女生中队，直属总队部领导。大队、中队均设政治指导员，以加强思想控制。
3 月份，临训班正式开学。训练方法上，戴笠规定仿照黄埔办法，先进行入伍训练，后进行分科训练。入伍训练期间，碰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大部分学生不愿当特务，向胡宗南要的一批女生尤甚。戴笠接到余乐醒等人的报告后十分重视，指示要迅速研究办法解决。后来想出的办法是先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然后以团体纪律强制性约束。戴笠认为这条经验很重要，规定以后的特训班要普遍推广。入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灌输法西斯思想和反共宣传，把学生训练成效忠领袖的驯服工具。平时则通过检查学生书信、控制学生言论和行动等办法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6 月份开始分科训练。一、二中队为情报专业，三中队为行动与爆破专业，四中队为军事谍报参谋专业，五、六中队为军事游击专业。学生根据本人自愿和专长，全部打乱重新分配。女生一部分进入情报和行动专业受训，一部分进入电讯、会计专业受训。
临训班成立后，有几件事颇使戴笠恼火。首先是余乐醒的野心问题。余乐醒是很有才干的，这一点戴笠很清楚，所以要把临训班交给他去负责。但是余乐醒得到这一个要职后，不知收敛锋芒，做到大智若愚，而是全力建立自己的威望，发展自己的势力。余乐醒对情报和行动都在行，每上大课，虽湖南口音甚浓，但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全体官生都要听。平时，则以浙警校的一大批干部为核心，广泛交结学生，因而在学生中颇受众望，确是临训班的中心人物。甚至许多学生心目中只知有余主任，不知有戴主任，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余乐醒虽然平时极力宣传戴笠有异相，是王侯的相貌，并把广场旁的一道长堤命名为“雨农堤”，但此举不足以抚平戴笠的猜忌和愤怒心理，于是在五六月间电令免去余的副主任职务，专任教务处长。副主任一职以总队长陶一珊暂代。此举立即在临训班引起许多官生的不满，带来教学秩序的混乱。这就更引起了戴对余的猜忌，但为了防止临训班出现异动，仍然电令免去陶的代副主任职，由余乐醒再度担任。这件事发生后，戴笠决定到临训班视察，对余乐醒进行整饬。戴笠的车队一进入临澧县城，就看到全城交通断绝、戒备森严，临训班全体教工恭立郊外迎候。戴笠本是负气而来，据此借词发挥，对余乐醒大加训斥。责问余乐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让学生不敢见我？”“我是个小小的班主任，不是军阀，用不着这样对老百姓摆威风！”戴笠走进训练班看到“戴主任是我国特务工作的开创者”时，更是大发雷霆，立命将所有标语揭去，换上他自拟的“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我们是领袖耳目，我们是革命灵魂”等标语。当天，戴笠分别找临训班的高级干部谈话，当他听说一个女生刘颖在游泳中淹死，男生严燮被教官打伤病发而亡，更加生气。戴素以爱护学生标榜自己，现在出了如此残害学生的大事，怎肯轻易放过。
第二天上午，戴笠以班主任身份主持召开班务会，从头到尾只是骂人。
先从余乐醒骂起，再骂谢力公、陶一珊等人，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被骂到，并且对每个人的材料都掌握得非常详细。一个个特务都被骂得面色惨白、不寒而栗，独政治教官廖华平因鼓吹反共而受到戴笠表扬。
第二天下午，戴笠对临训班全体官生作精神讲话，大讲所谓团体的光荣传统，以及特工的性质和任务，危言耸听地进行反共宣传，并表扬学生们的刻苦学习精神等等。
第三天、第四天，戴笠除了继续对学生作精神讲话外，还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考察，培养感情，进行收买拉拢。
戴笠在这次视察期间，给以肯定的是临训班创作的“班歌”。这本是留洋学习特工的教官蒋镇南受德国法西斯“党歌”的启发，依样画葫芦创作的。
因其中有“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等内容，戴笠马上给予肯定，认为不但符合临训班，而且符合“团体”的工作性质。因此，戴笠规定“班歌”同时作为军统局的“局歌”（当时军统局刚刚成立），要求每个军统特务都要会唱。
蒋镇南也由此而很受了一番嘉勉。
临训班发生的另一件使戴笠恼火的事件是由葛明达而引发的派系斗争。
临训班干部和教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出身于原浙警校，不但人数多，能量大，而且占据要职。另一部分干部和教官来自黄埔军校系统。这些人数量虽不及浙警系，但自恃是“天子门生”，因而不肯把浙警系这批人放在眼里，寻机总要与浙警系角逐一番。一时间临训班内双方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闹得壁垒森严，乌烟瘴气。恰在初夏的一天，因天气特别闷热，担任二大队四中队值星官的该中队区队长葛明达擅自下令四中队学生把蓝上衣脱掉，只穿短裤白上衣到广场集合就午餐。二大队长、总值星官杨清植一见之下，火冒三丈，当即下令将葛明达关押起来。当晚余乐醒亲率临训班全体干部在孙中山、蒋介石的像前跪下请罪，一批批浙警系的人一致要求将葛枪毙，以整肃“团体”纪律。黄埔系的干部则表示要请示戴老板批示，不能随便处理。原因就是葛明达是中央军校八期学生。故双方都就此大做文章，并在暗中向戴笠告状。戴笠接到余乐醒以临训班全体干部名义发来要求杀一儆百，严肃班纪的电报后，已知这是临训班内的派系斗争在作祟，加之他对余乐醒的势力已有戒备心理，故不肯再让浙警系在这件事上再占上风，因而对余的急电按下不复。两周后，余再发一电，自动降低调门，只是请示处理办法。
戴仍然按而不复，又待两周，余见仍没有动静，已知不妙。余乐醒深知戴笠其人，以戴历来的作风，这是没有先例的。黄埔系的干部则冷眼旁观，且看浙警系的头面人物如何动作，又如何下台收场。
余乐醒等人经反复策划研究，终于想出一条就驴下坡的妙计。仍由余亲写一份给戴笠的报告，用封套密封，写明地址，当即交由葛明达到汉口面呈戴笠本人。葛按地址找到汉口日租界南小路1 号，这是一座重门深锁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经秘书把余乐醒的报告送上去后，戴即传见葛明达，他打量了葛一眼，立即用带有鼻音的浙江官话说：“你就是葛明达？八期骑科的，报告我看了，我看你不适宜干我们的事业，还是回军队去吧！军队也需要人嘛。你马上到军统局找李肖白，他会交代你怎样做，去吧！以后要安份些，再见。”寥寥数语，即将葛明达打发离开。下午，葛明达到武昌军统局找到人事科长李肖白。李告诉葛，戴已有批示，准许葛离开军统，条件是必须对军统的情况终身保密，否则给予严惩，并说这次化险为夷，实属难得。戴老板这次破格的仁慈和容忍也属罕见，这在军统来说是没有先例的。葛明达因此而逃脱了一场死罪。
再一件使戴笠恼火的是二大队副大队长王百刚。戴曾派他和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震东一起到叶剑英主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中共的游击技术。
谁知王不争气，竟然用特工“偷窃技术”盗窃了游干班的一笔现款，被人检举。戴盛怒之下，将王要回来枪决了。
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戴笠不等临训班结束，已经数次从临训班抽调学生派往各地工作。先是夏天选调30 名女生打入“战地服务团”转赴江西等地活动，不久又挑选了100 余名男、女生参加武汉保卫战，再选10O 余名学生到东南忠义救国军工作。另外还数次选调小批人员到上海、山东等沦陷区工作，并特许大特务李果谌、傅胜兰到临训班女生中队选择“工作太太”
到沦陷区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被调的学生，戴笠都要在汉口亲自进行谈话考察，给予勉励。1938 年10 月底，戴笠在退出武汉后亲到临澧主持毕业典礼。
并邀请自己的玩友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夫妇和自己的情妇张素贞同行。在毕业典礼上，戴作了长时间的精神讲话，肯定了临训班的经验和成绩，向学生宣布了毕业后的任务。然后给剩下的700 多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晚上举行聚餐会，由教官和学生分别派代表向戴笠敬酒，表演特工技术，以及京剧打渔杀家节目。中间，谢力公突然起立介绍说：“唐司令的太太徐来女士，是电影明星，这次光临，使我们一睹丰彩，实为有幸，我提议请徐来女士唱一支歌”。引起大家一致赞成。然而徐来女士却不肯赏脸把光，鼓掌数分钟，仍不肯上台，气氛至为尴尬。戴笠见状，挽着张素贞上台唱了一首歌，方打了圆场。
戴笠在临训班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班务会，并一改上次整日骂人的粗暴态度，极力肯定临训班的成果。随后主持学生分配，大部分学生到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小部分留下作第二期的干部。由于武汉失守等战事关系，临训班西迁贵州黔阳续办。从此，临训班成为军统在抗战时期开展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班，学生后来在抗战期间也大都成为军统的特工骨干，在军统内成为一个重要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