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5.1 首举义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

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①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②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③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④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专制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

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⑤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

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⑥

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⑦虽也不免笼统,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⑧

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

我辈对于先生(按,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⑩

廖仲恺的评价,是代表“我辈”,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士,及他们所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的同仁们。他们那时对于胡适,几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适对他学说的批评介绍;《建设》杂志则以得到胡适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兴”。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回忆青年期生活时也说,他那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这些反映,都说明一点: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① 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创刊号;《欧洲文艺史谭》载同刊第1卷第3、4号。此处引文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通讯”陈独秀答张永言信。

②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诗共三节,此处所引为第二节。

③ 此信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题《寄陈独秀》。此信写作时间,《新青年》未注,该期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国五年十月”,显然是编《文存》时所加,并不确切。当时从美国寄信国内,再加刊物编印时间,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断,约作于这年8月,《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一五 寄陈独秀书”,正为“八月廿一日”,此处摘录信的第一段;与同日致朱经农信的“八条”内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④ 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陈独秀复胡适的信。

⑤ 《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第12~13页。

⑥ 《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页。

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说到这件事: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常时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常时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常时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页)

⑦ 《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文章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⑧ 胡适与陈独秀态度的差别,胡自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一段叙述,说: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6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页)

后来,胡适在《逼上梁山》中又说到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态度,说:

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

⑨ 见郑振铎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1935年10月21日作,载该书卷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⑩ 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由孙中山在日本创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孙中山等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于1913年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迁至上海;1917年领导“护法运动”。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67、74页。

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董乐山中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