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革命前夕,1945—1949年


八年抗战终于在1945年结束了,但人们的欣喜和宽慰却是短暂的。对千百万返回故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甚至更加混乱。国民党政府对突如其来的抗日胜利仓皇失措。腐败和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严重,取代了建设,这激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大家熟悉的重庆综合症——上层的道德败坏与下层的幻灭,现在扩展到全国。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总结了1946年人们的普遍心情:

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

当战火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部队之间再次燃起时,大、中学的学生和教师的示威与“绝食罢课”,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全国范围内对和平的渴望。中共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和平愿望,将矛头引向在迟缓的制宪过程中止步不前的国民党。在战争后期滋长的反政府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数量日增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共看作唯一能够为他们带来自由、民主和新中国的政党。于是,中共在1949年取得军事胜利的前夕,实际上已拿握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

在这种混乱和骚动的不安气氛中,文艺界日益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当一批批作家和艺术家从内地返回,或者从日本占领下的半隐居状态重新出现时,东部城市恢复了文艺活动的中心地位。重庆出版的杂志迁到了上海或者北平。新的报刊创刊,老的报刊复刊。书籍用质量较好的纸张重新印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它匆忙地主持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一次大张旗鼓的鲁迅逝世十周年(1946年)纪念会,并再版他的全集。

这个重新组建的协会,尽管维持联合阵线的外表,但显然受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控制。左翼作家还控制了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有些成为左翼作家的专门论坛(如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另一些由于左翼作家的名声,不得不刊登一些左翼作品。“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开明的代言人闻一多于1946年7 月15日被刺,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事业。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暴行。而少量值得注意的非共产党小说作品——钱钟书的《围城》(1947年)、巴金的《寒夜》(1947年)以及师陀的《结婚》(1947年)的出现,对左翼文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它们只是创作整体中“孤立的例子”,完全无力抵挡正在高涨的新的共产党文学的浪潮。

甚至夏志清,一个公开自称的反共分子,也特别提到1945—1949年时期是共产党地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高峰创作期。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还出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9年)、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1949年)和欧阳山的《高乾大》(1946年)等作品。在诗歌方面,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45年)成功地采用陕北民歌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爱情故事。继《白毛女》的成功,另一民间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好评。

与共产党控制区创作的勃发情况相反,城市文坛在这段时期相对说来较贫瘠。出版的大多数作品是重新发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说和诗歌。在翻译领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楼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罗曼·罗兰、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以多卷丛书的形式介绍给人们。根据报道,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Gone withthe wind ) 》,由多才多艺的傅东华以简洁贴切的《飘》为题译成中文。

城市里的主要创作媒介是电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戏剧。这两种体裁曾经有过相濡以沫的密切关系。中国电影业从一开始就使用戏剧界的人材。在战争年代,电影从业人员加入了大量的剧团为国家效力。随着战争的结束,戏剧完成了宣传鼓动的使命;大多数业余剧团都解散了。美国影片(日本占领期间禁映)的涌入,更加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战后的几年是中国现代电影的黄金时期。

这一新体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电影业雇用了文艺界第一流的人才张爱玲、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和曹禺,他们写作原本的影片脚本;另一些戏剧家(如柯灵)是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专家。战争期间写得最好的一些剧作——尤其是《正气歌》(写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和《清宫怨》——都拍成了精彩的电影。小说作品是改编的另一丰富源泉。在有些情况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电影剧本甚至超过了原著。为了促进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田汉与洪深充当了上海两家主要报纸《大公报》和《新闻报》的电影特刊的编辑;最后,刘琼、石挥、白杨及胡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最初在剧团里得到锻炼)的演技,也达到了微妙老练的高超境地。

这一新的类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都优于纯电影。一部影片的质量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它的脚本和演技,而不是视觉技术(摄影技巧、灯光、剪辑、蒙太奇等等)。因此,电影可以看作戏剧文学的创造性的延伸。电影媒介不仅从文学借用一些人员,而且从文学借用其典型的“摆脱不了的情思”。其一是战后的混乱。来自重庆的所谓“接收大员”们专横和不正当的行径——他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没收以前与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财产以饱私囊——在袁俊(张骏祥)执导的《还乡日记》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评。许多制片人专注于中国城市里的贫富悬殊。《假凤虚凰》是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影片之一,它以一种轻快、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理发匠如何装扮成一个富家子弟,追求一个同样贫穷却假装富有的女人的故事。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但是场景变成了上海的贫民窟。这个时期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单纯出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择了后者。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毛泽东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但是作为最近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 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30年代的主要创作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20年代晚期与30年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1936年鲁迅的逝世与1937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1942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50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30年代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的:清朝最后10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毛泽东主义的准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正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