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密码》049. “建设新赣南”计划出台


蒋经国禁烟禁赌禁娼、扫除“土匪”和其他“坏分子”之后,赣南“烂局”基本收拾好了;通过宣传和组织抗战活动,把赣南民众发动起来了;办过“青干班”后,又培养了一批为他所用的干部,紧接着他该出台新政了。他从溪口一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就急忙回到赣南搞他的“宏图大业”了。他雄心勃勃地发动一项建设计划,要把赣南改造成模范经济区,正式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响亮口号。

1940年1月间,蒋专员召开“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会议地点在赣州群乐大戏院,会期为一周。蒋经国说:“为什么要把这次会议在群乐剧院开呢?是因为通过这个会去贯彻‘建设新赣南’的方针,就能使赣南人民‘群’众都过快‘乐’幸福的日子。”

到会者将近二百人,包括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以上人员,各附属单位主要人员,各县县长、秘书、主要科长、参议会议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动员委员会书记长、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特邀民众代表等。请了省政府代表省府委员李德钊到会指导,还请了党团代表列席。这是赣南一次大规模的行政会议。鞭炮轰鸣,军乐阵阵,气氛热烈。

会上主要是听取蒋专员“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的报告。蒋专员身穿草绿色哔叽中山服,胸佩主席团的红花绸带,神采奕奕,春风满面。他在开幕词中作了题为《吃苦、冒险、创造、建设新赣南》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要把赣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区”。具体要达到的目标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

“三年计划”中数这“五有”最打动人心,最具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数这“五有”最“乌托邦”最难实现。历朝历代任何政权,都不可能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如果能使多数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做,就很不错了。但小蒋年轻气盛,敢想敢说,竟然吹出了那么大的牛皮。

他的愿望是好的,也希望能在他治理的地方实现“五有”,主观上不想吹牛皮。在“三年计划”中,列举了发展钢铁、机器、电力等重工业的项目;农业实现机械化,兴建水利工程;赣南各县城镇都将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人民都享有充分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这一计划,内容包罗万象,诸如农林、工商、文教、卫生、采矿等等都作了具体计划和安排,甚至每户居民若干年后拥有多少辆土车、能吃到多少斤猪肉,都列入了计划,有人称之为“丰富多样的菜单子”。

为了实现“三年计划”,他要求青年到天空去(航空)、到海洋去(航海)、到矿山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要实现“五有”,青年就要首先做到“五到”。

他豪情满怀,想象力丰富得很,站在讲台上挥手远眺,设想以后的赣南是“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二万人,大礼堂之中正在放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屏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

章亚若去参加了这个誓师大会。她看到小蒋精精神神地站在检阅台上,以宏亮的嗓门提出了“吃苦、冒险、创造,建设新赣南;奋斗、牺牲,实现三年计划”的口号,调门挺高地大肆宣称他要在赣南“坚决打倒封建势力”,开创“赣南的新时代”,要建设“五有的新天地”。章亚若的心被鼓舞得热呼呼的,对她仰慕爱恋的人更加仰慕爱恋。

在闭幕式上,春风得意的蒋专员又作了《奋斗、牺牲,实现三年计划》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他讲得格外宏亮高亢,声震屋瓦:“今天,我们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坚持抗战。我们坚决相信,一定能够消灭日本强盗,取得最后胜利!但是,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艰苦奋斗去争取,才能得到。因此,我们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以建国的成果充实抗战的力量,用抗战的力量保卫建国的进行。赣南是东南大后方,有丰富的资源,有勤劳的老百姓,只要大家齐心努力建设新赣南,一定可以成功。建设新赣南能够成功,就必定可以充实抗战的力量,对赣南地方的老百姓必将带来幸福的生活……”

他作报告后,分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贸易等小组进行了讨论,要出席人员提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宝贵意见。这个三年计划的参与制定者,除原四大秘书外,还有新来的主任秘书周灵钧,还有李守廉(视察)、黄密(科长、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总公司经理)、洪仪(专署财政科长)、文华(教育科长)、周守璜(视察、龙南县长)、刘文渊(视察、上犹县长)、吴寄萍(正气中学校务主任)、吴光珍(视察),他们大都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对于行政工作可谓“科班”出身。

这次大会是建设新赣南的序曲,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从此拉开了建设新赣南的帷幕。

小蒋是位既会讲大话又会干实事的人,会开过了就要行动。他本人就是部行动的火车头,他要把专署机关和各县机关的列车带动起来,以身作则树立机关新风,朝着他的“建设新赣南目标”前进。

蒋专员特意制发了银质“公仆”徽章和帽子给干部佩戴,以醒目地表明其“公仆”身份。起初,戴这种徽章和帽子在大街行走,有的干部感到怪不好意思的,也常引起路人的好奇观看,他们往往一出大门即把徽章和帽子摘掉,等回来时再佩戴好,专门应付蒋专员的检查。不过,蒋专员还是走到哪里就戴到那里,大大方方,自自然然。

小蒋是赣南的第一号“公仆”,他兼职很多,除了专员还兼任区保安司令、赣县县长,以后又兼赣州镇镇长和西津路保长(大公路专署所在地,此保实际就是管辖机关),还兼铁盔塘甲长(因为他住在铁盔塘,在那里做了房子)。他这样身兼各级一直到基层行政职务,一竿子插到底,既可以体会各级行政人员的甜酸苦辣和工作方法,又可以检验自己的行政命令,也是更好地接近民众的举措。

蒋经国经常与普通公职人员一起参加活动。那时,赣州专署、区保安司令部、赣县县政府合署办公,所有职员,一律佩带红色底板,中间书有“公仆”两个白字,形如纽扣大小的证章。各直属机关的职员,每天早晨天刚亮听起床号起床,然后到中正公园做早操,大约二百人左右,按科室列队一般由区保安副司令沈传蕃整队,在公园场地齐步走二三圈后,跑步出公园南门,经文清路、阳明路、中正路、中山路、章贡路,到西津路北端县府宿舍门口解散。跑步时沿途高呼“一、二、三、四”和口号,这叫“晨呼”。蒋专员不公出时也经常参加早操。“晨呼”的意思是,唤起民心,振作起来,朝气蓬勃地抗战建国,打败日寇,建设新赣南。

跑步毕,大家围成一个圈圈,听蒋经国演讲说笑话。为了活跃气氛,这天早上他讲了个这样的笑话:“什么人适合做什么事,只要看这个人戴的帽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帽子戴得很正的,就忠诚老实,适合当保管;帽子戴在后面的,性情就粗暴急躁,适合打先烽;帽子戴得稍微斜一点的,头脑就冷静,有智慧,有韬略,适合做领导。”大家看着他戴得有点斜的“适合做领导”的帽子,“轰”一声笑了。

接着他叫人写好一个“羊”字、一个“猴”字,叫大家来抽签。专署干部小李抽到一个“猴”字,蒋经国抽到一个“羊”字。猴子骑羊,他自动伏在地上要小李这个“猴子”骑在他背上,他规规距距爬了几步,起来说:“小李!我也要当一下猴子。”他显得谦和,但不肯吃亏,被部下骑了就要反过来骑部下。他骑在小李背上走了几步才罢,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他是用这种早操和讲笑话、游戏的方式,来发动和凝聚机关群众,让全专署各机关都像他一样朝气蓬勃和风风火火起来,以便带动全赣南都朝气蓬勃和风风火火起来,建设他的和赣南人民的新赣南。

每天7时半早餐,8时都到大公路一号合署办公地址上班。上班前举行升旗仪式,所有公职人员以专、县两级对口科室单位混合列队,齐集升旗台前,专署科长、主任为班长,县府科室科长、主任为副班长,班长点名向值星官报告当日实到人数。有特殊情况不能赶到升旗的,应事先托人向班长请假。无故缺席者,一次警告,二次记过,三次记大过。蒋专员未出差时,一般都参加。仪式前,主持人讲话,内容多半是昨天发生的突出事情或批评某科室、某人,有时也布置当天公务。

蒋专员对公文处理很注意效率,他经常到各办公室抽查职员们的卷宗夹(按公文的时间性强弱,把卷宗分为红、黄、绿、白色四种),看看有无积压文件。专署规定:急件随到随办,紧要公文当天办出。重要公文三天内办出,次要公文五天内办毕,普通公文一周内办完,依据收发回文期计算,承办人员,如有无故积压延误的,视文件影响情节,轻则警告(升旗式前或纪念周时指出),重则记过、降职。蒋专员发现谁的办公桌抽屉杂乱不堪,也会幽默地当即进行批评。

蒋专员在赣州的时候,上午大部分时间在办公室处理公务,下午经常骑三轮摩托去农村、学校和专署所属县检查工作,去泰和省政府公干,有时也是骑车去。

他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大造“建设新赣南”的舆论。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的《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作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又办了《江西青年》刊,办了新赣南出版社和文化书社。这样一来,就通过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

他感到这样还不够普及,看报看刊看书的人毕竟少。他要把“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推广到民间,把这些动听的口号在赣南十一个县的城乡要道、公共场所等地用醒目的大字到处涂写,并通令各行政基层人员向全体赣南人民广为宣传,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他培养的三青团干部和宣慰团派上了用场,街头巷尾,特别在汽车站、轮渡码头、路边茶亭的墙头上都刷写了标语,没有墙头的就用木板,大字醒目标出“五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出来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要具体得多,动人得多。

他在苏联学会了造舆论的一套手法,声势造得很大,决心也下得很大,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甚至几百万人来工作!”只是开始的时候不见什么具体措施,连个具体促进的机构都没有,至于达到什么指标,更是无从谈起了,先轰起来再说。

当时有人就评论说,蒋专员这套计划不过是从苏联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搬过来的,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赣南当时没有一座高压电线塔,没有一处成型的水库,没有一部拖拉机;没有一所科学实验室;没有一所大学;专员公署没有一个曾经从事实际业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许多“没有”的基础上,要建设现代化的“五有”,谈何容易。但那么落后封闭的赣南,总得有人去改变,蒋专员既然有“太子”身份又愿意干事,都欢迎他折腾折腾,取法乎“五有”,仅得个“三有”“二有”的也好,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嘛。

后来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慢慢具体起来。从1940年起,他在赣州创办了“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先后培训了大约四百名左右的干部,分派赣南各县做基层领导工作。专员公署设置了一些经济开发单位。

蒋经国到任前,赣南的经济主力是矿业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品只够地区消费量的一半。他推动兴办工厂发展赣州工业,成立一些小型工厂,如碾米厂、烧窑等等乡村企业。从上海迁来缝纫机械厂、吉挺机械厂,以后合并为通用机械厂,以后又改名为气压机厂,再分为齿轮厂和赣南机械厂。现在赣州的江西省齿轮箱总厂 ,其发展历史,即可追溯到三十年代末蒋经国从上海迁来的两家机械厂。蒋经国还从其家乡奉化溪口迁去武岭罐头厂,对赣州食品工业的发展,也曾产生一定的作用。

小蒋还试行“耕者有其田”,在离赣州城十多里的吉埠,信丰县的游州,上犹县的广田,大余县的左拔,南康县的横市、坪市等乡村,搞了“耕者有其田”的示范区。其办法是按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设想,把地主多余的土地收买过来,发给农民耕种,分若干年逐步偿还。新组训的农业官员下乡,鼓励农民养蚕,并发动每个“保”(百户为一保)挖掘一个池塘,不仅可以养鱼,还能用来灌溉菜园。

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人人有饭吃”的问题。当时的赣南有许多老百姓吃不饱,但有三类人是没饭吃,一类是犯人,一类是讨饭佬,一类是鳏寡孤独残者。

小蒋解决第一第二类人的吃饭问题,先是救济,后来变救济为自力,犯人坐吃山空,讨饭的四处讨吃,没有保障。蒋经国仿效苏联的办法,办起强民习艺工厂,让犯人和讨饭佬都参加劳动,让有劳动力而没有自由或有自由而好吃懒做的人,自食其力。

鳏寡孤独残的人没人管,没饭吃,就让他们每天就到“救济食堂”吃饭去。

在赣州市体现“建设新赣南”则是开拓街道改善市容。蒋经国曾亲自带领专署人员到建国路参加拓路劳动。他身穿背心短裤,领唱着《大路歌》,领头拉石滚辗压路面,为建设新赣南干得十分卖力。

开拓街道改善市容需要大把的钱,钱从哪里来?小蒋有办法。

赣州市区北门外和赤珠岭、煤油场一带,隔河相望,却没有桥梁过河,往来行人全靠渡船往返,人在渡口候船既拥挤又费时间,很不方便。

有一次,日机轰炸北门城内的赣州发电厂,炸弹偏落在城外渡口附近。恰巧那天蒋经国和曹副官前往赤珠岭青干班,在渡口候船,不免受到一场虚惊。于是蒋经国想到不能使渡口停集太多的行人,那不是找挨炸吗?他要在这里修建一座浮桥,既可便利城乡交通,又有利于防空疏散人口。

建桥之议既定,但一时缺乏营建资金,不知哪位高人献策,由蒋专员出面请客,用即席写缘的方式,筹集建桥资金,桥名定为“忠孝桥”。

掏富人的腰包,小蒋认为是个办法。于是,事先发出宴请礼帖,把地方富绅、银行经理、企业老板均列为上宾,在赣州公园励志社设西餐,由蒋经国亲临作东。那天,赴宴者个个衣冠楚楚,他们看到宴厅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很够面子,人人兴高采烈。

宾客次第来临,蒋经国频频引车请座,仪态谦逊,问话寒暄,宾客们更是受宠若惊。当白衣侍者递上香茗、点心,小蒋便起立发言,大意是筹建北门浮桥,邀请共商营建经费,希望大家共襄促成。开始,在座宾客对此倡议无不表示热烈赞成,但后来轮到掏腰包了就未免踌躇,由于对捐献数目未便硬性分摊,席间不免交头接耳,一番议论过后,仍未获要领。不料蒋专员成竹在胸,早有点子,他把事先做好的“福、禄、寿”三个字的彩券拿出,说明用摸彩方式作为认捐数额,凡摸到“福”字的认捐二千元,“禄”字的一千五百元,“寿”字的一千元。饭场气氛立即活跃,谁不想得到“福禄寿”呀!接着当众摸彩,开彩。结果中央银行经理李寿如摸到“福”字,应捐二千元;中国银行经理蔡慎斋摸到“禄”字,应捐一千五百元;赣南锡业管理处代理处长王邦范摸到“寿”字,应捐一千元。

蒋经国笑嘻嘻地拿着一张彩券交给王邦范,口里说:“恭喜你得寿字彩,认捐一千元。”王邦范只好认了。

因为“福、禄、寿”三个彩已分定,认捐基数差不多够了数目,其他在座的光大火柴厂经理余行鲁、江西建设银行行长胡钟英等人,就自动写上本人的认捐数目。这时,席间空气突然活跃。原来摸得头彩“福”字的李寿如,他的名字有个寿字,大家正在对他逗笑:“李经理既有寿,又添福,可谓‘福寿双全’,多捐一千元共襄善举,理当,理当!”弄得李寿如哭笑不得,欢喜地掏腰包认倒霉。

事后,大家都按认捐数付清了款。于是人们说:“蒋专员取财有道,花样也新鲜。”

扩建好街道,就着力整顿市容。当时赣州的街道和戏院,都由童子军中队的小孩维持秩序。这些从沦陷区收容来的难童,每天上课以后,他们的工作便是在公共场所值勤。赣州的戏院、电影院不准抽烟和戴礼帽、草帽(妨碍视线),如有发现,他们会先向你举手敬礼,然后请你到吸烟室去或请你把帽于取下来,很有礼貌,观众也不会对孩子有意见。那时,一些后方医院的伤残军人,在别的城市公共场所甚至大街小巷经常无理取闹,可是在赣州就不敢放肆。戏院老板每天按政府规定人数发给伤兵戏票,由医院实行轮流去看戏,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赣州的大街小巷都很清洁,也很难发现吵架相打的人,日常有警察和童子军巡逻,如经他们调解无效,马上被带去派出所评理,谁愿意因点小事去吃官司呢?街上的乞丐很少,这些乞丐平时被收容在养济院打草鞋、搓草绳,初一、十五才准上街讨米、讨钱。因为这些措施执行得好,所以赣州的市容有人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