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第45章 舞女大闹当局


做为大事的杜月笙,位居众人之上,向来说一不二惯了,而却受到了国民党当局包括“老朋友”蒋介石的不断打击,当然是火不打一处来了。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便想方设法地捣乱,以达到出口恶气的目的。

1946年11月29日,由于寒流提早南下,天空明惨惨的,西北风刮过马路,卷起片片枯黄的落叶,匆匆赶路的行人都紧绷着脸,仿佛要对老天爷喷发满腔的怒火。就在这时,只见坐落在金陵路上的黄浦警察分局门前,挤满了约三千多个摊贩,把个马路围得水泄不通。

市民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摊贩聚在一起。上前一打听,原来摊贩们不是来这里设摊, 而是赤手空拳, 排成队列成行,挥舞拳头,对着警察局愤怒地高呼:“撤销取缔摊贩的决定!”“我们要吃饭!”

1946年7月,上海市政会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从8月1日起,黄浦、老间两区的摊贩必须停止营业,以免“有碍观瞻”和“有碍交通”。当时,随着工厂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他们只能在马路上摆了摊子,做点小生意来养家糊口。当局不思救济,反而制造借口取缔摊贩,这分明是把失业工人朝绝路上逼。

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立刻让一些徒子徒孙混入摊贩中去,煽动他们的情绪,使摊贩们愤怒起来,而乘机制造混乱,好从中看当局的笑话。

8月1日以后,南京路上往三步一小摊、五步一大摊的现象少了;巡逻的警察,看到摊点就掀,遇见摊贩就抓。摊贩们不照市政局的决定,固定的摊点不能设,他们就打游击,警察一来,他们就转移,警察一走,他们又回来,就这样,为了活口,他们既要辛辛苦苦地做生意,又要东躲西藏,免被警察抓住和罚没货物。即使这样,每天仍有许多摊贩被抓进看守所,遭到拘禁和拷打。

摊贩们在警察局里不顾威胁,豁出命质问当局:政府不给我们工作做,又不让我们的小生意,叫我们怎么活?我们一不偷二不抢,自己找一条活路走,碍了什么“交通”?影响谁的“观瞻”?堂堂中国人的马路,倒让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还撞死人,这才真是有碍交通呢!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请警察老爷们看看,马路上老是有人饿死、冻死,对这种“有碍观瞻”的事,你们睁只眼闭只限,良心让狗吃了!警察们辩不过摊贩,恼羞成怒,动辄拳打脚踢,还不给饭吃,把一个个摊贩弄得半死不活。

狱外的摊贩们听得狱中的兄弟遭此待遇,感到走投无路,便抱成团,走上街头,为解救自己的兄弟,为求自己的生存,来到警察局前示威抗议。

密切现注着这件事的动态,见机会成熟,便对一些当警察的徒子徒孙发出指令:让他们伺机制造事端。

下午三点左右,大批警察、宪兵突然包围了求威的摊贩,先是喷射水龙,然后举枪射击,当场打死七人,打伤的人则不计其数。摊贩们愤怒了,发誓决不后退,要斗争到底!

12月1日凌晨,更多销摊贩向黄浦警察分局涌来。警察又悍然开枪打死示威群众十人,打伤一百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上海的市民们闻讯后,深为摊贩们的惨死悲拗,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支持摊贩们的正义斗争。全市商店一齐停业,许多公共车辆停止行驶。马路上示威的摊贩队伍越来越壮大。警察吓慌了,一个个都不敢上岗。最后,国民党当局眼见局面实在不好收拾,不得不释放了全部被捕的摊贩,撤销了取缔摊贩的命令。

杜月笙原以为市民们闹大了,当局无法解决,就会来找他出现,未曾想,一直也没有人来找他。

1948年2月1日上午,当时任国民党伪国大代表、三青团上海市委委员的范锡品驾车前往市社会局。车子刚到社会局门口,就“嘎”地一声被拦下了。范锡品一阵紧张,探头一看,只见社会局四周已由“飞行堡垒”和武装警察层层布防,交通完全断绝,只有红色警备车开进开出。

凭着市参议员的卡片,范锡品才得以进入社会局。可眼前的情是让他惊呆了:社会局的办公大楼已成空架,到处都是被砸毁的门窗桌椅,电话线也被拉断,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画像被扔在地上,踩了个稀巴烂。顿时,他的心“咯噔”一下抽紧了,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原来,1947年6、7月间,为了“整饬军纪,”国民党行政院颁布了一个禁舞令。说什么:前方在打仗,后方却歌舞升平,这样会影响士气民心。当局以所谓“妨害风化”为名,命令全国限期关闭所有舞厅。

当时,上海是全国舞厅最多的地方,计有大小舞厅二十六家,其中以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静安寺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米高美等舞厅,最为有名。舞厅中,领有执照伴舞的舞女多时达八百多人,职工包括侍应生、领班和杂勤人员五百多人,乐队从业人员二百多人,另有资方代理人,”企业管理员和所谓社侦人员三百多人,这样,直接依靠舞厅生活的人数有两千余人,如果以每人一家五口计算,全市就达一万多人靠舞厅维持生活。

禁舞令下达后,舞厅业职工和舞女们顿感生计无着,于是纷纷起来,反对禁舞。这些舞厅,有不少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开的,还有不少是受杜月笙保护的,这一禁,当然也断了杜月笙的财路。所以,杜月笙密令两个舞厅老板,把舞女们组织起来,与当局对抗。由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子出面和警察及官爷们斗,谅他们也不敢把人怎么样,而且能引起社会上的人的广泛的同情。

原来一盘散沙的舞女们很快被组织起来,百乐门的陈兰茵,大都会的孟燕,扬子的孙致敏等七人发起和筹组上海舞女联谊会。不久,就在南京东路新世界商场楼上召开了第一次舞女代表大会。舞会联谊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取争各界声援,要求当局应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

范锡品受托曾为舞厅业职工会的类似要求向社会局交涉过,可国民党政府执意禁舞,不愿交涉。

为了平息舞女的愤怒,当局抛出了“分批抽签禁舞”的花招。

1948年1月31日下午,全市各舞厅的舞女和职工二千多人,在新仙林舞厅集会,会议进行到一半,突然传来消息;社会局已经开始抽签禁舞,首批被禁的除了几家小舞厅,还有两家大舞厅。

消息激怒了与会群众,迫于生计,大家立即停止会议,举着数以平计的横幅、标语结队到社会局门口请愿。可请愿舞女在寒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社会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这下可惹怒了舞女们,她们愤怒地冲进楼去,与阻拦的军警发生冲突。军警挥棍打人,舞女以竹旗杆为武器。同军警对打,军警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的,舞女也有被打得嚎啕大哭的。

舞女痛打社会局后,当夜有五六百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审讯后,舞女们毫无畏惧,继续与当局的禁舞令斗争。当时才十七岁的舞女联谊会总干事金梅义正辞严地回答审问官:“我们舞女们为了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到社会局请愿,这有什么错?政府竟派军警打我们手无寸铁的舞女,你们是打手!你们才应该受审!”

监狱外,各界人士纷纷为舞女伸冤说理,范锡品也积极活动,营救被捕人员。慑于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和舆论的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最后不得不取消禁令,并释放了被捕人员。

这两件事,使杜月笙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在上海滩已一落千丈。要是放在二三十年代,就是他躲到老鼠洞里去,当局也要把他找出来,要他以其在上海滩上的地位和影响,去平息这些事态。但现在,他早已做好准备,坐在家里等着,但却没有人上门。蒋先生和他的那帮党国要员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似乎忘掉他了。

杜月笙十分怀念那些辉煌的日子。那些日子里,在上海这个大都会,他简直是众人之“父”,拥有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活力,去平息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当然,也能鼓动起任何一件事。

而这一切,都不再来了。

闲暇的时候,杜月笙不常和朋友们聚会,主要是范绍增等人。但黄金荣那里,他那少去了。这老家伙近80岁了,听力不济,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与他交谈十分吃力。另一个铁哥们张啸林原先就住在旁边,但他却被自己设计给杀掉了。看来,他们是老了,上海这块土地上,将不再需要他们了。

许多夜晚,眺望茫茫夜空,杜月笙都有一种求日将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