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派系谈》06章 阎系军阀(阎锡山)


上一章在谈到冯玉祥及其冯系军阀时,四、五两节都提到阎锡山这位人物,本章就专门谈谈这位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山西“土皇帝”及其以他为首的晋系军阀集团。

阎锡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扶养。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随父阎书堂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习经商。1900年,父子俩在一次买空卖空的“打虎生意”中蚀了大本,只得逃离县城,回到河边村。不久,为避债又逃到太原,阎锡山经人介绍进裕盛店当了伙计。阎锡山不甘心在店里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武备学堂,他认为这是跻身官场之路,于是应机报考。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

1904年,阎锡山考取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了冈村宁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并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

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和太原四处活动,获得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的位置,三个月后升任监督。之后,他又积极谋取兵权,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在此期间,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讨好清朝官吏和立宪派,抓住兵权;一方面组织以同盟会员和反清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以图在革命到来时作为自己的资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与八十五标标统黄国良及温寿泉等策划太原起义,由八十五标首先发动。10月29日,八十五标在第二管管带姚以价的指挥下率部起义,攻打抚署。在太原起义的过程中,阎锡山也玩弄两面手法,一面给所部下令,称“八十五标兵变”,调动一部分兵力协助清军保护抚署;一面密令余部相机击溃抗拒起义的巡防马队营。而他则躲在大教场东北的树林里,派人四处观察打探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以便看风使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起义已成定局时,他便公开率部参加起义。

太原起义成功,为选举山西都督,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展开了争斗。在公选会议上,有选举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在表决的关键时刻,阎锡山的亲信张树帜持枪跳上主席台,大声说道:“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就这样,阎锡山、温寿泉分别当选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义后,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吴禄贞早已参加了革命党,当领兵进至石家庄后,即前往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决定挥戈进京,扫除清室。对此,清廷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惊恐万分,便以重金贿买吴禄贞旧部周符麟,设计将吴刺杀。随后,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领第三镇曹锟所部进攻山西。阎锡山只得撤离太原,向北进军,攻取大同,又会合吴行芳、张培梅带领的雁门、怀仁两部民军,攻占包头。

1912年2月,汪清帝下诏退位,南北政府和议告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阎锡山看到形势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凯借口阎锡山弃省出走,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电令其不准擅自行动。阎锡山焦急万分,他马上施展手腕,急电亲信南桂馨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一面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的董崇仁进京,千方百计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终于在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阎锡山回到太原后,深知要坐稳都督的宝座,就必须要讨好袁世凯。他派人长驻北京,贿赂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世凯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长住,作为人质。1912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阎锡山虽在这次革命中袖手旁观,但因他是同盟会员出身,袁世凯也不轻易放过,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想寻机剪除。但阎锡山每次都俯首恭顺,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惧的样子,使袁世凯认为他没有反骨,不仅没有撤他的职,还封他为“同武将军”。此时,阎锡山已完全卖身投靠袁世凯,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对革命的旗号既不举起,也不放下,而是见机行事。

1915年,袁世凯要实行称帝,阎锡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之后,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世凯登基称帝。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的所为,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于是,不择手段,要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先以“独断军事”等罪名,将与他一起发动辛亥太原起义的黄国良撤去旅长之职,后又把他赶出山西。又将曾利用来联络袁世凯的晋南镇使董崇仁撤职。继而逼令曾在阎出走包头时出过大力的晋北镇守使孔庚交出军权。阎锡山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到军队之中。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兼任省长。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于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讨好当时的手握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因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段祺瑞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中阎锡山的一身了。

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实质是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进行大规模的扩军。

晋军初建于1912年。当时阎锡山从包头返回太原后,组建军队为一个师,师辖两个旅,旅辖两个团。另有直辖炮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1914年,阎锡山派孔庚率部参加了袁世凯的“征蒙”行动。事平后孔庚师留驻包头。由于孔庚原为吴禄贞的部下,且在部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所以为阎锡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纵张培梅、张树帜等发动兵变。1914年6月1日夜,变兵几十人闯入孔庚的办公室、寝室,开枪射击。孔庚藏于天花板上未被击中,变兵抢劫后逃去。孔庚对此兵变不谙内情,乱杀官兵四十余人。阎锡山以此兵变为口实,将孔师缩编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为旅长。阎锡山将编余士兵另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晋军就扩编成三个混成旅。1917年8月,阎锡山将所部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骑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1918年底,阎锡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

阎锡山通过不断扩军,壮大军事实力,巩固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同时,使得晋系成为了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直、奉等几大派系,各派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自己的地盘展开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在军阀混战中,阎锡山坐镇山西,规测方向,看风使舵,扩张势力,准备在适当的时刻与各路群雄一较高下。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双方都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但阎锡山见局势不明,采取中立态度,暗中却派他的参谋主任台寿民到北京、天津探听情况。待冯玉祥反直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后,他见曹锟、吴佩孚已倒,大局将定,便联合冯玉祥、张作霖出兵石家庄,致使直军兵败,直系倒台。于是,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组成北京政府,段祺瑞任临时总执政。阎锡山因出兵讨曹、吴有功,得以继续统治山西。

1926年春,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重新修好,联合段祺瑞,排斥冯玉祥,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讨赤战争”。阎锡山仍然两面讨好,见机行事。一方面对冯军表示友好态度,一方面又暗中协助吴佩孚,阻隔河南国民军与直隶间的联系,使冯军处于直、奉、晋三军的包围之中。冯军调整部署,决定先击破山西,宋哲元率部从杀虎口、得胜口分数路合击大同。这时,阎锡山公开与张作霖、吴佩孚合作,派兵死守关口及重镇,阻挡国民军的进攻。在直、奉、晋三方军阀的联合攻击下,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冯军被击败,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势将国民军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收编,编为自己的三个师,还派商震率部一路追杀,攻至绥远城。这样,阎锡山的地盘由山西扩大至绥远。随即,他着手进行山西第二次扩军,把部队扩充为十七个师又八个炮兵团,军队亦改名为晋绥军。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出兵响应北伐。阎锡山为讨好冯玉祥,把收编西北军的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三个师归还给他,而阎锡山自己则伺机观变,按兵不动。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广州国民政府派代表到太原,请阎锡山派人到武汉商讨参加北伐事宜。阎锡山派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赵丕廉到武汉会见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又到南昌会见了国民革命总司令蒋介石。国民政府请阎锡山早日在山西举事,并授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了解详情后,并不马上表明态度,也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仍持观望态度。冯玉祥多次催促他出兵讨奉,他置之不理。到了1927年6月,北伐军会师郑州,奉军溃败北撤,他认为时机已到,才宣布就职,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正式归属国民政府,并出兵娘子关,占领石家庄。随后,他又按兵不动,保存实力。7月,他在山西实行“清党”运动,同时,又进行了山西第三次扩军,收编了一些地方部队,把晋绥军统编为七个军。

对阎锡山的易帜,张作霖甚为不满,派人到山西拉拢,并以“安国军政府”副元帅相许。阎锡山表示,虽然易帜,但不一定与奉张决裂。张作霖见阎锡山按兵不动,加上宁汉不和,蒋介石被逼下野时之机,率兵南下反攻,一路攻打在河南的武汉国民政府之张发奎部,一路沿津浦线援救孙传芳。与此同时,张作霖也派于珍前往丰镇平地泉一带部署军事。阎锡山察觉此举是针对自己来的,便于1927年9月,公开与张作霖决裂,向奉军发起攻击,爆发了晋奉之战。

开战之初,晋军占主动地位。阎锡山以徐永昌为右路军总指挥、孙楚为前敌指挥,集中四个军的步兵附以骑兵和炮兵,沿京汉路西侧前进。以商震为总指挥,张荫梧为前敌指挥的左路军,集中两个军的步兵附以骑兵、炮兵沿京绥路两侧前进。另以傅作义及李服膺两部,出蔚县走山路,直取北京。晋军开战告捷,右路军占领石家庄、新县,向望都攻击,左路占领宣化。10月7日,奉军反攻。激战十天,奉军在京汉线占领了定州、正定、石家庄;在京绥线占领了宣化、张家口、柴沟堡。晋军全线撤退。奉军又集中号称三十万大军,张学良、韩麟春部沿京汉线,张作相、万福麟部沿京绥线大举攻击。晋军凭险固守,奉军无法突破晋军防线,战争呈胶着状态。从10月15日双方开始了围绕涿州的为时三个月的空前激烈的攻守战,直到1928年1月12日晋军撤退,奉军和平接受涿州城,战事始告结束。

晋军失败后,冯玉祥部也受到奉军的威胁,阎、冯为了摆脱困境,联名致电下野后留居日本的蒋介石回国,主持“北伐”战争,共同对付张作霖。不久,蒋介石从日本回到南京,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2月,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军队,成立四个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国民军编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阎军一举夺取石家庄,收复大同,进而攻打保定。与此同时,他派人潜入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勾结。新井表示:“阎军如果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放一枪,唾手可得。”阎锡山得到日军许诺后,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张学良放弃保定北撤,6月,阎军不战而相继占领北京、天津。面对这一事实,蒋介石也只好委任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举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至此,阎锡山通过投机手段兼并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市,势力骤然扩大。

在此期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不断扩编,到1928年7月,他已拥有十一个军,辖三十个师。朱绶光为参谋长,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作义、丰玉玺、张荫梧、谭庆林、李维新、徐源泉、方玉晋分任各军军长。此外,李培基、赵承绶、孙楚、高鸿文、王靖国、李服膺、李生达、周玳、杨澄源、彭毓斌、史泽波、陈长捷等都是他的重要将领。

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企图利用编遣会议,削弱非嫡系部队,使得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1929年3月至6月,爆发了蒋桂战争,阎锡山坐山观虎斗。蒋介石击败桂系后,又转而攻击冯玉祥,先后收买策动冯军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冯玉祥被迫于5月27日通电下野。阎锡山为挟冯以自重,向蒋讨价还价,于6月将冯玉祥诱骗到太原,随后将冯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同年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各地实力派的兵力,蒋、阎的矛盾加剧,阎锡山转而实行联冯抗蒋的方针。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通电反蒋,分三路进攻河南。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又按兵不动。蒋介石见有机可乘,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阎锡山又被蒋介石拉拢过去,宣布就任此职,冯玉祥再遭软禁,冯军被迫退至潼关以西。1930年1月,冯玉祥密令西北军将领主动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闻讯,担心蒋冯合作对付自己,急忙主动与冯玉祥修好,3月8日,冯玉祥回一潼关。

在蒋冯冲突的同时,蒋介石与唐生智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阎锡山开始时与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联系,策划联合反蒋。但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石友三均被蒋拉拢,背弃前约,出兵助蒋讨唐。唐生智战败,残部被蒋、阎改编。

阎锡山就是这样,在军阀混战之中,看风使舵,处处投机钻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终于有一天,他要和蒋介石直接较量,争夺最高领导权。

在桂系、冯系、唐系先后遭到蒋介石的打击时,阎锡山靠着他的投机本领,使晋系得到了发展。但是,阎锡山心里也明白,蒋介石虽然处处处利用他,但当蒋介石打败了桂、冯、唐等派系后,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自己了,他和蒋介石的下面交锋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他也知道,光凭晋系的力量无法对抗蒋介石的打击,必然要联络全国的反蒋势力,结成联盟,由自己充当盟主。

1930年1月,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代表南京政府要阎锡山补行就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宣誓仪式。实际上阎锡山早已宣布就职,蒋介石此举无非是逼阎锡山宣誓服从蒋记中央。阎锡山大为不满,于是在1月22日举行的就职宣誓仪式上借机发表演说,驳斥蒋介石的武力统一论,攻击蒋介石的施政方针。接着,阎、蒋之间展开了一场所谓“国是”之争的电报论战。2月10日,阎锡山首先致电蒋介石,指出“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昧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并提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表示请蒋下野。以此电为开端,宁晋之间的电报论战长达两个月,互相责骂,喋喋不休。

在电报战期间,全国反蒋势力纷纷派代表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商定倒蒋事宜,正式形成反蒋阵线。3月14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位将领发出倒蒋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3月21日,阎、冯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个反蒋的大小军阀陆续起而响应。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阎锡山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定集结重兵,组织八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进击。蒋介石亦针锋相对,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于4月4日下令免除阎锡山所任各项职务,并通令拿办;5日,下令讨伐阎锡山。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展开后,阎锡山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作战方略,决定在陇海路豫中方面,平汉路豫南方面,均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路之鲁北方面,则采取攻势,待有进展后,再全线出击。在作了相应兵力部署之后,阎锡山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作战。5月22日起,蒋、冯、阎激战于鲁、豫千里战场。战争初期,冯玉祥军在平汉路及陇海路大败蒋军,晋军也攻占济南,向徐州、蚌埠进逼。但是不久,反蒋派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各派军队各怀异志,一味保存实力,贻误战机。蒋介石乘机调整兵力部署,重点在津浦线上打击晋军。阎锡山即采取守势,使冯军在陇海线上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军孤军作战,形势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反蒋联盟积极在北平筹建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即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北京怀仁堂宣誓就职,这就是北平民国政府,时称“四九小朝廷”。

9月18日,在交战双方都力图争取的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及巨额款项,发表通电,倒向蒋介石,派出十二万东北军大举入关,威胁倒蒋联军的后路。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发表通电声称“愿退避三舍”,令晋军全线撤退,把几百里战线,大片阵地让给蒋军,使冯军措手不及,苦战之后全军瓦解,分别被蒋介石、张学良所改编。就这样,颇有声势的一场倒蒋战争,因阎锡山的懦弱、动摇、破坏而终告失败。当时,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画中:阎锡山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帐本;蒋介石一手拿金钱,一手拿飞机;冯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窝头,把三方在中原大战中的形态描绘得准确、生动。

阎锡山虽然战败,但他不象冯玉祥把老本都赔上,由于他在战争中时时拨动自己的算盘,虽然战败,但总算保住了多年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及其山西老巢。阎锡山败回太原后,对退路作了周密的布置,他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消,成立晋绥警备司令部,安排亲信徐永昌、杨爱源任正副司令,替他看守山西、绥远的地盘。同时,他对地方上有权力的人士也作了收买和布置。然后,他自己化装潜入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暂作寓公,遥控山西。他经常派亲信副官刘升潜回太原,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要徐永昌和杨爱源团结控制晋绥军各军、师长,不要为蒋介石和张学良所收买利用。中原大战后,晋绥军为张学良裁并,表面上,徐永昌、杨爱源接受了张学良的裁编命令,但实际上他们是根据阎锡山的指示作人事调整的。

阎锡山外逃后,山西蒋记国民党省党部大量通缉、开除阎锡山的骨干分子。另外,山西的知识分子也于1931年1月9日成立了山西善后协进会,揭发阎锡山的种种罪行,并派代表分赴南京、北平等地呼吁声援。协进会提出如下要求和号召:(1)山西驻军以师为单位,一律编为国防军,开赴边疆;(2)财政绝对公开,向中央力争2400万金融公债;(3)将山西兵工厂改为农具制造厂,收回正太路;(4)厉行军民分治。2月9日,协进会代表张策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提出了五点要求,基本内容同上。由于阎锡山出逃前,对山西的军政要员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士作了收买和布置,多数人为阎所用,不愿参加这次反阎运动,因而协进会的活动很快也烟消云散。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担心离晋日久,军队离心,老巢倾覆,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回到大同,随即返回五台县河边村。同僚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而他自恃有日本人撑腰,而且预言说:“过不了多久,全国就要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将自顾不暇,对我也无可奈何。”果然,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无暇顾及阎锡山。这时,汪清卫从法国回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又同蒋介石合流,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为了取得清精卫的支持,派亲信赵丕廉驻南京与汪联系,同时,还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活动,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疏通。这时,蒋介石也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于1932年2月,委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1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职,不久,阎锡山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锡山回太原任职以后,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发展山西的轻重工业,同时,也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热河沦陷、华北危急,山西也处于抗日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上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十分恐慌,日夜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反共,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国民党军“进剿”红军。1935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拒绝红军的要求,派兵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1936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东征红军渡过黄河,击破阻击的阎军。阎锡山主动请蒋介石派兵入晋,蒋介石趁机即派五个师开进山西。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六县,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只得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并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主要由共产党人薄一波等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参加抗日。1936年11月,阎锡山派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绥北要地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军改编为第六、第七集团军,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挺进华北前线,与国民军联合作战。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锡山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不久,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大举进攻太原,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组织了太原会战,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不久,保定、沣源、石家庄等相继陷入敌手,雁门关一线亦被日军突破,阎锡山指挥部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阎锡山集中了八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战斗非常的激烈,双方死伤惨重。10月15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日军攻下忻口,曾三易指挥官。后因平汉线上国民党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很快迫近城下,傅作义率部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和其他抗日民众武装。但是,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笼罩及扩散。而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

1938年12月,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日军也加紧对他进行诱降。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他对部属说:“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二的哲学”、“唯中哲学”。1939年10月,阎锡山下令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抗日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共产党人薄一波等的坚决抵制。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他与日军勾结,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等率部进攻决死队各纵队,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多次派赵承绶等与日军接触,商谈投降条件。1941年8月11日,赵承绶与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阎锡山实际是想降日充当汉奸傀儡。后因共产党、八路军的阻止,阎锡山又有所顾忌。之后,阎锡山与日军打打停停,但降日的打算并未放弃。1942年4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谷正提出,必须与阎锡山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因条件不合,会谈未获结果。后日军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锡山发动进攻。虽然如此,阎锡山仍与日军继续联系,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与日伪军勾结,即调动兵力抢占太原等重要城市。阎锡山以留用技术人员作掩护,留用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五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三千余人,编为六个大队。随后,他又将伪军改编为五个“省防军”,为他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卖命。

1945年9月,阎锡山抽调重兵,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率十三个师,分左、右两路,向上党解放区进犯。刘伯承、邓小平调集晋察鲁豫主力部队三万余人,民兵五万余人奋起自卫。经过四十余天的激战,阎军精锐三万余人被歼,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史波波等二十七名将官被俘虏,上党战役使阎锡山的实力损失惨重。

其后,阎锡山在山西极力推行各种暴政,加强特务统治,组织“还乡团”,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并积极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但是,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阎锡山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失败。从1946年11月底开始,晋西各县相继被陈赓、王震等部攻占。1948年6、7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晋中战役,阎锡山所部被歼十万人,丢失了县城十多座,连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赵承绶也被俘虏,阎锡山只有困守太原,作垂死挣扎。1948年7月以后,太原城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解放军多次提倡和平谈判,均遭到阎锡山的拒绝。其所属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举行和平起义,被阎锡山逮捕,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1949年1月,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在天津战败被俘,傅作义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阎锡山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他还狂妄叫喊,要与太原共存亡,暗地里却指使其亲信在蒋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动,建议李宗仁电邀他到南京“讨论国事”。1949年3月,他假借开会之机,仓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兵团一举攻克太原,全歼守敌。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被击毙;国民党山西省代理主席梁化之服毒身亡;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以及赵世珍、孙福麟、刘奉滨、温怀宪、曹国忠、韩步洲、高倬之、刘效曾、陈如日等一批高级将领被俘虏,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彻底覆灭(9月19日,绥远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外的统治亦彻底结束。

阎锡山逃出太原后,于6月3日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然而,“阎内阁”仅仅存在一个星期,到6月11日,就被在广州成立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所替代,他实际是个毫无实权的“院长”。“阎内阁”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1949年10月11日,阎锡山随“国民政府”迁逃重庆,重庆解放后,又逃往成都。12月8日,人民解放军迫近成都,阎锡山见已无立身之所,只得飞往台湾。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曾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继续著书进行反共宣传,直到临死前还叫嚣着要重返太原,195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

还有几位晋军的主要将领即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等,他们的结局也应让读者知道。

徐永昌(山西崞县人),1937年后,历任军委会办公室主任,保定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1945年9月2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1948年,徐永昌出任国防部长,其后一年多时间,他活动于太原、北京、绥远之间,企图挽回国民党的危局,失败后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杨爱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后,历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湾,任总统府战备委员会顾问。1959年1月,杨爱源在台湾病逝。

商震(浙江绍兴人,生于河北大城县),1935年后,历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1947年4月起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商震弃政从商,并定居日本。1974年曾回国观光。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根据其生前愿望,其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傅作义(山西荣河人),1915年二十岁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晋军中任职,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任华北“剿共”总司令。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能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使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毁。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