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06章 待死堂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我见过他此时的照片: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髦,很神气。这似乎正表现出他的心态,虽说是口园挣钱养亲,毕竟还挟着一股东京生活的豪气。你看儿个月以后,全校教员奋起抵制蛮横守旧的新学监,他会那样坚决地冲在前面,以至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的锐气还有多么旺盛。

但是,这时候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社会各界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学堂,空气也一样浊重难堪,且不说官僚的压制,小人的倾轧,就是那似乎应该真心未汇的学生,有时候也会使鲁迅大吃一惊。有一次上化学课,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他在讲台上放好一个氢气瓶,却发现忘了带火柴,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去取火柴,你们别去碰这个瓶子,一旦空气进去了,再点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来,一点火,那氢气瓶“嘭”地就炸开了,他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自的西装硬袖,也溅满了讲台上的点名簿。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先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部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后排去了,他们是知道氢气瓶要爆炸的!我真无法想象他当时看着这群学生的心情,说他们年幼无知罢,他们中有些人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那么是存心捉弄教员?倘真如此,他还有什么心情继续给他们授课?直到多年以后,他在北京还屡次提起这件事,可见刺激是如何深。那火柴引爆的岂止是一只氢气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鲁迅心中的全部怀疑和不信任。

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他便离开,回到绍兴的府中学堂去当学监。大河都那样污糟,小沟里怎么会干净,他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经想辞职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强干了一学期。到第二年夏天,他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书店申请当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去应考,结果被拒绝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饭碗:“越中学事,惟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如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①一面是“家食”的逼迫,一面是“纵横家”的排挤,他夹在这样的缝隙之中,心情自不免消沉起来。他此时只有一个好朋友许寿裳,可以发发牢骚:“仆荒落殓尽,手不能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类书,苔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也。,③语气间竟流露出一种凄苦。贫困和闭塞,向来是套在中国文人脖子上的两根绳索,你有再大的志向,一旦饭碗被砸,就立刻会访惶无措;纵有满腹经纶,一旦溶入宵小狠集的角落,也就毫无办法,徒然受气。古往今来,多少有才气有抱负的文人,被这两根绳索勒得奄奄一息。你看鲁迅,回国才两年,心情思路都已经和作“拼命三郎”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对许寿裳讲述催周作人回国的事:“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三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③很明白自己的精神活力,已经被艰难琐碎的生计之碾磨损得伤痕道道,就像十年前一样,倘若不能挣脱出去,他多半又要被他深恶的绍兴城吞噬了。

就在他一封连一封向许寿裳写信求援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就变了颜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取代了宣统皇帝,千千万万中国人也由清廷的奴隶变为民国的公民。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革命党人王金发带着军队,乘坐一队大木船抵达绍兴,当上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以共和代替专制,本是鲁迅在东京奋斗的目标;浙江会党出身的王金发,曾经陶焕卿的介绍,参加过光复会,更算得上他的同志。因此,无论全国还是绍兴,形势的发展似乎都符合鲁迅原先的期待,王金发到绍兴不久,便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更容易使他产生希望,似乎天地果然翻了个身,新的时代开始了。

鲁迅又变成了“拼命三郎”。他奔走迎接绍兴的光复,还自己挟着指挥刀,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接手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从学生的睡眠一直管到他们的伙食,查夜,诊病,代教员批改作业,向王金发索讨经费,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他还支持几个学生办了一张《越锋日报》,替他们拟发刊辞,辟杂文栏,换着笔名写短文,针砭绍兴的种种时弊,甚至抨击军政府。昔日在东京筹办《新生》,撰写政论的热情,再度焕发出来。

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是这样一个绍兴,不作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那就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王金发很快就被原先的绅士们围住,得意洋洋地摆起都督的威风,连他手下的随员,穿布衣来绍兴的,不上十天,也纷纷换上了皮袍子,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鲁迅的日子很炔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要催了又催,最后干脆答复说:“没有了!”他这校长还怎么当?回到家里,他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④王金发不给学校经费,却送了五百块大洋去收买《越锋日报》,那几位年轻人居然也收下,鲁迅跑去劝阻,竟碰了一鼻子灰。上面是这样的军政府,下面是这样的反对派,辛亥革命前那种视绍兴为“棘地”的念头,自然会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中国的老话说,危邦不入。既然绍兴不可居留,那就还是走吧。不到一个月,《越锋日报》馆果然被王金发的士兵捣毁,就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少年时代起,绍兴就一直使他蒙受压抑,即使辛亥革命,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再也不用抱什么希望,他韧绍兴这座城市的缘分,已经尽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这不啻是向他开启了一扇逃脱绍兴的门户,他当然要夺门而出。一九一二年二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金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他对工作相当负责。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曾经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一次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由于协助筹办一个展览会,他还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甚至到西安讲学,他也不忘记指名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因为它受过教育部的褒奖,正在他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但是,他初到北京时的格外尽力,是否也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生活,他愿意自己的命运有个转折,所以特别殷勤呢?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一个值得的意义,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虽然鲁迅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和失望,现在这远离绍兴,依时办公的生活,毕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倘他固此产生某种隐约的希望,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吗?

可是,北京的生活很快又变得难捱起来。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J匕京官场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狱。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怎么办?看看教育部的同僚,都纷纷学古人的样,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的猜疑的目光。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鲁迅除了学大家的样,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生性简朴,不爱赌,也不喜嫖,买古玩书画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只好选择一种较为省钱的事情一丛石刻拓本抄古碑,作为自己的“嗜好”。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衣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既能远祸,又能消磨长夜,鲁迅渐渐还生出校勘的兴趣来。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当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饺鲁迅真正难捱的,都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我甚至相信,他曾经作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⑤连活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捱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根,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

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边了,婚姻的束缚依然紧跟着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它们得不到宣泄和满足时的痛苦,更会对他造成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在至少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过着禁欲的生活,我真难以想象,他是怎样经历这一切,又是用什么方法来缓解那些折磨的。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⑥我不想说事实就一定如此,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性欲,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要付出代价。鲁迅学过医,很知道这样的禁欲生活对人会有什么伤害,他后来写道:“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⑦这些话虽有特定的指向,他对鸦身者的心理变态能有这样透彻的把握,显然是掺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选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请想一想。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难怪在绍兴的时候,甚至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逐渐养成了一种不修边幅的习惯。我们都还记得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也记得他归国初期,留在照片上的那副西装革履,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竟是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坚,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这变化真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衣着习惯,正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态度。中国向来有故意穿得破破烂烂,显示洒脱不拘的名士风度,但鲁迅不是这种人,他并不愿意自己囚首垢面,譬如对自己的胡子,就经常拿着剪刀修剪。但他事实上仍然养成了随意马虎的衣着习惯,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这是否正表现他对自己的一种深藏着的不在乎呢?男人久不与女人交往,往往不惮于邋边,但你从鲁迅身上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一点。自成年以来,他辗转奔波,苦苦追求,却不断受挫,处处碰壁,现在又蛰居在这寂寞萧索的北京城中的一角,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既然如他后来所形容的,在婚姻大事上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⑧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深刻的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文织成他这时候的基本心态。我所说的那种深藏在他内心的对自己的不在乎,就正是指的这一点。

鲁迅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仗着童年时代养成的天性,也因为青年人的乐观和天真,他一直都没有认真去正视自己的命运,也一直不愿意放弃乐观进取的理想。可是现在,他不但被迫回国谋生,更满饮了回国之后的十年的人生苦酒,就是再不情愿,他也只能承认,自己是已经被赶进了一个深坑,环顾四周,似乎都没有爬出去的可能,那就干脆坐在里面等待,任凭你什么东西,包括死亡,都请来吧!一种极度的愤激,使他对自己的命运的理解,第一次和那命运本身吻合了。

注释

①鲁迅: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十二页。

②鲁迅:一九一0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六页。

③鲁迅: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九页。

④阮和苏:《谈鲁迅二三事》,绍兴纪念馆编:《乡友忆鲁迅》,一九XX年版,三十九页。

⑤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薛绥之主编:《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四百八十三页。

⑥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桌》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二百零六页。鲁迅:《寡妇主义》,《坟》,一百九十六至一百九十六页。

⑦鲁迅:《杂感》《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