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07章 戴着面具的呐喊


但是,就在鲁迅自以为无望,只能“待死”的时候,从那深坑的上面,却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绳梯,它就是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创办的《新青年》①。这位因参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龄与鲁迅相仿,性情却远比他开朗,刚刚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凯们再战一场。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政治和军事斗争,而是转向思想启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个袁世凯,而是要铲除滋生军阀专制的整个文化和思想传统,他在心里恨恨他说:别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斗不过你们,我现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唤醒年轻人,看你们还能站得稳身!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战斗情绪的催促下,陈独秀将《新青年》办得生气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激动了几乎每一个敏感的读书人的心。

鲁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开始却并不重视,也不以为它会对社会有多大的作用。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新青年》,便特地买来看,着完之后,却没有多大兴趣,就丢开了。对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③甚至到一九二0年,“五四”学潮发生一年多了,他还这样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3一个准备“待死”的人,对世事的理智判断自然容易悲观。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的生命本能却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他毕竟还不到四十岁,就是理智上再绝望,生命的本能冲动也不会甘心,它总要时时冒上来,想拽他离开那单人禁闭式的生活。因此,一旦听见绍兴会馆外面的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来刺激鲁迅内心的怀疑意识,将它引向与原来相反的方向,不是怀疑乐观和理想,而是怀疑悲观和绝望:我的命运就真是这样地不可改变了么?难道就只能这样消磨余生了么?就算不能摆脱母亲给自己设下的婚姻桎梏,在对社会的改革上面,我也一点都不能出力了么?社会给了我那么多伤害,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呐喊来报复它呢?即便于实际并无多大的帮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种意识当中,怀疑意识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证据,也就很难用什么证据彻底地驳倒它。越是内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怀疑意识的影响,因此,鲁迅的生命本能一旦获得这怀疑意识的帮助,悲观主义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长久地压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以投身新文化运动为绳梯,他决意要爬出那个“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却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他这样描述钱玄同动员他投稿时,他的心理活动: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 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 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 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 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 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④他说得很坦率,虽然是决意呐喊了,心境却和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大不相同,也和绍兴光复后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大不相同,当年那种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信念,那种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经所剩不多,他现在的“确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铁屋子的“万难破毁”。倘若层层追究他提笔作文的最终动力,那大概只有一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不甘心社会就这样保持对自己的胜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场宣传新思想的运动,尤其是这样一场中国式的意在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文化运动③,他必须像陈独秀们那样扮演一个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必须向公众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为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发动起来的运动当中,发动者并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想说的话,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早已为他们划定了说话的范围。你不是想唤醒民众去铲除专制吗?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库当中,选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动人心,最能激发人反抗冲动的兵器来挥舞。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陈独秀们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人道主义,进化论,科学和民主,诸如此类,大家都相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几乎每一个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人,都情不自禁会拉开嗓子,热烈地鼓吹它们。不用说,鲁迅倘要给《新青年》写稿,也就只能讲这些东西。

这就是他的心理障碍:一方面,他必须加入陈独秀们的思想合唱,必须装得和他们一样满怀信心,以为用这些外来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国,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的东西甚至正和它相反,这怎么办?

从他那段有关“铁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过这样两步克服自己的障碍的。第一步,还是靠那个怀疑意识,虽然自己拥有“必无的证明”,钱玄同的希望却是指向将来,只要前面还有一个将来,你就不能说它一定不能实现,在这里,他运用的正是那种“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第二步,既然钱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确信”之间弃一择一,而是两者都不妨接受,心里保留“确信”,手上却开始“做文章”,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干脆戴一副面具。从严格的启蒙主义标准来看,这自然是一种信仰上的不彻底,一种对待内心矛盾的灵活性,但是,鲁迅恰恰是靠着这种不彻底和灵活性,才跨过了那个心理障碍,发出启蒙的呐喊。他早已过了信仰纯一的年龄,思想上只会越来越复杂,现在却在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在整个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认这一点。一九二五年他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③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这已经是和盘托出了。

于是他摆出了慷慨陈辞,大声疾呼的神态。他抨击现实中种种鼓吹迷信,乱诌“鬼话”的怪事,更驳斥社会上种种捍卫“国粹”,诋毁新学的谬论;他号召觉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③更希望青年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他极力鼓励:“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10更斩钉截铁地宣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他不得。”11他还多次拿欧洲的事情来作将来的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的结论12;由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咏叹:“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3简直和十年前向《河南》杂志投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了。…但这只是一种表相,他心里并不真这样激昂。就在写这些随感录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说:“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甚至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14比起那些随感录,这封信中的话当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阅读它,仍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一个人对社会的未来已经有了这样透彻的认识,他怎么可能激昂得起来?面具终归是面具。不可能遮没真人的全身,时间一长,写的文字一多,鲁迅内心那些悲观的“确信”,难免要从面具的四边溢露出来。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本意当然是鼓励年轻人切实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不多久,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②这不又是那个“铁屋子”的比喻吗?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他几次三番重复这样的意思,还引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是“万不可作将来的梦”,几乎要将面具掀开来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杂文中接连表示对于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历史,现在他干脆把这倒退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于是他要人们到历史上去寻找“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17

一般说来,人总不愿意说话自相矛盾,鲁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这一点。既然是呐喊助阵,更不应该泼冷水,何况他也并不真能肯定,这仗一定就非输不可。固此,只要还没有气昏了头,他就总要勉强自己,尽管多说些乐观的话。可是,就是他的这些勉力呐喊的活,你听到后来,也常常会不自觉地收紧心胸,因为那呐喊当中,分明显出一种勉强,一种愤檄,你甚至会觉得它非常刺耳,就像是一种反话。

比方说,还在一九一八年冬天,他就对《新青年》式的启蒙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倘若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日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接着还引耶稣和尼采的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l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那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18这些话的整个的意思,当然是积极的,“各走自己的路”也好,“切切实实地帮他抬”也好,都是主张有为的。但是,你再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放弃——倘若他们不肯听劝,那就随他们去吧,这就和《新青年》的基本立场不一样了。既是想改造社会,那就不能讲放弃,倘若这个“他”不止是代表一群遗老遗少,它更意味着形形色色的愚昧的人群,意味着从赵太爷到阿Q的社会的多数呢?“他”将使整个民族都坠人灭亡,你还能放弃吗?可是,从鲁迅这话的逻辑来看,他的回答应该是:“不错,也一样放弃。”事实上,在一年以前,他早已在私下作出过这样的回答:“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③一九二一年,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20活虽故意只说了半句,但那个“听他罢了”的范围有多大,却是标示得明明白自了。我当然理解他的苦心,这“实在不行就算了”的说法,其实是一剂预防针,是用来稳定启蒙者的情绪,使他不至于为了收不到效果而失去信心,目的还是在打气的。但是,恰恰是他这种先找一条心理退路的打气方式,使人禁不住要心里发凉,那对启蒙的无效的透彻的预感,实在凸现得太触目了。

在谈及思想启蒙的时候,他还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就是强调它的长期性。一九二五年他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儿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人……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21在另一处地方,他说得更具体:“现在役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22这其实还是那个“各走自己的路”的意思,是预防久攻不克的焦躁而先作的一种心理准备,并不是启蒙没有效果,而是它本来就来得慢,社会一定会有改变,民众也一定能够醒悟,只不过这一切都在遥远的将来,你现在还不能够看见--差不多七年之后了,他却还是在重复“听他罢了”的诸,你说这是呐喊呢,还是叹气?

当然,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表的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间一气写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小说是意在“呐喊”23,你顺着这个角度去读,也果然会从中听出启蒙的呼叫。《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现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控诉和讽刺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Q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说,与随感录相比,这些小说更能够表现鲁迅的呐喊的激情。

但是,就像他那些独特的打气的话一样,你细读他这些小说,到最后也会在呐喊的声响之外,又觉出另外的意味。譬如《狂人日记》,那“狂人”对“吃人”的历史的批判是那样彻底,在吃人者的包围中间又那样不屈,最后还要高喊“救救孩子”,你多半会将他奉为一名清醒的先觉者吧,可是,鲁迅在小说的引言当中,却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话,说他“早已愈,赴某地候补矣”,24一旦把这引言和正文部分联系起来,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再譬如《药》,以“愚昧的乡民拿启蒙者的鲜血当药吃,作为基本情节,通篇的描写又是那样冷峻阴郁,尽管作者在结尾添了一个花圈,放在启蒙者的坟头,整篇作品的压抑的氛围,还是会使你喘不过气来。尤其是《阿Q正传》,从第一章 的有意的挪榆和戏谚,到最后一章 描写阿Q临刑时的不自觉的紧张,作者的叙述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前那居高临下的气势逐渐消失,你最后看到的,竟是一种与阿Q感同身受式的绝望的悲哀,到这时候,一种无以名状的消沉和沮丧情绪,会不会早已悄悄地潜入你的心头?还有那篇《头发的故事》,主人公N竟说出这样一长篇话:“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腹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25简直是重申那个“铁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的愤辞了。

鲁迅写《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类小说,本意当然是在以启蒙的眼光,去刻画昏睡着的“他们”,他甚至还担心,“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26可是,文学创作毕竟有自己的法则,无论作家抱着怎样的动机。一旦进入创作,总难免要受这法则的约束,而它的头一条,就是:以白你目己!因此,鲁迅就是心再诚,再想遵从启蒙主义的“将令”,他内心的那些与启蒙态度并不相符的情感体验,还是会不由分说地涌上笔端。即使在设计人物,编织情节这样一些较富于理智的活动中,他大致能够排除它们的干扰,一进入具体的描述,却不能不听任它们自由出入了。小说家非但不可能在描述他人的时候,保持完全的冷静,他也不可能完全去描写他人,他自己的心绪,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作品,成为他的描写对象。连写杂文,鲁迅那副启蒙主义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阴郁情绪的流溢,在小说里,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

鲁迅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的,这独特并不在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对,他的独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是命运造就了他的这种独特之处,而“五四”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注释

①这份刊物最初的刊名叫《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起改为《新青年》。为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它为《新青年》。

②鲁迅: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页。

③鲁迅:一九二0年五月囚日致宋崇义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八贝。

④鲁迅:《自序》,《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五页。

⑤如果以欧洲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标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很难算是二场真正的启蒙运动。它的发起者们的那种明确的救世目的,那种借思想学术来推动政治变革的功利意图,尤其是它赖以产生的那种普遍的关于国家民族的危机意识,都决定了这场运动必然具有一系列富于中国特色的性质。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讨论,但我在一篇题为《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的论文(《上海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中,从现代文学发展的角度,对这场文化运动的特点作过初步的分析。

⑥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⑦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零八至二百零九页。

⑧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三十页。

⑨鲁迅:《随感录·四十一》,《热风》,三十二页。

⑩鲁迅:《随感录·四十九,,《热风》,四十四页。

⑾鲁迅:《随感录·六十六》,《热风》,六十六页。

12鲁迅:《随感录·六十一》,《热风,,五十九页。

13鲁迅:《随感录·五十九》,《热风》,五十六页。

14鲁迅:一九二0年五月四日致宋崇义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九页。

15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一百十八页。

16鲁迅:《忽然想到.三》,《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十页。

17鲁迅:《忽然想到·四》《华盖集》,十三页。

18鲁迅:《渡河与引路》,《集外集》,三十一页。

19鲁迅: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十八页。

20同11

2122同6

23同4

24鲁迅:《汪人日记》《呐喊》,七页。

25鲁迅:《头发的故事》,《呐喊》,四十八页。

26鲁迅:《俄文译本序》,《集外集》,七十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