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12章 女人、爱情和“青春”


当然,在和“鬼气”的对抗中,鲁迅并非处处失败。自从回国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赖以对抗“鬼气”的主要力量,也早已不是那种明确的理想主义信念,而是他的生命的渴望发展的本能。不甘心“待死”也罢,想告别魏连殳也罢,都主要是这本能勃发的结果。因此,即便在思想上挣不脱“鬼气”的包围,他也会在其他方面继续挣扎。到一九二五年,他终于在一个方向上打开了缺口,那就是对女人的爱情。

我们都还记得,一直到二十年代初,他的生活中可以说是毫无女性的温馨气息的。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也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他甘愿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但是,虽说自己愿意,这样的日子却非常难捱,一丸一八年初,他的一位生性洒脱的堂叔病逝,他在信中向朋友慨叹:“家叔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羡其福气”,1就透漏出他对自己的不满有多么深切。随着对民族和社会的失望日益加深,又与周作人闹翻,大家庭的理想破灭,内心深处的虚无感愈益弥漫开来,他这不满也一天比一天壮大。他不是看出了原先的那些牺牲的无谓,不想再那样“认真”么?他不是说从此要顾自己过活,随便玩玩,不再一味替别人耕地么?原先重重地压在背上的那些责任感,似乎日益显出它们的轻薄,他也势必要一次次反问自己:你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冲出单人禁闭的囚室,寻一位真心喜爱的女人吗?他在虚无感中陷得越深少那背弃孝道和婚姻的内疚感就越淡,我简直想说,正是那“个人主义”的情绪,激活了他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的激情。他开始和姑娘们来往,有的来往还相当密切。到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之后,他的客厅里更出现了一群聪明活泼的女大学生。有一次过端午节,他请她们在家中吃饭,竟喝得有了醉意,“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案小鬼[指许广平]之头”,2手舞足蹈,开怀大乐,那久受压抑的生命活力,勃然显现。

就这样,在一九二五年夏天,鲁迅终于和这群女学生中的一个--许广平--相爱了。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也能理解他,对他的追求就更为热烈。你不难想象,当她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里收获同样的表白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多么兴奋。

但是,鲁迅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他爱许广平,但对这爱情的后果,心中却充满疑虑。这疑虑还是来自虚无感,它就像一枝锋利的双刀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它固然锈蚀了鲁迅的精神旧宅的门锁,却也会当着他的面,把他打算迁去的其他新居都涂得一团黑。传统的大家族当然是无价值的,孝道也可以说是无谓的,但那新女性的丰采,恋爱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是一个幻象呢?鲁迅早已过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年龄,再怎样喜爱许广平,也不会看不出她的缺陷。社会又那样险恶,在一九二五年,无论北京的学界还是官场,都有一股对他的敌意在婉蜒伸展,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授那些怨敌以打击的口实呢?倘若种种打击纷至沓来,他们的爱情能禁受住吗?在写于这时候的短篇小说《伤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也是怎样地偏于悲观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动非常谨慎。他向许广平表明,他无意和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还保持原来的婚姻。这实际就是说,他并不准备彻底拆毁那旧式婚姻的囚室,他仅仅是自己凿一个洞逃走。他也不想马上和许广平同居,固为条件还不具备,还需要作些准备。首先是钱。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经欠了朋友八百块钱的债,一直无力偿还;他又才被章士钊革职不久,倘若因为和许广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输了官司,那岂不是要落人涓生和子君的恶运了吗?其次,他也不愿在北京与许广平同居,离母亲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毕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气又日渐压抑,后来更发生“三.一八”惨案,他自己也几次离家避难,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总得另寻一处安全的地方。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和许广平的爱情本身。这里既有对许广平的疑虑,也有对自己的反省。“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每当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的。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走进去,又怎样走进去,却久久下不了决断。

一九二六年初春,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那里远离北京,邻近广东,不但气候温暖,政治空气也总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四百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但是,尽管有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3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后推,拖延一阵再说。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可是,几乎就从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闭塞,学校主事人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终至使他连声叹息: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样糟糕,厦门还会好么?他尤其恼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学者对头——他称之为“现代评论派”,居然也纷纷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厦门大学,和他做同事。譬如顾颉刚,他曾公开说佩服胡适和陈西滢,现在居然也到厦门大学来做教授;自己来了不算,还推荐其他的熟人来,这些被荐者来了之后,又引荐另外的人,这在鲁迅看起来,简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4他写信对朋友抱怨:“‘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5远远地躲到厦门来,竟然还是会遇上他们;在北京受排挤,跑到这里来还是受排挤,这怎么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这样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日:仰东硕杀!我带来者!”6这“仰东硕杀”是绍兴土话,意思就是“操他妈的!”厦门大学竟然逼得鲁迅不断要在心里骂出这样的话,他当然不愿在这里久留了。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他原想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现在却提前一年半离开,当他独自一个人在夜灯下写辞呈的时候,先前那种种走投无路,屡屡碰壁的记忆,一定又会涌上脑际吧。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和许广子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渐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对她说: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 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 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 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 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 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 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 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 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

看得出他非常矛盾,虽然列出了三条路,真心想走的却是第三条;但他不知道许广平是否真愿意和他携手共进,也不知道这条路是否真能够走通。疑虑重重之际,就干脆向许广平和盘托出,既是试探,也是求援。

许广平是多么敏感的人,立刻就觉出了鲁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虑,也知道这疑虑的深广,她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后退,这自然使她深为不满,就用这样激动的口气回信说:

你信本有三条路,给叫我“一条光”,我自己还是 瞎马乱撞,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朱脱开环境,做局外 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不顾虑自己,难于措辞,但 也没有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远的人,发一套批评,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 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 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 分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 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 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 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国了 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 破两面委曲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 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 攻击,对于另一方,新的部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 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 比较易立足。……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了管理人行 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是就正当 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 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

这信写得很动情,也许是急不择言吧,许多话都说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鲁迅不愿意解除旧式婚姻的内心原因,又用那样热烈的口气激励他作出决断。她甚至不隐瞒自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后那一段话,简直是在赌气了。

也幸亏是这样的急不择言,反而打消了鲁迅的疑虑。说到底,他最大的顾虑正在许广平本人,现在从她的这封信,他看见了她的真心,许多担心和犹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语气非常诚恳,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态度也很乐观。似乎是决意要走第三条路了:“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9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10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

也就在他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广州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无论从哪一头看,他的条件似乎都要比涓生和子君好得多,那么,他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从旁观者的眼光看,这自然是又陷入了对自己命运的错觉,但是,一个刚刚开始全身心浸入爱情的人,他会情不自禁地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会以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个新天地,这一点错觉又算得了什么?鲁迅内心的虚无感是那体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这样的错觉,才能够摆脱它的羁绊吧。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住进中山大学之后,即由许广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来访,她也并不回避。十个月之后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

身边有了许广平,他似乎年轻了许多。他的衣着现在有人料理,头发和胡须现在有人关心,在那么长久地禁欲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女性的温暖和丰腴,他的整个心灵,都因此变得松弛了。在广州,他与许广平等人接连游览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电影,满脸欢愉,兴致勃勃。到上海之后不久,又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虽然是七月份,暑热逼人,他却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陪同游玩的许钦文和章廷谦都暗暗惊喜,从他们十几年前做鲁迅学生的时候起,还从未见他表现过这样浓的游兴。鲁迅本是个善感的人,你只要读过他的《社戏》,就一定会记得他对家乡风物的那种善感的天性。可是,由于家道中落以后的种种刺激,到了青年时代,他却对自然风景失去了兴趣。他在东京那么多年,只去上野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而且还是和朋友去书店买书,顺路经过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两年,附近不远就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松岛,他也只去玩过一次。口国以后,住在杭州那样优美的地方,一年问竟只去西湖游过一次,还是朋友情的客。别人都连声称赞“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却以为“不过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错了位置,你当可以想象,他平日对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后到北京,住的时间更长,游玩却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们游览名胜古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古董铺。弄到最后,他甚至公开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11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有多少调侃的意味,倘是讲真话,那他是错了。对自然风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个人的天赋当中,多少都埋有亲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于后来的经历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发,变成酷爱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却遭受压抑,便自以为对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对优美的自然风景,我们会不会深受感动,这实在可以作为衡量我们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尺。固此,看到鲁迅在广州和杭州玩得那样快活,我想谁都会为他高兴,他童年时代的善感的灵性。那《社戏》中的天真田情态,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了。

当然,爱情在他身上唤起的,绝不止是亲近自然的游兴。一说到爱情,人总会习惯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轻的生命,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更容易把爱情看成青年人的专利,许多人鼓吹爱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赋权利吗?许广平是那样一个富于活力的姑娘,又比鲁迅年轻那么多,鲁迅一旦与她相爱,这爱情就会对他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振作精神,尽可能地焕发生命活力。倘说在绍兴会馆时,他自安于“农奴”式的枯守。还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静来抵挡世俗欢乐的诱惑,甚至克制和压抑生命的本能冲动;他现在却必须完全改变,要竭力振奋起自己的人生热情,竭力放纵那遭受长期压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欲望。男人毕竟是男人,鲁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总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富干活力的人,一个能够让女性崇拜的人。他当然有自卑心,所以才说自己“不配”;12但他更多的是妄强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洁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事实上,也只有当这要强心在他头脑中占上风的时候,他才会但然地接受许广平的爱。只是这要强心一面允许他拥抱许广平,一面却又暗暗地告诫他:你必须像个年轻人!

鲁迅本就是情感热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许多表现自然会洋溢出青年人的气息。他对黑暗的极端的憎恶,那种不愿意“费厄泼赖“(FairPlay)的决绝的态度,都是极能引起青年共鸣的特性。但是,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经历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欢呼雀跃,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层心境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他的言行就常常会逾出“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比方说,他从来就是个实在的人,说话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可在砖塔胡同的家里与姑娘们笑谈的时候,他却屡次提到自己床铺下面藏着一柄短刀,又详述自己在东京如何与“绿林好汉”们[指光复会中人]交往,言语之间,时时露出一丝夸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对青年学生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所以“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可是,一旦与许广平们熟识,他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代她们拟呈文,赵草宣言,还一个一个去联络教员签名,组织校务维持会,里外奔走,口诛笔伐,终至被章士钊视作眼中钉,我不禁想,倘若他并不认识许广平她们,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吗?即便出于义愤,站出来声援学生,也不过是像联署那份宣言的马幼渔们一样,说几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样,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不但对“五四”运动作过那样冷淡的评价,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还硬把许广平留在家里,不让她去执政府门前请愿:“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13可是,当“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死难者中间又有他熟稔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连三地写文章斥骂当局,口气激烈得近于切齿,我难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对刘和珍们怀有亲近的感情,他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身为这些年轻姑娘的亲近的师长,对她们的惨遭屠戮却全无救助之力,望着许广平们的悲愤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猜想,大概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才使他下笔的态度格外激烈,诅咒的口气也格外决绝吧。推而广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开的文章中,依旧勉力唱一些其实心里并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经深觉沮丧的情形下,依旧戴着面具,表现出充满热情的斗士的姿态,所有这些“心口不一”的行为背后,是否都有那爱情的压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说,他到广州与许广平会合以后,这压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应该老是神情阴郁,于是他勉力说一些鼓舞人的话,有一次甚至断言:“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14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许广平就正是这样做的,她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对“国民革命”满怀热情。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也来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16在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17读着他这些激进的言辞,我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一个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着台下年轻听众们的热切的目光。用绍兴腔提高了嗓门大声呼喊——为了焕发青春的气息,他的确是尽了全力了。这也自然,身边有许广平,四周又是初到广州时的青年人的热烈的欢迎,任何人处在这样的境遇里,恐怕都不免要兴奋得像一个十六八岁的小伙子吧。

鲁迅毕竟不是十六八岁的小伙子了。一九二七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但却碰伤了脚,半天的游兴,就此打断。这脚伤还迟迟不肯痊愈,半个月后他去香港作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不知为什么,每当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我就总要想起这件事,它似乎是一个象征,既表现了他的心情的活泼,更表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四十五岁才尝到爱情,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十六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恶意去揣测世事,要他单单在争取个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备的盾牌,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

这紧张也井非无因。就在他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18他们还没有同居,议论就已经来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飞舞到怎样。事实上,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19写信人自称是崇拜鲁迅的青年,却如此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爱情,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会上永远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众,你就是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总会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恶意跟踪而来。干脆想通了这一点,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就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坛上的有权势者的封锁,最后是经济上的拈据和窘困:他已经无力摆脱那个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剧的梦魇了。

正因为心头总是压着那个梦魇,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伺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他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20——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口气是何等坚决:“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21可你看他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吗?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样快活,看到他晚上这样睡觉,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松过吧,陪伴心爱的女人到西湖边上度蜜月,都会如此紧张,这是怎样可怜的心境,又是怎样可悲的性格?

这样的紧张一直持续了很久。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将实情告诉她,并请她转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陆续告诉远。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报,口气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给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写信,说那些流言如何气人,于是他索性“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22这哪里只是通报,中间夹着这么多解说,而且到了最后还是含混,并不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并非存心如此?那么,心里明明想告诉别人,写出来却这样吞吞吐吐,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广平将实情告诉姑母后,对鲁迅说:“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23什么叫“惊弓之鸟”?莫非在下意识里,他们自己也有点心虚?一个人受多了压抑,就会丧失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连评价自己,也会不自觉地仿照周围人的思路。尤其当与社会习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心理上还是常常会承受不住,不知不觉就畏缩起来。鲁迅和许广平这“惊弓之乌”的紧张,是不是也正来源于这一点呢?当然,他们愿意将消息公诸亲友,总还是因为有了信心,你看鲁迅这时候写给许广平的信:“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对许广平的呢称]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24就表露出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后,才刚刚松这一口气,他们先前的屏息担心,未免也太过分了。 注释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

1鲁迅: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十六页。

2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八页;并《研究》,四十页。

3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八页。

4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十二页。

5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三十六页。

6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一十页。

7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九页;并《研究》,一百零四至一百零五页。

8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鲁迅信,《研究》,一百二十六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9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八十七页。

10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六页。

11鲁迅:《厦门通信》,《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九页。

12同10。

13许广平:《鲁迅与三·一八惨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百六十八页。

14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而已集》,四页。

15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集外集拾遗》,二百十五页。

16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17清水:《我怀念到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七十五页。

18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四十五页。

19周伯超: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致鲁迅信,引自《研究》,二百七十页。

20许钦文:《鲁迅在杭州》,钟敬文编:《鲁迅在杭州》,杭州,《西湖文艺》编辑

21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八页;并《研究》,一百八十九页。

22鲁迅: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五页。

23许广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七十页;并《研究》,二百二十页。

24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四十八页;并《研究》,一百九十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