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孙中山》04.4 芝加哥踪影


1910年2月某日,芝加哥某洗衣馆半掩着的门口。孙中山正欲进去宣传革命,猛不防里边冲出一位手持熨斗的华侨,指着孙中山气势汹汹地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熨斗掷你!”孙中山诚恳地笑笑,点点头,到另一家华侨那里去了。

随行者很不理解。孙中山解释道:“没有什么,人家不了解革命道理,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

辛亥革命前一年,即1910年2月间,孙中山先生由三藩市来到美国中部芝加哥城。他只一个人,没有携带什么行李,街道也不熟,先在芝加哥市区找了一家不引人注意的小旅店住下,就到唐人街华侨经办的上海酒楼去找梅光培。

梅光培当时担任上海酒楼的经理。那时我才16岁,正在芝加哥读书,居住上海酒楼内。孙中山来找梅光培的时候,恰好我呆在家里,一同见到孙中山先生。

梅光培和孙中山虽是广东同乡,但彼此素不相识。孙中山找梅光培,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那天上午,孙中山先生到上海酒楼说明来意后,梅光培就迎接孙中山在内进工作室坐下,并邀请孙中山从小旅店移居上海酒楼。

从孙中山与梅光培的交谈中,我知道孙中山先生当时是由三藩市来芝加哥的。孙中山来芝加哥的目的有三个:首先是向芝加哥华侨筹款,准备在国内进行革命起义;其次是向芝加哥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建立同盟会组织。但孙中山先生当时对芝加哥华侨的情况很不熟悉,需要人帮他带路。那时上海酒楼自经理梅光培以下,大家都忙于应付业务,分身不开。只有我正放寒假,整天都空闲无事,对当地华侨情况又比较熟悉,于是梅光培就叫我带路。因此,我就有机会和孙中山先生作了多次的接触。

芝加哥的华侨情况和保皇党的关系

孙中山来芝城的前三年,保皇党首领康有为来过美国,在美国各地的华侨中间进行过宣传、组织活动。

1910年间,芝加哥华侨有3000多人,其中有1000多人姓梅,他们全都是台山人。其余为陈姓、李姓和余姓等。这些人在芝加哥市区开有几十家杂货店、几十间酒楼和数百间洗衣馆。

保皇党筹款的办法主要是带来很多清朝官员穿戴的袍褂靴帽,在华侨中卖官骛爵。据说三品官以下的爵位,他们都有权封赠。封赠官阶的大小,按你捐款的多寡来决定。那些在芝加哥开设有较大商店的几十个华侨老板,差不多都参加了保皇党。这些人在芝城华侨中,都是属于上层,他们手上都握有比较多的财产。他们参加保皇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希望有朝一日,康有为的保皇党在清朝掌握了大权,能够得到一官半职;一个是将来回国探亲时,可以穿起官袍顶戴,炫耀乡里。他们为了这些目的,拿出不少钱给保皇党,换取了清朝的官服靴帽。我亲眼看见芝加哥一些华侨大商店的老板,穿起清朝的官服袍、褂、靴、帽,耀武扬威地拍起照片来。

保皇党在芝加哥的机构组成以后,在芝城卡勒街三百多号一家华侨商店的二楼,悬起一块刻有“保皇党”三个大金字的招牌。保皇党在芝加哥的负责人叫梅恭柏,当时他年约40多岁,在芝城开有一间大酒店,招牌叫琼彩楼,比我们上海酒楼大有3倍,投资10万美元,所以芝城华侨平时不说琼彩楼大酒店,管它叫十万庄。这家华侨大酒店的股本是集资合办的,其中以梅恭柏的股本为最多,所以琼彩楼的经理就由梅恭怕担任。

孙中山在芝加哥的活动

由于保皇党的活动,孙中山先生在芝城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首先是芝城的华侨上层人物,不但不肯拿出一文钱,而且还攻击孙中山所宣传的革命道理是“车大炮”(粤语:吹牛)。华侨中层人物有些对孙中山之来,也很冷淡。他们对孙中山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道理,虽不表示反对,但思想上有顾虑,不敢出来支持,觉得清朝腐败虽然应该打倒,但推翻清朝这件事总是大逆不道,是“造反”,要是清朝打不倒,将来回到祖国,难免有生命之忧。能够接受孙中山的革命道理,支持孙中山的只有华侨下层群众。但是他们一天到晚忙于找生活,不能在经济上给孙中山以很大支持。

孙中山对这些情况,并没有感到意外。他每天都出去,几乎是挨家挨户地去找人谈革命道理。据我所知,孙中山当时所谈的内容,大体上都是说清王朝统治我们祖国200多年,到如今国势积弱,腐败无能,已到极端的程度,对外毫无抵抗能力,一败再败,割土让地,成为当今世界列强最容易欺侮的一个次殖民地国家;对内野蛮专横,丝毫谈不上民主自由。官吏如猛虎,贪婪成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以为生。因此我等必须起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一个富强的共和国。希望侨胞们支持,特别是从经济上支持革命事业。

听了孙中山的宣传鼓动,有些侨胞表示赞助,也拿出些少钱来支持,但不少人表示冷淡,有些听了之后,则嗤之以鼻,甚至予以嘲笑。有些则干脆拒绝孙中山去访问。当我陪孙中山挨家挨户去访问的时候,我看到不少商店侨胞,眼看孙中山行将走来,立即关起店门,给孙中山一个闭门羹。有一天上午,我们走到一家门扉半掩的洗衣馆门口,正准备举步进去访问,猛不防里面走出一个侨胞,一手拿着烫衣服的熨斗,一手指着孙中山气势汹汹地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熨斗掷你!”孙中山一听,对那位侨胞很诚恳地笑笑、点点头,走向另外一家商店去了。当时我曾表示遗憾,说道:“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孙中山当时即安慰我说:“这些遭遇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人家不了解革命道理,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

孙中山在芝加哥的宣传鼓动工作是深入到侨胞下层的。他每到一家餐馆,都要到厨房去,和厨工们交谈,有时一谈就是大半天。他很重视侨胞的下层人物。有一次,大家谈论芝加哥华侨的情况,认为上层人物多数参加保皇党,对革命不感兴趣;下层人物为数最多,但经济情况一般较差,所处地位,多不受人重视,对革命事业,起不了多大作用。孙中山不同意这个看法,说:“不能用这种估计去看待下层的侨胞,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泥土下面,我们往往可以找到宝贝啊!”

孙中山在芝加哥的生活

孙中山在芝加哥的生活非常朴素。他在这里的一切用费,都由我们负担。当他在我们上海酒楼住了两天后,觉得不大方便,想到外面去住,于是我们就给他介绍一间大的旅店,他谢绝了,认为太浪费。他多数在上海酒楼用膳,饮食不大讲究。我们有时候搞一两样好菜给他吃,他总是说不用这么好的菜,随便有点菜就可以了。他天天出去都是穿西装,打领带,我们华侨当中有些是穿唐装的。有一次,他对我们说:“我穿西装是不得已的。美国这个地方,不穿西装,就给人瞧不起,办事、找人都不方便。”

孙中山在生活上要求不高,但对革命工作却要求很严格。有一天下午,孙中山出外访问回来,在上海酒楼经理室坐着,我坐在他旁边。休息了一会,他和我谈天,我问孙中山先生:“你是什么时候做生日的?”他温和而又严肃地答复我说:“革命还没有成功,谈不上生日;将来革命成功了,就天天都是生日啦!”孙中山的这几句话,因为是我在小时谈生日的时候说的,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孙中山不愿意公开行踪,因此他总是找一些不大惹人注目的住处。有一次,他在芝加哥一间旅店住着,感到不方便,就接受华侨萧雨滋的邀请,搬到萧家暂住。萧家住处很简陋,原本外人不大在意。孙中山搬进去住的时候,就告诉萧雨滋的家人,请他们不要把他的行止传开去,说外间一知道,新闻记者就会跟踪来访,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原想在萧家多住几天,不料萧雨滋的大儿子竟将他的行止泄漏出去,引起新闻记者的探访。孙中山先生当时十分生气,当着萧而滋的大儿子的面,责骂着说:“你这个孺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孙中山先生责备人。

孙中山在芝加哥期间,除外出访问,宣传革命外,多在住所撰写信件、文稿,和各方面联系。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来信,拆阅的时候,我和梅光培站在旁边,孙中山看了信之后,对我们说:“梁启超来信说他原可以和我们合作,只是他和康有为的关系太深,不能离开保皇党。”孙中山花在答复和处理信件的时间是很多的。

孙中山在芝加哥的用费,事前都是我们拿钱给他,但他往往把钱寄去香港作革命的经费。有一次,他要到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市镇去向华侨宣传募款。前两天,我们就拿旅费给他,但临要走的时候,他要我们给他买车票,说给他的旅费已寄去香港作革命经费,没有钱了,于是我们又再拿旅费给他。

芝加哥同盟会的成立与活动

保皇党在芝加哥的活动虽给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以很大阻碍,但仍有许多华侨投向革命事业,捐款支持,有些则加入了同盟会。

芝加哥华侨的捐款多由我们寄往同盟会香港机关部,收款人是一个化名。这些捐款都先后发有收据或发给公债券。公债券的票面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数种。言明以后加倍归还,有些加几倍。捐款大家都用美元,归还时可以折成港币。我个人捐了几次款,当时我在读书,尚未做事,捐款不多,但前后也捐有好几百美元。我没有指望这些捐款将来能够还我,不料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我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居然得到通知还款,但那时我的捐款收据和公债券已遗失一些,只找到一部分。可是由于还款时完全按照当年的声明加倍或数倍奉还,所以我所存的收据和公债券虽不多,但前后收到的还款,也有港币好几千元。

当时孙中山和上海酒楼的侨胞来往最多,所以上海酒楼的侨胞受孙中山的革命影响最大,好多人都表示愿意参加同盟会。孙中山根据这个情况,就决定于正月十五日举行同盟会会员加盟仪式,正式成立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举行仪式的地址在上海酒楼二楼一间房内。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有上海酒楼的老板梅耀富、梅旭耀,经理梅光培,股东兼泰和杂货店负责人李柏、梅寿,上海酒楼洗盘碗的梅长就,招待员梅才、梅天宇,住居上海酒楼在芝加哥半工半读的梅斌林(即梅文杰)等,共10多位。

加盟的仪式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并由孙中山介绍加盟。加盟时要宣读誓词,誓词全文已记不得了,全文不很长,只记得后面有一句是“愿受纪律处分”。会上,孙中山先生还告诉会员们一些保密的联络暗号。记得其中有两句对话是:“你是哪里人?”“我是汉人。”“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中国物品。”又在与人握手时,不是手掌握手掌,而是用尾指交搭对方的尾指,然后手背靠在对方的手背得将食指在对方脉门点三下,只要这些暗语答对或动作做对了,就知道对方是同盟会会员。但我们这些同盟会会员在芝加哥活动的时候,很少用这些暗号。

同盟会芝加哥分会成立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筹款支援革命事业,其他的政治活动很少,对保皇党也没有展开斗争。但我们曾经捉弄过保皇党,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对挂在卡勒街一家商店的保皇党招牌感到很讨厌。有一天,我和一位姓方的同学商议,想把这块招牌去掉。我们商量之后,就大大方方地走到一家制造招牌的商店里,以翻新招牌为名,预付了钱,叫他们在星期天上午6时前把挂在那家商店的“保皇党”招牌取下来刷新。芝加哥习惯,翻新招牌是由承办店户派人去把招牌取下,然后拿回店中刷新,刷新以后,又派人送去给它挂上。芝加哥的商家店户,逢星期天总是迟些营业,因此我们要求那家制造招牌的老板,请他们在星期天上午6时以前把它取下。到那天,那块“保皇党”的招牌,果然一早就给取下来了。第二天,我们打电话给那家商店,声明那块招牌不要了,请他们不要送回来。这一来,保皇党的招牌就不翼而飞,群众议论纷纷。从那以后,芝加哥的保皇党便一直没有再挂招牌了。

孙中山在底特律的活动

梅耀富和梅旭耀等在芝加哥合资经营的餐馆有三间,除上海酒楼外,尚有聚英楼和会英楼两间。其中上海酒楼营业情况较差。那年秋天,上海酒楼就迁到美国东部底特律去,并把招牌改为中国酒楼,我也转学到底特律去。到冬天,孙中山先生又到底特律来。他来的目的,还是在筹款和宣传组织同盟会。他这次没有住在中国酒楼,而住在中国酒楼隔邻的一家旅店里,但每天仍在中国酒楼用膳。

当时底特律市的华侨只有百多人,他们经营的也都是酒楼、杂货店和洗衣馆。孙中山在这里的活动,和芝加哥一样,每天都访问华侨,宣传革命和筹款,最后在底特律成立同盟会分会。第一批加盟的有汤介眉、朱卓文、林光、林光汉、余逵、余栋、梁贺、梅义荣、林槐部和方神长等20多人,其中除汤介眉等数人外,其他均为中国酒楼的职工。举行加盟和成立同盟会分会的地址也是在中国酒楼,介绍和主盟的人也都是孙中山先生。底特律同盟会分会成立以后,孙中山还和部分盟员合拍了一张相片,孙中山坐在正中,朱卓文和汤介眉分坐两旁,我蹲在前排。

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在芝加哥活动的时间约三个星期,而他第一次在底特律活动的时间要短些,一共只有十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