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孙中山》04.6 在檀香山活动片段


为了开展革命活动,民前孙中山曾六至檀香山。

一个老同盟会员的回忆,道出了他最后一次莅檀的活动片段--

孙中山先生是在1910年3月间,由金山大埠(即美国旧金山--编者注)到檀香山来的。他来时,先有电报到《自由新报》给卢信。卢得电后,即和我们一起筹备欢迎。

卢信为了便于发展同盟会的工作,他不用同盟会的名义组织欢迎,只用香山同乡名义带华侨去迎接,并请孙先生演讲。在檀香山的华侨,香山籍的最多,香山人一出动,华侨就去了六成以上。这样分别开欢迎会,分批请孙先生演讲,连续搞了好几天。经过两三天,卢信才请孙先生到《自由新报》来,也是分批和同志们见面的。

在接见以前,我没有见过孙先生,只是在金山大埠时常听见李是男、黄伯耀他们谈到,对于孙先生的容貌和神态,我早已相当熟悉。我的名字,孙先生也是已经知道了的。见面握手,真有一见如故之感。

《自由新报》的编辑室外面,是个大客厅,孙先生和我们初在编辑室见面谈话,不久他单独叫我到大客厅外面去谈,要我重写盟书。我不明白,因而询问:“我在金山大埠不是写了吗?”孙先生说:“写了也要再写,这是新的,每人都得重写,李是男、黄伯耀他们都已再写过了。”说罢,他就拿出稿来,嘱我照抄重写。

新盟书的全文,记得大约如此:

“XxX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鞑虏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矢忠矢信,有始有卒,如或渝盟,任众处罚。主盟人XXX,介绍人XXX,加盟人XXx。”

这和旧的盟书比较,旧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新的改成“驱除鞑虏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句。

我重写了之后,还问孙先生:“现在都一律是这样写吗?”孙先生说:“是的,都一律用三句式代替四句式。新加盟的就照这样写,旧会员见一个重写一个。”

孙先生来檀香山以后,我们的事情就多起来了,欢迎啦,陪去演讲啦,发展会员啦,相当忙。檀香山郊区有个叫“山坝”的地方,是农场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集居点,常常派人到《自由新报》来欢迎孙先生去演讲。这是开展宣传发展工作的好机会,我们当然要请孙先生去。

孙先生去山坝演讲,都是我陪同前往。知道了地点,我就去找一部汽车,带些印好的盟书,请孙先生上车起程。到达时,多是人已集中,一般都是我先作开场白,然后请孙先生演讲。

孙先生的演讲,很受大众欢迎。他用香山话讲些满人侵略的事实和民族主义的道理,听的人很受感动。有时又由我结尾,说些劝告加入同盟会和捐钱赞助的话。这样的演讲,三几天就有一次,有些是素不相识的人,也来请孙先生去演讲,而且要求加入同盟会。

在演讲之后,有些事先已有了解的人,就跟着办理人盟手续。那时人盟颇容易,盟书是印好的,加盟者只要在留空的地方填上名字,再由主盟人、介绍人在后面分别签名,就算写好盟书。有不会写字的,名字可由别人代填,签名也可以代签,只要本人在名下画个十字就行了。写了盟书,接着就是站起来,宣读盟书,和主盟人亲切握手,这样,就算完成了加盟手续。

由于孙先生来檀香山,到处演讲宣传,又简化了加盟手续,就发展了很多会员。在檀香山加盟的盟书,都放在(自由新报》编辑室。我见这样放不周密,曾向卢信提过意见,主张寄到东京本部保存,不然也要找个保险箱或去银行租个保险箱来放。卢信对我这个意见,当时没有接受,说办事的人太少,要编好搞好这么多盟书,一时不容易做到。那时同盟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孙先生在檀香山的住址,我没有也不便问,只听见卢信说是住在钟宇的家里。钟是孙先生的同学,开锯板厂,有条件招待孙先生。在植期间,孙先生曾去希炉岛(檀香山五岛之一)住了一个多星期,探访旧友。希炉岛有火山,风景很好,孙先生去那里,一方面是旧地重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孙先生在檀香山这段时间,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兹就记忆所及,述其概略。

孙先生演讲时,习惯不喝开水,也不喝茶,只喝一种未成酒的葡萄汁(grap euice)。每次去演讲,必先叫人买几瓶带去。后来请他去演讲的也有所准备,买好这种葡萄汁来招待。因此,我们陪去的人也常喝到这种葡萄汁。为什么演讲时要喝这种饮料?我曾问过孙先生。他说:“这种东西润喉最好,喝了可以讲两三小时不致变声。”

孙先生很讲究卫生,不抽烟,不饮酒。凡吃东西,有渣的都吐出来。我问其故,他说,有渣的东西吃了不消化。他豪迈地说:“为中国前途,也不得不讲究些。”他还以卢信为例,说他就是因为不注意吃东酉而患胃病的。

有一大,卢信在自由新报社对我说,孙先生请吃饭,要我中午不出去。约定的人,只卢信、孙科和我三个。孙先生来到报社和我们一起去檀香山最大的餐馆杨氏饭店(Youns HOtel)吃西餐。那家餐馆相当高级,东西很贵,顾客多是上等美国人,华侨很少去,我们都没有去过。招待人员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孙先生带我们昂然直人,选择中央的座位,请我们人席。中午来用餐的人很多,原先招待还好,坐定后,刀叉餐盘跟着送来。后来人越来越多,情况就变了。邻座有比我们后到的,都已有菜来了,而我们的仍迟迟不来。孙先生环视四周,随即拿起餐刀连续在餐盘上猛击几下,“当。当、当”的响声,突然在安静的餐厅里振荡起来。这么一来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到我们身上。餐厅的管理人马上跑过来,问是什么事。

孙先生正襟危坐,庄严地说:“我们是来用餐的,不是来看别人吃的。”

管理人立即道歉,并另调专人招待,非常客气。这虽是一件小事,但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孙先生在外国人面前真有气概。

孙先生到报社来,多是在早上。他很健谈,对问题谈得很详细,对我的工作给予许多指示。他说写给华侨看的文章不必多谈理论,只谈满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的事实就行了。

我曾问过孙先生:“拿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谈民生主义好不好?”

他说:“中国不同美国。美国已有钢铁大王、煤油大王等,已成垄断局面,工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美国是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大王,只有一个皇帝,还没有到谈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劝我少谈社会主义,多讲民族问题,华侨才易接受。

孙先生还劝我看书不要单看社会党的书,无政府党和提倡土地单税者的书也可以看看,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也都为穷人着想。他还留些带来的如《面包掠夺》(俄国无政府党人写的)和“土地单税”提倡者亨利·佐治写的《进步与贫乏》之类的书给我看,还简单介绍“土地单税”的理论给我们听。他以师友之情待我,使我十分感激,领益很多。

我们在檀香山办过一个华文学校,这也是在孙先生来的时候办起来的。我在“爹文书馆”教过一段时间书,觉得对学生做宣传很收效,因而想到最好自己办个学校。这事我向卢信提出,他也赞成,趁孙先生在檀的机会,我们就正式向孙先生建议。孙先生采纳我们的意见,并同意“请商家出钱由我们来办”的做法。于是,就由孙先生出头,找钟宇、杨广达等人领衔捐款,进行筹备工作。这事有了眉目,孙先生就离开檀香山。不久,学校办成了,名义是华商公办,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同志主持。记得学校在1911年春天成立,旋即开始上课。有四班学生,请了四位教师,其中两位,我们由香港请同盟会的同志谢英伯(谢己原之弟)和吴荣新来担任,其余两位,则由商家介绍杨耀炼和程质臣充当。学校办得很有起色,对同盟会的宣传工作有相当帮助。

此外,孙先生在檀香山还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那时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的人很多,前面提过,盟书管理是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没有个办法把盟书整理放好,要找会员的地址也不方便,因而想照(革命方略)中的组织原则,建议会员分组设置组长肥盟书加以整理,并把会员严密组织起来。我先和卢信谈,卢说不好办。后来孙先生来了,我又和孙先生谈,请示可不可以这样组织起来。孙先生当即明白指示,说(革命方略)中分组联系不相串联的组织方法,只适用于内地,在海外华侨地区用不着这样做。又说:我们在海外的工作注要是宣传革命,筹备军晌,我们在海外捐钱,可以敲锣打鼓,公开宣传,不必保守秘密。他这样分别情况处理问题,十分使我信服。

那时在日本横滨有个同盟会同志叫林清泉,他在那边开设行口,代(自由新报》采办印刷器材,也代销宣传书刊。有一次,除运来印刷用的东西之外,还附有十几张弓来。我们知道这是锻炼身体用的,各人都拿一张来拉,由于没有学过,各人的拉法就自然不同。这时,恰好孙先生来,看见我们这样乱拉,就笑着接过弓来拉给我们看,教我们怎样站弓步,怎样左手张弓,右手拉弦,并解释说这样才可以练臂力腰力。在孙先生拉弓时,我们发现他束有一条特别阔的腰带,束得颇紧。我问其故,孙先生说,要束紧些才好练功,太松了就练不出腰力,而且到了中年,束紧些才不致肚子肥了。他既庄又谐,说得我们都笑了。从这些地方看来,孙先生是很注重锻炼身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