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汪闻讯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孟余、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汪精卫再电陈璧君，并请转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12）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汪打电话告驻德大使程天放，嘱预定北德船公司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披茨坦号轮船票。12月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发表书面谈话，并以英、法、德文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文中称:“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曾问驻法大使顾维钧:“蒋先生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回答说:“有此可能。”汪精卫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已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了。那时中国之天下，舍我其谁?所以，他在归国之前，曾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12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1月11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月14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汪闻讯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孟余、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汪精卫再电陈璧君，并请转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12）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汪打电话告驻德大使程天放，嘱预定北德船公司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披茨坦号轮船票。12月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发表书面谈话，并以英、法、德文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文中称:“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曾问驻法大使顾维钧:“蒋先生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回答说:“有此可能。”汪精卫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已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了。那时中国之天下，舍我其谁?所以，他在归国之前，曾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12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1月11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月14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像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12月2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的蒋介石打来电话，表示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
战争的屡屡失败，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英、美的不干涉，使一些国民党官员对战争的前景失去了信心。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明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1938年6月，原《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席间，陈曙风谈到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时，陈璧君却大谈“抗战以来，上海丢了，首都南京失陷了，我们‘转进'到了武汉。为了赢得一点‘转进'的时间，最近不惜把郑州附近花园口的黄河堤给炸开了，黄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使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一年来，丢城失地，损失惨重，半壁江山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她稍微停了停接着又说:“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幻想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如果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她越说越激动，胡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的这一席谈，不但陈曙风感到愕然，就连汪精卫也瞠目结舌。
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汪精卫一伙加快了投敌步伐。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人商量对策时，陈璧君便越俎代庖，替汪做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对于与日本人合作搞“和平运动”，汪精卫开始也有些犹豫，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汪精卫感到不离开重庆无其他出路，决心“跳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