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10章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的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部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会员一举包揽。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龄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青年骨干。

其实汤芗铭亦同辈中人,1904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17岁中举。后来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学堂,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1874~1918年,1903年进士,曾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此时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会员对汤曾有异议,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还有得说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渐趋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为代表的先锋人物中,除一位历史反革命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给民国以后的历史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所谓的国务委员中,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着着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中山早在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王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了关,但衡量一下实力,却不敢"王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国元年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非等闲之辈。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