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为缓和西安与南京的紧张关系，张学良电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蒋陈述情况，进行疏通。莫答应了，但提出请张派一随行秘书。张当时指派一名叫吴家兴（现名吴一凡）的总部第二厅的上尉科员同去。那时吴只有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众皆惊异，认为他太年轻了。但张学良认为“莫老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就是软些，遇事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而让这个年轻人去，就是为了遇事时能帮他拿些主义”①
但那时见蒋谈何容易！他不仅位高权重，门禁森严，而且还常常四出督战，行踪不定。莫、吴二人为此跑了半个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别墅相见”。关于这次见蒋的情况，吴一凡有如下记载：
在杭州受到国民党市长周象贤的接待。我们住在西湖的西泠饭店，等候蒋的召见。莫德惠和我利用这些日子，饱览西湖风景，还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宁县观览了一次钱塘潮。在等待召见期间，莫和我几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压又高，实不应承担这次旅途劳顿的任务，惟念汉卿是先大帅的长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报先大帅的知遇之恩。”谈到这里时，莫总是眼里闪着泪花，流露出缅怀张作霖真挚感情。
过了十余日，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相见。届时莫一个人去了，我留在饭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归来，见我时面带愁容地说：“我和蒋先生讲了许多关于张如何忠于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陕西省党部的苦衷，并请委座予以教诲”等语，而蒋则始终不大吭声，只是不时‘哼……哼’地颔首点头，既未表示出愤怒之色，也毫无表示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和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
随后莫和我一同回到上海，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交张学良，然后他登车返回天津，我直返西安复命。记得张看了莫的信，并听我口头汇报之后，面部表情很深沉，未说什么话，就让我回去休息了。
我执行这次任务，前后历时月余，去时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归来已屈朔风初劲，节序初冬了。②改善关系、缓和矛盾的努力，看起来是失败了。可是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却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安群众和西北军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人们愤怒声讨日寇侵占东北后的滔天罪行，公开发出“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呼声，并要求张学良认清形势，担负起抗日重任。参加会议的群众甚至还表示：“愿以我们数十万颗肉弹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张学良曾接见群众代表，他热情称赞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示了他一定要亲“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的决心。
可那时，蒋介石的行动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他在处理完了“两广事变”之后，即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在剿共问题上加紧了对张、杨的催逼。
１０月２２日，蒋介石匆匆赶赴西安，进行视察，西安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未来之前，他对于陕北前线平静，张、杨剿共不力等情况已略有所闻，他之所以在百忙中特地奔赴陕西，其目的也正是为要打破这个局面，督促张、杨“迷途知返”，迅速投入剿共战争。不过，表面上他却不动声色，还特地邀请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观名胜，说说笑笑，仿佛此番西行不是负有重大使命，而是专为游山逛景似的。张学良知道，这是假相，如果你认为老蒋真是来耍的，或者对于剿共他会轻易放松，那就错了。所以，张学良无心观景，当他陪蒋登上华山北峰，向东遥望时，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使他思绪万千，倍感伤痛，曾作旧体诗《华山》一首，满含对故乡亲人深切怀念的激情写道：
偶来此地竟忘归，
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
河山无恙主人非。
然而，蒋介石的感受却是与此大相径庭的，他最关注的，不是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兴亡，仍然是他的权势，他的名位，以及那个他始终耿耿于怀的剿共战事。
果然，正如古人所说的，图穷匕首现，当走马观花的游览一结束，蒋介石就立即向张、杨发布了向红军进攻的命令。
张学良面有难色，对此很不赞成。他不愿意再打内战，而一心要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不仅在此之前当面向蒋说过（那时蒋对此当然是听不进去的），而且在前不久给蒋的一封电报中也痛切陈辞，作了诚恳的规劝。如他在电报中说：“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数当然，情不自己，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在蒋氏此番来西安后，张学良更进一步向他说明，这还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西北广大军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请他三思。不料，蒋却大发雷霆，声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至于士气，关键在官不在兵，只要当官的身先士卒，士兵是决不会后退的；如果当官的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士兵们也是不会认真作战的。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懂得的，唵，唵！”
蒋介石在接见杨虎城时，因杨也提到“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也向他重申上述主张，杨虎城对委员长的高论虽不敢苟同，但也未同他争辩。可张学良却斗胆进言，讲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他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诚哉斯言！但这个将要是良将，并真正是爱国爱民的，还必须得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们因为不明真相，也可能暂时会跟他走，但他迟早是会被抛弃的。再说，你有你的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如他们爱说，日本侵略我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变为亡国奴和他们的奴隶，这，我们是决不答应的。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不，你搞错了，士兵决不会是这样的！”蒋介石对任何问题常常是先入为主，有它的一套固定不变的论点和模式，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不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就很武断地说：“关于抗日问题，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这事政府自然会管的。至于士气问题，我来解决，我要向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我会说服他们的，唵。”
１０月２７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二将军陪同下乘汽车来到西安郊区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准备向训练团军官讲话。
这天，到会的军官人数比较多，除军官训练团全体人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以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据说，委员长有令：任何团以上军官均不得缺席。
因为人多，没有那么大的礼堂可以容纳，会场就临时设在训练团驻地庙内戏台前的大院子里。上午十时以前，参加会议的军官都准时进入会场，专候“委座”光临了。
大约十点钟左右，在严密警戒的王曲军官训练团驻地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蒋介石的车队到达军训团门口了。
这时，早有一批军官上前迎接。蒋介石下了汽车，即由张、杨二将军陪同，缓步进入会场。顿时，军乐高奏，全体立正；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蒋介石扬了扬手，算是答礼，可面孔却一直是板着的，不说也不笑，更显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然而，由于平时对蒋氏的尊容难得一见，所以不管他是怎样的傲气十足，人们还是象看什么稀奇似的，都注意观看。只见他身穿军服，腰悬崭新的金灿灿的有半截身子那么长的指挥刀，脚登乌黑发亮的长统皮靴，戴着雪白的手套。但他人并不富态，似乎缺乏一般大人物挺胸腆肚的那种派头，而是瘦长脸，细高个，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直直的，倒还精神，只是未免过于严肃了，一直绷着脸，面无表情，冷若冰霜。总之，从出场到离开，没见他有个好脸色，没露一丝笑容。
那天，主要是他讲话。他独自站在主席台上，张、杨二将军都站在台下队列前面，其余军官站在他们后面。他讲话不转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并注意声调的抑扬顿挫，还是很有些煽动性的。他这次讲话实际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的继续大举“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中、高级军官所作的露骨的威胁。为了论证他的诸如“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他大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谈礼义廉耻、三纲五常，俨然以孔夫子和曾文正公的得意门徒自居。他还引经据典，大谈所谓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等，叫人好不扫兴。总之，那天他喋喋不休地讲了很多，很多，可惜收效不佳，因为他说的是乡音很重的宁波官话，有些是听懂了，也有些就难免有不知所云之感，但他最后疾言厉色地所说的一段话，因为讲得稍微慢一点，大家还是听清了，他分明说的是：“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是决不宽恕的，这一点，唵，唵，我希望诸位要特别加以注意，万勿听信共党宣传！”
原先，人们还以为，堂堂委员长、又是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这种隆重的集会上，定会发表些号召抗日、团结救国的言论，也只有这样，才象个国家元首的样子。没想到这方面的言论他一句不讲，念的还是那套使人早已听厌了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陈经，这不能不使听众大失所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场的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是爱国的，尤其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爱听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对于他那套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在蒋的训话还正在进行时，已有不少人显得很不耐烦了，但出于礼貌，出于对张、杨二将军的尊重，人们忍了，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在下面议论，没有人递条子，也没有把他轰下台，而是耐着性子听，总还算给了他点面子……
可是，在蒋训话完毕，离开了军训团驻地后，人们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家议论纷纷，都很气愤。张学良怕事情闹大，当晚“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不争气把家乡丢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③但当时在军训团工作的黄显声等，仍然认为蒋的这个讲话很不好，应当找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孙铭九——笔者）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④
在蒋讲话后不久军训团的另一次集会上，苗剑秋激昂慷慨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这也就是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这个讲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晏道刚那里。晏要求张学良把讲演人交出来，张为缓和他与蒋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虚与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讲演者送到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后来黄显声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因此被蒋痛恨，以致十多年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也都与此事有关。
但这些情况也说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蒋介石要扭转西北局势，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去打内战，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是比较困难了。但蒋介石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是不大可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的，所以他在离开西安、返回他以避寿为名暂时居住的洛阳古都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扩建机杨，积极为一场新的剿共战争作准备。
与此同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也更变本加厉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原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是领导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法，不过带头搞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动，写了几篇宣传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这却触怒了南京当局，１１月２３日南京政府竟下令把这七位爱国人士逮捕了，并查封了一批进步刊物，后来，南京政府要对沈钧儒等起诉公审。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彻底放弃错误政策，释放一切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使国民党政府十分被动。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鉴于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七君子”才被释放出狱了。
这是后话，暂不多表。不过由上述情况看，在那时尽管人心思抗日，而内战的危险仍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在洛阳的时候，张学良曾约阎锡山一起见蒋，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就是在这种坚持内战政策、一点也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番新的军事部署后，于１２月４日晚九时许，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由洛阳乘专车再度来到西安。张学良是先行前往洛阳迎接的，这时同车到达。杨虎城、邵力子等高级官员亲往临潼车站迎接（因蒋要下榻临潼华清池，故在此站下车），蒋介石不进西安，不住城里的高级宾馆，而要选择远离城区的骊山山脚下这一僻静处所，与其说是为了安静，不如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这时虽然还不大可能会想到一周以后他会被人家打个人仰马翻，但西安对他来说，不象南京、洛阳那么安全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这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来西安。但这一次的到来，颇有点“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慨。他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不过，在表面上，同上次来时一样，他仍装出一副轻松自如、悠哉游哉，似乎是被名闻遐迩的大、小雁塔和烟草萋迷的咸阳古道所陶醉的样子，游览观赏，指指点点。实际呢，他脑子里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的目光是严峻而阴冷的；他往往在访古揽胜中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偶而发出的笑声使人感到惊惧；他观景不过是做做样子，时刻在窥探张、杨的动静，才是他的真正动机！
装假毕竟是难以持久的。果然，蒋介石的笑容转眼间便消失干净，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抛了出来，而且声势大，兵力强，口气硬，命令也是最后通谍式的。在他看来，他的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张、杨再不听从，就将他们搬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么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吗？这回我要让你们来个精神向南！
这一次，蒋介石是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的。他一面软硬兼施地一再向张、杨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向陕北进兵，一面也作了让他们易地换防的准备，甚至连新的西北“剿总”和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都已内定；同时，在“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又调回内地，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发。有一部分军队正向豫西移动，前锋已逼近潼关。从国外买回来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也都调往西安，准备参加新的“剿共”大战。那一阵，西安真够热闹的，一队一队的飞机，象傍晚的乌鸦群，带着震耳的响声，遮天蔽日地飞临西安上空；有的还故意降低高度，轰轰隆隆地怪叫着，贴着屋脊，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机场上，作为“剿共”之用。
由于时局的变化，一向比较恬淡、宁静、同时也较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衡，变得异常拥挤而又嘈杂了。“一时西安这个小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⑤
然而，这热闹却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虚假的繁荣的背后，既是紧锣密鼓的反共喧嚣和密谋，也是广大爱国官兵与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对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
但即使是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进谏仍未停止，虽曾多次碰壁，虽然他产生了必要时不惜以兵谏达到促蒋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盼能出现奇迹，这也就是说，企望蒋介石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悬崖勒马，放弃其不得人心的内战政策，领导人民抗日。哪知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不仅拒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指责他是“受了共产党的盅惑”，他以不容分辩的语气说：“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内部分裂，何谈抗日？如今流窜在陕北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我们拥兵数十万，又有大批新式飞机，只要上下一致，果断出击，便可将其全歼。今天已到剿共的关键时刻，当此共军即将覆灭、我们剿共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时，焉能功亏一篑，致使功败垂成？这是关乎党国存亡的大事，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是东北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希所部迅速行动！”
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态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沥胆，多次真诚相劝，此公竟无动于衷，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怕难执行。听我这么说，你一定很生气，会认为我不服从你的命令。实际不然，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一贯是大力支持的。但现在日寇正疯狂向华北和全中国进犯，意欲亡我中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军人，怎能坐视？所以我认为只有坚决抗日，才是中国的唯一生路。为抗日，我张学良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全军将士也会奋勇杀敌，个个争先；但如打内战，就会怨声载道，观望不前，到那时，委员长就别怪我指挥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蒋介石见张学良流泪了，似有所动，但后来听他说“打内战怨声载道”，将会出现“令出不行”的局面，又无名火起，连连摆手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听，不愿听！我多次讲过，日本和共产党都是敌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内外之别，应该说，内患危害之烈，更甚于外敌，所以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考虑不周或一时冲动吗？不，它正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当此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最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之际，谁如果以抗日为名，联而不剿，贻误军机，定将军法从事，这，唵唵，我可是毫不含糊的！”
这天，张学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对蒋进行一次毫不妥协的“苦谏”，甚至“哭谏”的，如同两军交锋，各不相让，激烈的争辩持续了几个小时，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话已至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事情很明显，根据蒋介石这种顽固的态度，想用劝说的办法使他回心转意，是很难办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真有点剑拔弩张，不闹个鱼死网破，看来是不会收场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对张、杨二将军来讲，这时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要么服从命令，违心地去进攻红军；要么任人宰割，即刻离陕！
形势紧迫，一发千钧，张、杨两将军不得不背水一战了！
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因为蒋介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要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那套方针，而这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内战，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愿再打了；从陕西调离，有的还要调到边远的地区去，这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誓必要远离红军，不但联共抗日，前功尽弃，而且还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事情很清楚，蒋介石把他们分别调出去，实际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拿东北军来说，到那时非但无法打回老家去，还有被消灭掉的危险。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不就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最后在蒋介石的分化和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的吗？怎能再蹈十九路军的覆辙？这也就是说，张、杨二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方针上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由于彼此都不放弃看法，已发展到必须得出结果”的地步。张学良曾经考虑过辞职，但鉴于前几年被迫下野的痛苦经历，加之国仇家恨未报，他觉得这样做有负众望，自己也是问心有愧的，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特别是，一想到几年来颠簸坎坷的境遇，几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置身西北，还有千千万万的父老姐妹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他的心就碎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怎不忧愤交加，遗恨难消呢？
但他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比如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何才能使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悔悟的问题，劝谏，已经失败了，罢免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还未形成这样的条件，那究竟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他得知蒋介石将要亲自来陕督战的消息后，他也进一步提高了警觉，并常同杨虎城在一起交谈。天长日久，彼此消除了疑虑，谈话也比较随便了。有一次张学良先谈到他对蒋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满，表示决不再参与内战，并就联共抗日以及蒋到西安后可能产生的麻烦，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你真的不顾一切，决定要坚决抗日吗？”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决心似乎多少还有点疑问。
“真的，这次我是再不能当那个‘不抵抗将军’了，知耻而后勇嘛！”张学良果决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啊！”杨虎城极表赞赏。但他随即又调转话锋，说：“其实，丢掉东北是委员长下的命令，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我看戴在他头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适呢！”
“唉，怎么不是呢！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听了他的话，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是，直到现在他还不回头，还热衷于反共、打内战，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爱国人民都责备我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虎城兄，你年纪比我大，经验也比我丰富，我们今后应当怎么办，你还得多加指点啊！”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关于我们今后的斗争方略，我倒是想过一下，只是，这……”杨虎城欲言又止，也许是还有些顾虑吧，但他看到的是张学良那热诚、期待的目光，所以他略加思考，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我的想法是等委员长来西安后，我们先耐心劝说，还是尽量用‘寇深国危，大敌当前，一致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说服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还是不听，顽固到底，我们可以来它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你看如何？”
“啊，这……”张学良乍听到杨虎城提出的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免有些惊讶，这来得太突然了。
“怎么？你不赞成？”
“不，我考虑一下。”张学良看到杨虎城面现疑虑之色，似有些不悦，忙安慰他说：“不过，请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外传的。这你相信吗？”
杨虎城默默地点点头。
短暂的沉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过了一会，张学良终于颇有同感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尽量相劝，万不得已时，也不排除将用非常行动使他脱离南京亲日派的包围，听听我们的救国主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杨虎城连声说：“是啊，是啊，看看，这不是咱俩都想到一块去了吗？你刚才说要考虑，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哪里，哪里，”张学良说，“前些时在洛阳，我还劝过他，让他‘俯纳民情’，别学袁世凯，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蒋为人刚愎，不大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看来我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是啊，看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杨虎城冷静地说。但他看到两人的观点终于比较接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谈中显得决心很大：“这当然并非上策，我们也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只是这年头，脑子太简单了，要吃亏的，我们不得不防着点。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有一点你放心，我听你的，副司令你怎么领导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们一言为定，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
张学良与杨虎城紧紧地握手，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⑥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１２月７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１２月８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谓“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乱。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结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可是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量力。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仗义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①② 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
⑥ 此处参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的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