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06部 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

“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看完这段话,我的感觉是: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折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

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很单纯,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好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混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了。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具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伸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杀人灭口)。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

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

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

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

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

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

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

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他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

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

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

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

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

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

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今湖北湖南)为主的楚党。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

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

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

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

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

答案是,对人不对事。

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

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

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叶向高,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

三十二年前(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生人。

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考验。

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地说,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

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

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相信,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打的底。

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累赘),独自逃命,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她说:

“要死,就一起死。”

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