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第12回 朱玉阶万里觅新路 毛润之三大进中央


按下蒋介石的故事暂且不表。让我们看看另一位国民党将领走的另一条道路吧。因为此人后来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叫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昆明讲武堂毕业,后加入同盟会。蔡锷举起反衰护国大旗时。他随护国军第一军选人四川,担任支队长。不畏强敌,英勇作战,立下战功,晋升为少将旅长。后又响应孙中山号召,参加护法战争,决心把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 不料护法运动很快就失败了c朱德目睹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老同盟会员纷纷变成了抢夺地盘、争权夺利的新军阀,而且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西南军阎的混战之中,不禁感到茫然、苦闷和彷篁。

五四之后,朱德经过好友孙炳文的介绍,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并没有实质的不同,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并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要革命必须另寻新路。

1920年底。未德随驻川的滇军回到云南,推翻了士皇帝唐继尧的统治。他出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云南省警察厅长。这时,他有权有势,薪俸很高,有一个贤慧的妻子,并且染上了大烟瘾。如果他愿意,尽可以像别的军官那样,出入于秦楼楚馆,沉湎于红灯绿酒。但是,他痛感“国事日非”,寻求救国真理的念头时时萦绕他的心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觉得功名利禄犹如粪土,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才不枉来到红尘一遭。于是、他抛弃高官厚禄。于1922年3月离开了昆明。

朱德来到重庆。他的旧交、已霸占川东的杨森闻讯,请他前去作客。宴席麻将牌接连不断,歌女的软语、刺耳的琴声、满溢的烈酒,一切都笼罩在鸦片云雾之中。

觥筹交错之后,杨森邀请朱德入幕,许以师长之职。

然而朱德却连连摇头。他拒绝了。

杨森问是何故。

朱德说:“多谢将军美意,怎奈我已厌倦了打来打去的日子。正打算去欧洲留学,寻找新生活。”

杨森笑了。作陪的刘湘也笑了,不以为然地说:“留学有什么意思?何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到峨眉山休息休息不就够了!”

朱德执意不肯留下。杨森不便勉强,说道:“好吧,留学回国以后,一定虚席以待!”

这时,朱德听说共产党机关设在上海,就乘船顺流面下。不料到那里后,却没有找到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的关系。转而来到北京找他的好友孙炳文,想利用孙炳文在报馆工作、见多识广的有利条件找到党。

孙炳文陪同朱德重返上海。他们听说经历了陈炯明叛变的孙中山已回上海,便敲响了莫里爱路29号的大门。

孙中山正在筹划如何平息叛军,于是对朱德、孙炳文说:“我己和滇军联系,准备组织讨贼军。你们何不重回滇军,组织一支队伍呢?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可以先讨十万元整编费。”

朱德、孙炳文表示报绝。他们说:“说句冒昧的话,我们以为今天跟这个军阀联合。明天跟那个军阀结盟,最后总是革命派吃亏,军阀势力增强,很显然,这种办法不行。因此。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寻找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孙中山听了这些直率的话。不仅不气恼,反而说:“好,出国留学也是一条可取之路。不过你们既然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先生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承认和帮助先生的敌人。我们愿意去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

孙中山点点头,继续说:“是要顺乎潮流哟!我正在制订国民党的新政策。希望你们学成归来,帮助我!”

朱德、孙炳文想不到被人称为“大炮”的孙先生如此谦虚、诚恳,很受感动。可惜他们后来回国效力之时,孙先生已经不征人世了。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见孙先生。

他们从孙中山寓所出来,又去拜访了胡汉民和汪精卫。这两伎国民党要人留给他们的印象,可就糟糕透了。

“胡汉民,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未德后来说。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朱德轻蔑地说起汪精卫,“他呶起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他满身都是段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个京戏里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她很有钱,通过控制钱,也就按制了汪精卫。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接着,朱德在孙炳文的陪同下去见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屋内陈设极为简朴,和国民党要人的寓所有天壤之别。

朱德向陈独秀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他以为只要一提出入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

不料陈独秀上下打量着这位曾参加过军阀混战的滇军将领,然后以冷淡的语调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穷人的党,并不是谁都可以加入的。对于像朱将军这样身份的人来说,要入党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学习和考察。”

朱德只是听着,默然不发一言,然后失望地离开了。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经新加坡到马赛,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他们伎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主要负责人叫周恩来,不过他此时不在法因而在德国。他俩打听到周恩来的地址,又急匆匆地赶往柏林。

11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和孙炳文叩响了周恩来位处的大门。门开处。他们看到一个身材瘦长、面目清秀、英气勃勃、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站在面前。

周恩来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伺见教。

未德顾不得拉过来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革命道路面来到欧洲。他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组织,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周恩来就站在他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把话说完,又请孙炳文讲他的身份和经历。最后,周恩来微笑着说:“好吧,我愿意介绍二位入党,不过要经支部批准才作数。你们不要着急,先在柏林佐下,住处由我安排。”

朱德、孙炳文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连声道谢。

不久,经周恩来与中共旅欧总支部另一负责入张申府研究,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吸收朱德和孙炳文为中共党员。二人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生之路。孙炳文后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周恩来的副手,他牺牲后,其遗孤孙泱、孙维世被周恩来、朱德分别抚养,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死于江青的魔爪。朱德后来的发展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再说中共西湖特别会议精神传到旅欧党组织之后, 得到积极的响应。1922年9月,张申府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少年》第二号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

这时,孙中山派王京峻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峻原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经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 他重到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3月10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人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4月25日, 王京峻致国民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

6月16日, 周恩来等三人到里昂同王京岐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中主义青中国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在给主京岐的一封信中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耍做的工作。”

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员扩及到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本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在里昂举行的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上,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阂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共产党人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呢?针对种种疑问和谐难,周恩来撰文指出:

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既“阶级革命”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话说1923年4月, 毛泽东接到通知,让他前往上海。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居住了一年半的清水塘,告别妻子扬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岸英,悄悄踏上了赴沪旅程。

他是去出席中共“三大”曲。

“一大”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离开过湖南。1921年10月,中共湖南省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支部租了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的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佐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池,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扬开慧从这年10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1923年4月。

到1922年5月,湖南已有中共党员30人。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杨开慧、黄静源等,都是这个时期入党的。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扎容、李立三、郭亮等任委员。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22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在北期间,毛泽东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特别是和李立三、刘少奇一起,成功地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得到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受到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嫉恨。 毛泽东1923年4月离开湖南的时候、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毛泽东到沪不久,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到、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1923年6月l2日至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抚院后街31号召开。毛泽东“二大”时忘记了开会地点,未能出席,这次以湘区代表的身份出席。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 4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五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在“三大”上,三十多位代表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人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马林、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和他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也不同意张国焘的观点,他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人匡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主张党内合作的宣言。宣言说:“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人国民党,以“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后,“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防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

大会选出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张国焘因反对党内合作,未再选为执行委员。

会后,李达找陈独秀直言:“我是主张党外合作的……”话音未落,陈便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看重你这个草莽英雄!”谈话不欢而散,秋后,李达便脱离了自己参与创建的党,直到建国后重新加入。

毛泽东则第一次进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时值“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阎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锡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员会采取联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报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筹备国民党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9月, 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毛泽东这次回湘,只和杨开慧团聚了3个月,就再次离去了。

正是:

乐莫乐令心相知,悲莫悲中生别离。

欲知何事相催,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