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第19回 三监委抛出弹劾案 大买办煽动罢市潮


却说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呈文指控:“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人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因此,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随后,张继、谢持等人又发表了《护党宣言》。

此旗一举,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的右派分子群起呼应,有的联名上书,有的致电孙中山,要求中央出面解决此案,“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厉制裁。”

一看气势汹汹, 纷纷扬扬,鲍罗廷坐不住了。为了维护合作,消弭对立,6月25日,鲍罗廷在广州东山商所会见谢持、张继,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进行谈判。

谢持、张继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们说国共合作“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张继说:“对于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我是极表赞成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是我介绍加入的嘛。但是。想不到会有后来的局面。共产党既然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

谢持更是一脸怒气地说:“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必须坚决取缔!既然两党性质不相容,干脆分道扬镳好了!偌大的国民党,也不缺那么几个共产党员。”

二人态度蛮横,傲气逼人,使谈判笼罩了一层紧张的空气。

鲍罗廷平时谨言慎行、极有耐性,但这时也气得变了脸色。他几次想要发作还是强按住了。依然一言不发,听他们二人乱发议论。等他们不说了,鲍罗廷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使态度尽可能地平和,但语气丝毫不妥协:“你们总讲国民党如何如何,其实国民党原来已经死了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只有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才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使国民党死而复生。党中分派,是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党内发生小团体,要看是什么性质。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既反对国共合作,又擅发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而共产党,则为左派。共产党组织党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不负责任,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推动国民革命。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右派可以有小派别,共产党不能有自己的党团呢?用中国话说,那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鲍罗廷喝一口水,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决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你们刚才说要分道扬镳,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立场!合作于两党有利,分裂只能使两党遭受损害。假令将共产党分离出去、必使国民党重颖回到原来的死路上去,从根本上瓦解革命的实力,丧失革命的前途!”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谈判不欢而散。

陈独秀得知鲍罗廷和谢、张谈判失败后,对国民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于7月13日写信给维经斯基。 提出:“我们认为,必须停止至今为止的形式来支持国民党,我们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国共合作眼见得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然而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并没有维护多久。就由于孙中山的亲自干预和国民党左派的多方努力,事情出现了转机。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工作会议,审议邓泽如等提出的弹劾案,决议请孙中山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作出决定,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会议指出:“凡人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

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宣言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乎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态度本极明显。椎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反对派得使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面发生隔阂……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用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同时,孙中山多次找人谈话,要求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他认为,共产党员即使在国民党中建立了小组。也不可能破坏国民党组织。时下陈炯明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北洋军阀在北方虎视盼既,广州商团频频捣乱,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国共两党只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丽不允许节外生校,自己乱了自己。孙中山还建议由国共两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共同协商国家大政方针。该委员会由孙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特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针对形势出现的转机, 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第15号通告,指出:“在政治上,我们为着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必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同时,对国民党右派的主张和言论,则应由我党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现不满的意见。”

国共双方的态度都有了变化, 剑拔弩张的气氛趋于平缓。8月15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会上讨论了弹劾案问题。廖仲恺担任大会主席,原提案人张继、谢待列席。

张继、谢持首先重申了弹劾案的意见,同时提出国共“以分立为要”的主张。

王法勤、覃振支持张继的主张,并提出解决办法:(一)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人本党者,应专从事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行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二)在中央党部加设国际宣传委员会,凡关于第三国际与本党共产派之一切任务,均由本委员会为中心,以期共济。

共产党代表瞿秋白起而发言。秋白博学多才,熟稳诗词经籍,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举止潇洒,谈吐儒雅。他结婚仅半年的妻子王剑虹刚于上个月病逝,他本来白皙的面孔此刻更添了几分憔悴。他平心静气地说明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要从大局着眼,不必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针对张继等人提出的党团问题,他说:“既准跨党,便不能无有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他们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党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监察委员固然有权提出弹劫,但应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

最后,瞿秋白表示,共产党坚决反对“分立”的主张,“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坦诚磊落的陈辞,使多数与会者边听边点头,表示不能因党团问题导致两党合作的破裂。

监察委员李石曾发言说:“两党既合作如前,不宜分裂于后。”

胡汉民的态度也有转变,心乎气和地说:“细察青年团出朗这些刊物,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愿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

廖仲恺将讨论情况向孙中山报告后, 孙中山于8月20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

次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文件指出:“谓本党固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把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形势益可以无疑。”“见我党党员当知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与同志间之感情固结,为团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条件。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国民党右派势力无疑受到一次有力的打击。

孙中山到底是孙中山他确实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化险为夷、举重若轻的领袖风范。当过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得对:“一个领袖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克制。经常的风险和永不间断的内心斗争。”

国共合作的航船绕过激流险滩,继续向前驶去。

一个领袖难免遭受磨难。然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磨难也太多了,几乎一个接着一个。就在他解决国共合作中的矛盾的时候,他又面临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风险。

事情要从头说起。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建军校后,又开始筹备北伐的事。但建设军校需要钱,出师北伐更需要钱。怎么办?孙中山根据夫人的建议,决定把她弟弟宋子文从上海招来。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曾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这使他成了喜欢在分类账簿上查看蝇头数字的人。他的面孔很圆,戴一副像日本天皇那样的镜片又小又圆又亮的眼镜,一丝刻板的笑容犹如镌刻在一枚硬币上,给人的印象既和蔼又严峻。他回国后在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当秘书和科长,把账目和财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宋庆龄认为他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担心的财政问题。

宋子文到广州后, 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月,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 2月,要求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借给政府5至500元的款子。3月,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4月,征收清凉饮料税。5月,对专卖药品、化妆晶、婚礼、葬仪、宗教仪式甚至人力车都实行征税。但同时,农民的税务负担有所减轻。

孙中山早想在广州建立一个国民党政府银行,集中管理这个地区的资本流动。当苏联答应贷款1000万元后,他便于8月宣布中央银行成立,任命宋子文为经理。

中央银行一开业就很兴隆。当时许多中国银行发行的现钞,有白银储备作保证的不到百分之五,而中央银行声称有百分之二十五。它新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方也获得承认。到1926年,银行中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

由于宋子文成绩卓著,他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组建了一支特别武装部队来监督税收工作。严厉打击那些胡乱收税、多重收税和吃“回扣”的现象。他让国民党的党务官员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让新建的国民党军队直接收税。军队的供应和经费再找地方党代表要,以加强制约,增加透明度。在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的两年中,在税收总额没有增加很多的情况下, 广东的财政收入比以前增加了9倍,这主要是消除了无穷无尽的“回扣”的结果。

然而宋子文的这些做法得罪了广州的许多买办、大亨、贪婪商人和依赖贪污发财的人。他们决定抵制政府,回击孙中山。

在广东,商人们原先就有一支民间武装商团,是辛亥革命后成立起来的商人自卫组织。 后来变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反动武装。它在广州有12000人,在广东全省则有5万人。

广州商会会长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副会长是佛山的大地主陈恭受。陈廉伯拥有缫丝厂和保险公司,拥有十家银行和无数当铺。他在十多个国家拥有贵重的资产,拥有20座住宅。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的私人王国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扩展到欧洲和美国的广东人社会,他还是华南帮会分子中的一位头面人物。 他从英国得到秘密援助,并强迫广州的每个商行都认捐150美元,从而急剧扩大了商团武装。

1924年初,英国人煽动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

陈廉伯闻言大喜,随即投入了推翻广东政府的准备之中。他擅自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长短枪近万支、子弹三百余万发,由悬挂挪威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潜运广州。

孙中山闻讯, 于8月10日命军政部长程潜和蒋介石扣留了这艘商船。在两艘炮舰护卫下,商船进入黄埔港,将枪弹卸下。次日,军政部吊销了陈廉伯骗取的该项军火进口护照。

商团以此为借口,出动两千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索要枪支。陈廉伯一方面与国民党右派、军阀暗中勾结,一方面胁迫商民罢市,攻击孙中山主持的政府“赤化”,要“实行公夫公妻主义”,以煽动武装暴动。

从12日起。孙中山陆续调派黄埔学生军和部分滇、湘军进驻广州,以维持社会治安。

20日,广东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陈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团扩大罢市。截止到25日广东全省已有一百多个城镇罢市和游行示威。 这时,英国派出9艘军舰集中白鹅滩,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2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

孙中山大怒,当即打电报给麦克唐纳首相,提出正式抗议。

他还向国联发出呼吁,但没有收到答复。

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建议。下令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查对所有不开业的商店,禁止贵重物资匆促转移出城。

这时,围绕处理商团叛乱事件,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廷、蒋介石和共产党人主张对商团采取果断手段和强制措施。国民党右派则主张“和平调解”、“慎审解决”。伍朝枢还阻止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反对军管。握有兵权的右派——滇军的范石生、廖行超和盘踞广州河南地区的李福林等,更直接同商团相勾结,同商团酝酿谈判条件,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

接下来的事情,当时香港《循环日报》记载如下:

扣械罢市风潮,自28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二人出任调停,形势已有转机……29日范氏进谒孙文,对于此事力主调解,并赞助容纳商团之请求,以冀早日和平了结。孙氏不允。范石生谓: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在此两三日内,无论如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竭力保护市内治安,无论何方部队,如有骚扰商场,我当派队迎头痛击,断不令毁此璀璨五羊,供一二人意气之争而牺牲也云。孙氏闻言,颜色立变。但见范氏词语决绝,且以范之力量而论,又尽可办到,复后廖行超为之协助。湘军亦一致主张和平,仅借樊钟秀之豫军千余人,必无济于事,乃毅然答应范氏。遂与商团代表于29日下午订立条件,双方签字,30日商店复业,以条件而论,商团可谓完全达到目的,军械照原数目发还,联防又准予成立。陈廉伯、陈恭受亦取消通缉,不过以五十万元为代价耳!

廖仲恺闻讯,怒不可遏,大骂范石生出卖革命,助约为虐。然后气冲冲地跑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面辞省长职务,以示抗议。

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都对这种妥协政策不以为然,愤愤不平,憋了一肚子气。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孙中山决定离开广州,进行他期望已久的北伐。蒋介石劝阻不住,鲍罗廷又去找孙中山,生气地说:“广州局势一触即发,如何发展难以预料。此时此刻,你怎么能够带走大军北伐呢?”

孙中山说:“北伐是我夙愿,此举关乎全国统一。目前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我们应该抓住这一良视,北伐曹、吴,以扩大革命地盘,以减轻粤民负担。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因小失大。总是偏于一隅啊!”孙中山决心已下,遂决定亲自率军北伐,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共抗直系”,由胡汉民在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9月12日。北伐军大本营设于韶关。

18日,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北伐宣言》,申明北伐的目的不仅在于消灭曹锟、吴佩孚,而且在于推翻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

22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军改称建国军,谭延岂为建国湘军总司令、杨希闵任建国滇军总司令、许祟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建国豫军总司令。

10月9日,孙中山命令蒋介石“将所有枪弹、学生一齐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蒋介石抗命不从,反请孙中山“早日回省”,并说这是“今日成败之最大关键”。以后几次电报往还,不管孙中山如何催他参加北伐,他就是一兵不发,死守广州不动。

孙中山心急如焚,却又毫无办法。终使北伐错失良机,无功而返。

10月10日,广州城终于发生了流血事件。

正是:

这边驱庚虎未除,那边容狼狼逞狂。

要知究竟,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