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第61回 毛泽东欣逢双喜 蒋介石悉对危局


却说蒋介石这时在忙于军事问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考虑两党关系。

5月31日, 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一个《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团体和其分子,应严予取缔。根据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安13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新华日报》随即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有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过了几天,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西安一些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路作让步,以阻止妥协局面出现。毛泽东答复说:“这些反动行径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显然,毛泽东对国民党采取了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策略。比如,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侠父,但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6人国民党党籍。

当天,毛泽东等了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并没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过与征求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今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中监委此举,也许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现实。然而不管是否报告过蒋介石,都显得太草率了。事前既与延安无电报往来,又未找就住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协商,只顾单方面匆匆宣布,岂不是自讨没趣、陷于被动吗?客观上,毛泽东等人的声明无疑使国民党蒙受了不小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监委被迫发表声明撤销此案。

此后不久,中共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毛泽东遇到了一个转为顾境的历史性机会。

王稼样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正在苏联治伤的王稼祥和邓发一起,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作为促成毛泽东走上决策岗位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什原昧地端过去。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五一”节之后,王稼样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中共中央,他准备夏季动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并决定将文件交王稼祥亲自带回国内,面呈中共中央。

王稼祥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找王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共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锡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郑重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两个重要文件,以及苏联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资、书籍,动身回国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稼祥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对一向言必称国际的王明来说,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王稼祥回到延安的当天,就分别向毛泽东、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作了其他问题的口头汇报。他将共产国际的书面文件交给了毛泽东。

在武汉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国,而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盘算着指示的内容。很快,中共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知王明离汉赴延参加会议,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王稼样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经过左思右想,提起笔来,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提出要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自居,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地该由他主持党中央全会。

接到王明的电报后,毛泽东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函告王稼祥,请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议事。

王稼祥立即把王明的信交给了毛泽东,并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法叫他立即回延安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拟出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稼祥指示机要部门立即给武汉发去。

王明无可奈何, 不得不收拾行装。8月28日,他和周思来、博古等同返延安,准备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14日至27日, 中共中央先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便为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会议第一天,即由王稼样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的传达,表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终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的资本。王明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脸色极为难看。

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这次会议上,主报告还是王明作的,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27日,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作了重大变动,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和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9月29日至l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干部55人,是“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绘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匆忙作了发言之后,就离开会议,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武汉去了。

毛泽东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成为全会及会后在全党统一思想的纲领性文件。他在会谈作结论时,专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尽管如此,在基本分清是非之后,毛泽东对王明本人的态度还是温和的。他说:王明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对王明问题的总清算是在几年之后的延安整风时。

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党的团结,并讲了对干部问题的处理,提出对处理错了的“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这样一来,毛泽东更是威信大增。他从统战以来一直坚持的各方面的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40多人的发言,大都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拥护。彭德怀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张闻天后来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

张闻天颇有自知之明,他主动要求让位,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来担任了。然而毛泽东不同意,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 张闻天5年后这样回忆道:“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佐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史称神仙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这次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王明留在延安,不让他到武汉去了。

毛泽东后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的。”

毛泽东成功了!他不仅政治上成功了,而且爱情上也成功了,因为他和江青的热恋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贺子珍与毛泽东发生矛盾,离开毛泽东已经9个多月了。这一空当,正好给上海影星蓝苹提供了机会。在康生的精心运作下,曾有过三次婚姻经历的蓝苹主动闯人了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这时45岁,刚经历了与贺子珍的感情纠葛,他孤独,寂寞,缺乏情感的慰抚。而蓝苹只有24岁,漂亮、聪颖、热情,或许当时也不乏婉柔,当她适时地填补毛泽东的感情空缺时,毛泽东已不能也不愿意拒绝。他或许以为找到了真正的爱人,真正的感情需要;成许以为这次婚姻将给他的生活带来新的幸福和希望。对婚姻的过高期望值或许正好引他步入了婚姻的误区。

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已经公开化了,党内议论颇多。在延安的,用嘴和书信表示不满,在前方打仗的将领得知毛、江热恋,不惜用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这些情况都汇到了总负责张闻天手里。因为这事的当事人是刚得国际承认、并受到大家拥戴的领袖人物,谁处理起来都感棘手。张闻天拿着这些函电,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想了一个折衷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你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似不合适。

据说,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信,发火了,当场把信撕成碎片。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由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

第二天,毛泽东在合作社摆了两桌酒席,宣布与江青结婚。贺喜的人群里,没有张闻天。

此后,毛泽东即从凤凰山迁到了杨家岭的三间窑洞,与江青共同生活在一起。以后的情形,以及这场婚姻的结局,人所共知,此不赘述,还是书归正传吧。

10月4日, 周恩来一觉醒来,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到了蒋介石约见他的时间。离开武汉一个多月了,他看到路旁炸毁的房屋不知又增加了多少。,他忽然闻想起了8月6日毛泽东等人发来的一份电报:“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路放弃之。”难道武汉战事之结局又一次被毛泽东言中了吗?在延安住了个把月,周恩来的心情极为复杂。王明这一页看来是彻底翻过去了,他在中央全会上已经陷于孤立,自己和他在长江局共事八个多月,虽然有过意见分歧,毕竟有一些电文是共同签署的,有一些活动是共同参与的,别人将会怎样看呢?敌后战场,八路军搞得生龙活虎,谁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持久战,发动民众以全面抗战,这两点都由毛泽东率先提出。持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点蒋介石比较清醒,可是他对发动民众却颇为迟钝,对自己主管的以第三厅为主的抗战宣传工作也不热心,不支持,尤其是两党关系,合作虽已实现,但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此下去,抗战大业何以能竟?周恩来在延安开会时,主要谈了这种忧虑。现在,毛泽东也认为目前的合作方式不利于长期合作,提出了从前他不太感兴趣的民族联盟方式,并申明停止在国民党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活动。可是,蒋介石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呢……

想着想着,已经来到军事委员会门口。

蒋介石迎他进屋,寒喧过后,问道:“恩来,听说你们在开六中全会,没想到你来得这样快呀。”

周恩来忙答:“会正在开。听说这里形势危急,我就先来了。我们中央一致认为,加强两党组织上的合作极端重要,我急忙赶回来,为的就是尽快向你和贵党转达这个愿望。”

“很好很好。”蒋介石这么说着,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你带汲带书面协议?”周恩来掏出一封信,…这是毛泽东给你写的信。毛泽东同志因武汉战事紧张,要我立即把这信转给你。我们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更加进步,面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田难,准备反攻。”

蒋介石接过信;只见上面写着: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战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如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得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事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地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月

蒋介石看完信,连说;“好,好!”沉思片刻,朝桌上一放说道:“南浔线将士用命,歼敌数万,战局会有所改观的。只要各方力朝一处,事情要好办得多。只要北守武汉,南守广州,再有外援,我们就可掌握战场主动权。”

周恩来问道:“万一武汉外围线失守呢?还要守武汉孤城吗?”

“你说呢?”蒋介石反问。

周恩来答:“不惜断然弃之,保存实力作持久打算。”见蒋不说话,又补充道:“毛泽东同志曾有一篇《论持久战》,专门论述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听说过,听说过。辞修(陈诚)也曾有过这么一个计划。”

蒋介石看看表,“你还有什么书面东西吗?”周恩来说:“有所考虑,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

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那就写了再送来吧,今日还要开几个会呢。”

10月8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新建议的书面材料。内容包括:(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员可以加人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人三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保持共产党党籍。

当天,蒋介石即将这份建议交给陈立夫、康泽等研究讨论。

10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知道战事越发不利,开门见山道:“校长,我党加入贵党及三青团的主张,是考虑再三之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共度难关了。”

蒋介石道:“这事是我先提出的,这不假,我是总裁,也不假,可是这么大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数的,必须由中央常委会进行讨论后才能确定之。”

周恩来问:“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讨论出个结果呢?”

蒋介石面露难色:“恩来呀,你也知道,国共合作,党内并不是一致赞成的,你们又不作原则性让步,此事恐难很快实行。”

周恩来只好退一步,说:“那么,三青团尚未就绪,加入三青团的事,校长总可以决定吧?”

蒋介石一时语塞,踱了一会儿步说道:“这个,这个,这个可以吧。三青团的章程修改后,可以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待我们双方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

周恩来见蒋介石态度含糊,只好换了一个话题:“校长,八路军改编后,在华北战场给敌大量杀伤,依靠群众还得到了很大发展。现今的一个集团军,已不好控制广大区域内的部队,是否……”

蒋介石挥挥手打断了周恩来的话:“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事只能留作以后再议。日本人已把兵力用到极限了,在华作战部队已超过一百万,国内在演空城计。我准备在武汉战事结束后,把部队再整编得更精一些,你提出的问题,到时一起加以考虑。还有一个边区问题,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一点也不体谅我的苦心。我给你们的条件,比给阎百川的优厚多了,正值危难之秋,就不要再在地盘问题上做什么文章了吧。别人向我提条件可以理解,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也不体谅我呢?”

周恩来知道再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就胡乱支应几句,找个借口告辞了。

10月24日,日军的大炮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还夹杂着机枪的哒哒声,到处是浓烟烈火、断壁残垣、尸体狼藉。周恩来神情严峻,眉头紧锁,时而穿行在炮火硝烟之中,时而出没于大街小巷,视察战场,慰问伤员,召见地下党负责人布置武汉沦陷后的工作……

深夜,日军已踏上武汉郊区。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馆,在爆炸声震得摇摇晃晃的屋子里, 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 。25日凌晨,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印好后,他才在隆隆的炮声中告别武汉。

蒋介石也是武汉失守前最后撤离的人。他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中写道:“此次兵力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的枢纽,绝不可认为战事失利与退却。”24日晚,蒋介石借宋美龄乘飞机往湖南衡阳撤退, 但因飞机迷失方向而又返回汉口。当25日凌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起飞时,日军已逼近到汉口城外仅有15公里的地方了。

10月27日,大武汉陷落了。4天之前,广州已入敌手。

正是:

只要抗战意志坚,岂因进退招褒贬!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