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正当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往各地视察时，国民党于3月1日至17日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十分引人注目。
蒋介石称这次会议“不仅关系到本党成败，而且关系到国家存亡”。他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就其荦革大端，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否定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前此发生的一系列反共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
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了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谴责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行径：“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的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动派于阴谋破坏活动初起之时，又未曾坚持政协决议于全会会堂之上，反而亲临主持反对政协要案之通过，以致二中全会全部动摇了也是蒋先生亲自主持起草通过的政协决议。”周恩来尖锐地质问国民党：“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我们不受骗，也决不去骗人民。我们要向人民说真话，说实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是想做些什么？这不是一个人或一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欺骗老百姓的问题。”他最后警告：“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这时，马歇尔不在中国。他视察之后，即应杜鲁门总统之召，回国述职去了。
3月20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主持召开了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鉴于近期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公开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则表明国民党将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在一系列事实面前，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 较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
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提出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 中共中央在3月15日和18日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有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3月16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能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又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匆提出。”
对这一段历史，刘少奇数月后总结道：“在1、2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虽不可能，谈判仍是必要的，因为人民要和平。”
再说3月以后， 时局的焦点转移到了东北，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东北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粮食充足，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3000多万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共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撤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 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9月19日，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调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分局和军区领导机关及山东部队5个主力师、18个基干团，约9万人马进人东北；同时，又调已经到达冀鲁豫平原的林彪、萧劲光转向东北；调新四军第；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主力；万余人进入东北。调进东北的部队，达13万余人。尔后，又从各解放区调集2万名干部， 急进东北。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及李富春、林枫等四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进入东北，开展工作。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份。 8月31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宫。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20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对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11月中旬，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两个军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白伪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 1946年1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强海运力量，加速运兵东北。到三四月间，包括热河方面在内， 已有7个军约25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企图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争消灭中共武装，或把他们挤压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在1946年10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其他重要领导成员还有吕正操、李运昌、程子华、局保中、萧劲光等。1946年1月7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2月13日，民主联军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击，一举歼灭其5个营。国民党恼羞成怒，公开宣布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在内。这样一来，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去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使苏方极为愤怒。苏军代表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他们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宋，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3月8日， 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苏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苏军也将不再向国民党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处理。
东北局提议，趁苏军突然撤退，国民党不敢冒进，应迅速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并将其吸引在长春路沿线。仍在重庆负责谈判的周恩来认为：目前局势是美苏趋向于解决问题，故东北问题也应争取得到解决。他建议，继续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但同时要求对方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不得随便增兵。这时仍在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也倾向于争取东北和平前途，故明确指示东北局：苏军退出沈阳后，我们不要去进攻沈阳城。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地区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民党军去接收。只是，不能一般性地承认国民党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撤区，因苏军已经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我不能让。
苏方得知中共意见后，明确持反对态度。苏军代表声称：目前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5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持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
在东北问题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毛泽东更倾向于东北局和苏方的意见。他停止了休养，又开始参加到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决策中来了。
3月15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
16日，毛泽东再度提醒周思来在东北问题上要强硬：“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全路及全撤退区，可见具体问题须再协商决定……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
17日。毛泽东再致周恩来电，提出对东北停战协定的修改意见：“我们决不能承认小组只随政府军，这是侮辱中共的规定。必须增加一项政府保证按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之原则迅速与中共商讨解决东北政治问题，否则不要签字。”同时致电彭真、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全满各地均须注意，除罪大汉奸外，不杀一人，以收人心而利谈判。”
18日，苏军撤出四平，东北民主联军进入该城，从而阻断了国民党军沿长春铁路北进的通路。与此同时，进占沈阳的国民党军开始向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法库等地进攻，并先后占领这些城市。
21日，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毛泽东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至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事实上已无可能。毛泽东明确主张：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立亥口动员全军趁敌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毛泽东此时决心之大，可以想见。
3月22日晚，苏联大使奉命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于此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推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中共破坏北宁路以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中共军队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点。毛泽东为此要求东北局：“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借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
3月25日，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由延安飞返重庆，连夜同张治中和马歇尔离华前指定的代理人吉伦中将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对东北冲突实行调处。
27日，张治中、周恩来和吉伦签署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对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发布了如下指令：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属苏军驻留的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调处。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说：“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
周恩来当即从重庆致电东北局：“我们不如以消灭蒋军为主，守城为次，这样较易争取主动，打得蒋痛，以利谈判。”他对吉伦说：“中共军队在东北解放了许多地方，是在停战令发布前进行的；现在政府军要接收，必须经过协商，否则就会酿成武力冲突。”他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共至万不得巳时，即当迫而应战。”随即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能让步。关内，国方重在蚕食封锁与破坏，我拟进一步揭穿之，将关内问题与东北问题联起来解决。”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月中甸攻占四乎，随后攻向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
《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虽然签订了，却对国共两党实际上都没有约束性，形同一纸空文。蒋介石对中共占领四平十分恼火，坚持必须占领四平和哈尔滨、长春并控制中长铁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此，他一面指令杖章明指挥新一军和71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在4月2日前占领四乎，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5万兵力进入东北。
随后，震惊全国的四平保卫战开始了。这且按下。
再说4月2日，北平军调部派往东北停战调处的国、共、美三方代表登机启程。
下午2时，飞机抵达沈阳。
虽然已是暮春天气，但北陵机场依然是一片苍黄，草坪上也看不出一丝儿绿意来。
当白鲁德和国民党代表赵家骧、中共代表饶漱石一起走下飞机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政府官员以及捷足先登的记者们一拥而上。
一阵寒瞳、一片镁光灯的闪烁之后，吉普车一溜烟驰向市区。
同机到达的中共执行小组成员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40余人，收拾好行李、文件、电台等器材之后，也分乘三辆卡车向市内开去。
卡车尚未驶出机场，即被一群国民党兵截住。
“检查证件！”一个少校大喊一声。
耿飚跳下车，解释说：“我们是和前面刚走的白鲁德他们一起下飞机的，是军调执行组成员。”
“如果没有证件，又没有上头的通知，就不能放行！”少校生硬地说。
许光达见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哨兵，知道是故意刁难，便大声质问：“我们是政府委派，执行军调部的命令而来，要什么证件？”
“请不要误会，我们也是执行命令。”少校说。
张经武问：“不让进城，要我们上哪儿去？”
少校仍然坚持着：“请你们乘原机返回，或者拿证件再来，或者等我们接到通知再走。”
张经武提出打电话联系，被少校以“没有电话”为由拒绝了。
在后一辆卡车上的翻译李汇川，见一位美国人要进城，便凑过去用英语与之搭话，请他带个口信给中共代表。
美国人先是面露难色，考虑了半晌才答应。
已经进城的饶漱石接到口信，立即打电话找白鲁德。白鲁德一问，果有此事。忙一面找人去国方交涉，一面向饶漱石道歉：“这是由于我们美方的疏忽而引起的误会。”
“不！”饶漱石说，“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事，责任完全在政府方面，是沈阳军事当局有意刁难，我要正式向重庆和北平军调部提出抗议。”
黄昏之后，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40多人，才被美方代表托铁洛上校接到沈阳市内的中苏联谊社。
当晚，饶漱石即致电延安及在重庆的周恩来：
沈阳警备司令部于美方迭饶等先行后， 借故将40多人扣留机场3小时，强令原机返平，经美方交涉，已将全部人员送回。饶已向白鲁德口头抗议，要求警备司令部向我道歉，并保证我方人员的自由与安全。自同意转达北平、锦州。
请对此事广为宣传，并在渝、平同时提出抗议。
饶4月2日24时
中苏联谊社里的侍者多是日本女子， 听说把共产党代表安排在5楼，均大惊失色。在她们听来的宣传里，共产党多是茹毛饮血的“红胡子”。待耿飚一行人进来往下，发现他们一个个清清爽爽，待人平和有礼，这些女子才放下心来。
饶漱石和李立三、伍修权等先到者住在奉天旅馆。李立三和伍修权是从梅河口中途上飞机的，他俩是东北局临时决定随饶前往沈阳，分别担任执行小组的中共顾问和参谋长的。因临行匆促，连换洗的衣物也没带就登机赶来了。
晚饭后，他们出去“走一走”。到门口，才发现这里岗哨森严，连马路两端的进出口也增设了岗哨。
直到4月6日，国方人员才到齐。当晚，在万福麟公馆，三方代表连夜协商出发调处事宜。没料到刚坐到一起，就爆发了舌战。
“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只有外交问题，是没有内政问题可谈的。”赵家骧首先挑起战火。
饶漱石针锋相对：“既然如此，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众所周知，九一八以后，你们李杜将军的队伍被日寇击败，坚持在东北抗日的武装，只有中共领导的队伍。他们坚持抗战14年之久，在苏联出兵东北时，又是他们配合苏军收复了东北，你们能否认这些事实吗？”
“当国家多事的时候，却阻挠政府主权的接收，能算爱护国家民族的行为吗？有人借机要求承认其非法地位和特殊化权利，岂不是谋一党之私而祸国殃民吗？”赵家骧寸步不让。
饶漱石愤怒了， 站起来指着说：“军调小组是执行3月27日的三方协议，怎么能说是祸国殃民？你敢把自己的话公诸于世吗？”
见双方火力越来越猛，白鲁德只好出来调解：“你们双方的意见已在重庆谈过多次了，今天不必讨论了。时候不早了，还是把出发的时间定下来吧！”
一夜舌战，不知东方既白。当记者问及协议内容时，军调执行总部的国方副参谋长钮先铭说：“仅限于调查。”
饶漱石听后，笑了笑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查团由李顿爵士领着调查了14年，调查出个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这次来，是执行停战的任务。若说是限于调查，那完全是歪曲事实。”
4月8日，4个执行小组如期出发。
此间，东北境内的冲突在迅速蔓延。
4月2日， 即军调小组抵达沈阳的当天，国民党94军一部占领海城，新6军22师占领鞍山，71军88师占领营口。
4月4日，即沈阳当局设宴为军调小组接风的那天，国民党军攻占法库、昌图等地。
4月6日，即军调小组在万福麟公馆会谈时，毛泽东电告林彪、彭真：“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
4月8日，即各执行小组出发的当天，四平街争夺战达到热点，林彪、彭真亲临前线指挥。
战火熊熊燃烧。熊熊燃烧的战火岂是几个调处执行小组能够扑灭的？
当东北国共双方军队激战消息用电报告知正在华盛顿为国民政府游说援助的马歇尔将军时，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寒噤。
正是：
星星之火可燎原，点火容易灭火难。
未知马歇尔有何举措，请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