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1.05 毛泽东春风得意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自一九二六年起称中山大学。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四天——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一月二十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九时,当孙中山穿着有七颗纽扣、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日,今天是民国十三年的一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卷,四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孙中山发表演说之际,他的身后悬着中国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大会刚开幕,他便领着代表们向党旗三鞠躬。这党旗是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由会员陆皓东设计的。那蓝色象征青天,正中为白日,向四周射出叉光。最初,叉光的数目多寡不一,由孙中山定为十二叉光,既象征十二干支,又表示十二时辰。黄兴以为青白两色之旗不美,后来孙中山建议加上红色,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红、蓝、白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在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决定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后来则定为中国国民党党旗。开幕式那天,一百六十五位代表和六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三十九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一百四十号席上的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五人,由总理指派。”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十九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三十九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七项议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此后,这位“三十九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大会的高潮是在一月三十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中央执行委员共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

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在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三名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

在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达七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内中林祖涵(林伯渠)当时是中共秘密党员,尚未公开身份(他在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二一年经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中央候补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国民党比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党员已达八千二百一十八人。但是,国民党组织庞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五百,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够“红火”的。一九六三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的结束。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二十八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便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一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复,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