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2.12 肩负重任的“红色牧师”


又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一期报纸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红色中华社,即新华社的前身。谈话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愿与蒋介石“携手”!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神秘的牧师,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求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过东北军的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此人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当然,他深知,光是说自己是牧师,未必能使张少帅答应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证件,那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据云,他要进入红军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知道此人来历不凡,没有当场答应。在送走这位牧师之后,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联络,那里的回电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都得到认可,表明此人神通广大。关于此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多次若隐若现地提到他,写到紧要关头便打住。在跟斯诺交往时,此人不再姓周,却改姓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王牧师”。斯诺写道,他要从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点”。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位王牧师,人称“红色牧师”,确实非同凡响。他既与蒋介石有交情,又与毛泽东有交往。他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致宋子文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毛泽东书信选集》,四十五至四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此信收录《毛泽东书信选集》,编选者在信末对董健吾加了这么一条注释:“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这大抵是迄今为止关于董健吾的官方最详尽的一条注释。考虑到密使肩负任务的重大,国共双方派出的人员,都是自认为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多是CC系的,如陈立夫、张冲等,中共派出的则大多是特科的,如李克农、刘鼎以及这位董健吾等。

董健吾有着从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他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借助于宋子文的推荐,孔祥熙为他签署了委任状。这样,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员,有了国民党官员的身份。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而董健吾却不知他的,以为他是国民党委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