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附12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5)


问: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却没有察觉;而SAR S在香港暴发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没有发觉。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钱钢:据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现之前是没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讲在SARS之前,中国内地和香港出现的较大规模的流感是SARS的预兆,这没有根据。但我可以肯定这个预兆是一定有的,因为人们倒过来去追溯它的时候,他想起来佛山的那个姓庞的是第一个病例,后来是深圳姓黄的厨师。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学考题,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考卷。SARS来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书里面,那么多的前兆:鸡飞狗跳、猪跳出圈,可是,你能拿这个前兆来应用于下一次地震吗?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一只狗,突然地狂叫起来,你就能向全中国发布:地震来了!这样预告?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它没有唯一性,我们说它没有排他性,它不是唯一的信号。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么怎么飞。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的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问:你写作《唐山大地震》时,你在主观感情和客观事实上,如何做一个平衡?怎样才能确保报告没有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或者是思想? 钱钢:《唐山大地震》的确渗入了很多个人感情或者思想,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启蒙还没有开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压制地宣泄出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在1986年写这样一本书,和当时中国内地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是一致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主观过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从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后才说更客观、更冷静。

问:由发生唐山大地震与SAR S相比,你认为当权者做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钱钢:唐山地震的时候,中国处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为什么呢?其实,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间,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预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最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经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张家口、渤海湾这个圈里要发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说这个地区要严密地防范大地震。这多可惜,就是说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了这个地区,这个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辽宁海城的一个7级多的大地震。好了,这个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现了很多迹象,北京周围、唐山出现很多迹象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够很大胆地做决断,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压力,使科学的预报变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刚才我讲过1988年的“甲肝”,其实有很多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要稳定,如果能不报就不要报,能少报就少报,但是关起门来要好好解决,你不能说关起门来不好好解决。医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讲信息公开、透明、流动。不仅是政府要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社会,包括知识界,包括媒体,也要很主动地起来承担责任。

问:你认为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

钱钢:可能这位朋友在听到我讲《阳关三叠》的时候,勾起了这个问题。真的,我发自内心地讲,香港有许多西方色彩,是中国内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国色彩,也是内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远地保持那种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丢掉。为什么我听到《阳关三叠》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这是这个民族沉淀了几千年的情感。我们给一个人送行的时候,用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伤方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要把它丢掉。好,时间关系,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不及回答。谢谢你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