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和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已把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已得到扭转。但是，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陈云致书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认为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要有两三年的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李先念也致书中央，建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他提醒大家，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邓小平积极支持陈、李二人的意见，他在1979年3月30日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谆谆告诫大家说："我们对于被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我国的经济状况，要有个清醒的估计，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比衡。这次调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前进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但是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停下来整顿。退一步才能进两步。”
讲到这里，邓小平特别提高声音强调说："同时，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
党中央接受了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紧接着，党中央于此年，也就是1979年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党中央领导下，调整大见成效，经济形势比较迅速地好转，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一场伟大的革命开始了。
建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党和共和国采取了一切由国家统一管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概而言之，即计划经济制度。这种体制适应了建国初期的形势，使得党和国家可以调集有限的资金技术力量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设起了一大批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重工业企业，搭建起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骨架。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这种一切由国家管起来的计划经济已越来越难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国家负担过重，各种社会活力的生长也受到妨害，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简称为改革开放。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农业合作化以后，由于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农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农村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又有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国家对农业给予巨大的投资，但是，农业生产力仍然发展缓慢，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有较大的提高，1978年，全国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于是，共和国历史上悲壮的一幕拉开了。
那是在1978年，在一个叫小岗村的小村里，村民们正在开着一个秘密会议。谁也不曾想到，这次会议竟会掀起一股强大旋风，席卷神州大地。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乡，共有18户人家，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县里至今还有规模巨大的朱家皇陵。但皇家瑞气并没有给凤阳带来福气，倒是十年九荒，农村姑娘媳妇只好身背花鼓走四方，靠在街头打花鼓乞讨度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凤阳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但从1956年开始，政策越来越"左"，农民被限得越来越死，凤阳县成了全国著名的贫困县。到1978年，全县生产队的固定资产只有1800多万元，不要说发展生产，连偿还国家的贷款都不够。
小岗村自然也一贫如洗。18户人家，7户人家穷得连门也没有，其余11家的问是用高粱杆涂上牛粪当门。十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好几户穷得没床、没饭碗、没筷子，过着半原始生活。
实在无法过下去了，凤阳农民又是身背花鼓走四方。但现在此路不通，他们很快被遣送回来，交队里批斗，因为他们的乞讨给社会主义脸上抹了黑。小岗村农民实在没法过了。1978年，全队18户农民秘密开会，决定瞒着公社，把土地分开，包产到人。但是，这在当时是违法的，队长要被送去坐牢的。于是，全村人立下誓词：万一事发，队长被捕坐牢，全村人供养他们的家人。誓词写好后，人们在誓词上盖了鲜红的手印。这时安徽农村正在推行包产到组，实际上只不过是把生产队划小。就这，引起了许多农村干部的反对。小岗村包产到户，在一些人看来，成了分田单干。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梨园公社准备派出干警民兵，捕人查处。事为中共凤阳县委书记得知，慨然拍板："群众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让他们试试吧。全县几千个生产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也才复了一个嘛。”
公杜干部不服，竟告到省里，惊动了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他亲自来到小岗村视察，最后郑重宣布："我批准你们干！谁要告，就说是我批准的。"万里不但称赞了小岗村，回到省委后，立即召开会议，在全省推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改革就从小岗村发起，而安徽、而全国。
四川省这一年也实行了类似的小岗村的办法。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广东工作多年，又长期主管广东省农业，当时他就很赞同邓小平提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即为大包干。这种办法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仍是集体的，由生产队按一定的比例把土地分给社员耕种。每年收获，社员除交公粮和给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提留外，其余全部归己。由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基本是手工劳动，这个办法一下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解决了饥荒问题。为此，赵紫阳没有少挨批。
"文化大革命"后期，赵紫阳复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未几又调中国第一大省四川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四川有千里沃野耕作之地，有万里江河舟楫之便。自秦始皇时李冰父子发动四川人民造都江堰以来，千里岷江，独益四川，四川遂成为富甲全国各省的天府之国。但是，赵紫阳到四川时，四川省农民是种地大呼隆，开会好打盹，一工五角钱，不如鸡下个蛋。农民想搞点副业吧，喂鸡、养鸭，都被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广播里一天到晚喊抓阶级斗争，学大寨经验。农民缺吃少喝，大量外逃。从南津关开往宝鸡的货车上，每天都有大量农民，特别是年青姑娘扒乘外逃，远走河西走廊，为的是找一碗饭吃。其凄惨之状，令人酸鼻。
赵紫阳看到此等惨状，果断下令实行责任制。这一招果然有效，可惜不久，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中断实行。粉碎四人帮以后，赵紫阳又在四川试验推行责任制，很快改变了农民缺粮的状况，为此，四川民间流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同时，安徽也流行着"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1979年4月，党中央在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时，又提出十二条主要措施，其中第一项是"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接着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强调："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中央的决策极大地鼓舞了农民，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始发挥出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不久，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人，紧接着有许多地方干脆像安徽凤阳小岗村一样，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人。凡是实行大包干的地方，农民的生产热情都非常高涨。但也有不少干部心存疑虑。邓小平于1980年5月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人，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这些地方只要生产发展，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1980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引导农民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后来，中央又发布文件，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到1983年初，全国9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人，其中大多数实行的是"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包干到户。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生产出来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一倍。
为了总结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新的完善的党章，1982年9月1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邓小平首先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解释道："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思想，胡耀邦在大会上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十二大提出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邓小平的多次倡议，十二大确定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那就是：
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
十二大决定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
党的十二大闭幕后两个月，也就是1982年11月至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一次修改宪法，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规定。第二年，即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这次会议提出，今后五年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推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大会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开完后，万里回到中南海书记处。实际上，他负有协助胡耀邦抓书记处之责，书记处办公处位于中南海内，是一栋很大的老式青砖平房，中间是长长的宽敞的走廊，两侧分布着许多办公室和会议室。走廊里，人来人往，脚步轻轻；办公室里，文件翻飞；打字室里，机声嚓嚓；会议室里，轻声絮语；一派大战时总参谋部的紧张忙碌景象。
万里分工主管全国的农业改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以来，农民自发地改革汇成了改革的大潮。中共中央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和八亿农民的呼声，于1982年初下发一号文件，肯定了大包干。
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小岗村1978年全队产量不到1万斤，平均每户500斤。而现在，也就是1982年秋，单是严立富一家就卖了小麦1万2千斤。也就是说，现在有的一家人卖掉的小麦，就超过了过去全队的小麦总产。这还不算什么。另一户陈兴家，1978年以前家穷得只有一只破碗，而现在家里盖了楼房，买了两辆卡车、一辆小卧车。
小岗村、凤阳县、安徽省，全国农村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万里怎么不喜呢？他和赵紫阳又去找邓小平，介绍正在筹备的各省农业书记会议的筹备情况。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经验，准备开始在农村推行多种经营，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进一步把农业搞活。邓小平听完介绍后，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1号文件，把全国的农村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农民开始步入商品生产的大潮。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1号文件，强调要进一步深入搞好农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发展商品生产，加强社会服务。
三年里，一年一个1号文件，中国农村也就一年一个样。这个现象引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记者的注意，有的记者把这种现象列为一个式子：
1+1+1=？前几年在科学的春天里，著名作家徐迟报道了青年数学家陈景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1+1=1的奋斗事迹。那么现在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的1+1+1=？记者们经过调查，得出了结论，这个式子中，第一个"1"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第2个"1"是螺旋上升的历史，第3个"1"是农村包围城市，打人城市。三个"1"加起来，等号的另一边是"振兴"，即1+1+1=中国农民、农村大振兴。
这篇报道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人们击节称赞，这时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忙着，原来他们取来了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1978年秘密实行包产到户时写的那张誓词，把它作为文物正式由馆里收藏起来。
记者们消息灵通，很快把这件意义深远的事报道出去。新华社在新的一年里，接连派出一批批记者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供中央参考。在大批记者纷纷赶往改革先进地区的时候，有一个人民日报记者李克林突发奇想，全国农村改的这么热闹，大寨怎么样了？想到就走，她又来到了过去经常来采访调查的大寨大队。啊！大寨变了。以前，来大寨学习割资本主义尾巴经验的，借学习参观之名出来公费旅游的，记者、外宾挤满了大寨的山路；夜晚，炸山造平原的炮声和体现大寨人豪迈气概的口号声、歌声闹得人睡不着觉。但现在，记者望去，只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虎头山上人声寂，大寨村里无外人。只有那座高级而庞大的国际旅行社大楼旁的垂柳在秋风的拂动下，发出缕缕响声，似乎在向熟悉的女记者述说着大寨往日的业绩和红火。
女记者向村里走去。一进大寨村，才发现这里热气腾腾，人们谈吐自由（过去，社员不准和记者、外人交谈），百业兴旺。后山煤矿绞车隆隆声不断传来，一车一车的煤运出矿井。个体运输户的汽车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大寨果园里果实满枝，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大寨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大寨人也不吃大锅饭了。现在大寨是集体壮大，个人富裕，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及其以前增长两倍多。记者走东串西，人们神情愉快，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细问之下才知，以前大赛七斗八斗，斗得人们话不敢讲，头不敢抬。吃了大苦，干尽蠢事。
记者过去是主持大寨报道的，自感对他们帮了倒忙。她握着大寨老英雄贾进才那因长年累月开石垒坝而变得像树根一样的手，向他们道歉。大寨人宽厚地说："也不怨你们，那时候不那样说行吗？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什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
大寨不吃大锅饭，大寨永贵在何处？陈永贵从副总理岗位上退下后，住进了木樨地的部长楼。闲居无事，想想过去，觉得有些事办错了，给国家带来许多的损失，还是实行包产到户好，只是身体日差，不能再去种地，甚感遗憾。
这段时期，邓小平为了总结全国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轻车简从，深入农村调研。在四川省，他顶着烈日在农村考察，由于天气热，邓小平解开短袖衬衣的扣子，敞着怀，拄着一根捡来的木棍，在崎岖的坡地里大汗淋漓地行走着，登上一个沟坎，小路旁有一石凳，一个老婆婆摇着巴蕉扇坐在石凳上休息。老婆婆看邓小平满头大汗地拄着木棍走上来，心疼地用巴蕉扇指着石凳说："忙啥子哟，坐下歇一会儿吧。"邓小平也有点累了，坐在石凳上和老婆婆摆起龙门阵来。
变了，农民变得富裕起来了，到处都在盖新房子，家家都是鸡栖豚栅半掩扉。看了四川，邓小平又坐车南下去看深圳，这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年头，即1984年的1月下旬。经过几天的旅行，1月24日抵达深圳，第2天就去看深圳的渔村。
一进渔村，邓小平就激动了，这哪里是渔村，简直就是一个别墅区，只见几十幢格式统一的两层小洋楼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林荫大道上，小汽车进进出出。
渔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对邓小平说："我们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养渔业，运输业和来料加工业，1979年人均收入达到近2千元，1981年户户收入过万元，去年人均收入近3千元。"邓小平算了一下，平均每个劳动力月收入439元，他高兴地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
邓小平此行的目的，是来考察深圳特区的发展。建立经济特区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早在1979年4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办特区的问题，他对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委会于1980年8月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
自那时以来，经济特区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国人的议论。邓小平这次来深圳，就是要实地考察一下特区的建设。
在深圳，邓小平在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陪同下，视察深圳市的企业。通过考察邓小平了解到，深圳办特区以后，共与外商签订了协议2378项，协议投资118亿港元，1983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十倍，职工和农民生活水平也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至几倍。
特别令邓小平兴奋的是，办特区前，深圳蛇口是人口外流外逃的口子，办了特区以后，不但人员不外流了，相反，人才回流，资金回流。
深圳、珠海特区的成绩表明，办经济特区，确实是促进中华经济腾飞的一个好办法。
梁湘在陪同邓小平视察过程中，一直希望邓小平能讲几句称赞深圳的话，但邓小平喜而不露，只是说："你们讲，我听。"直到邓小平回到广州，也没有说一句称赞深圳的话。与此成为强烈对照的是，邓小平离开深圳，在珠海特区考察期间，立即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特区好"。
正当梁湘失望的时候，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了词："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的题词又一次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84年4月，中国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共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州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海南建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这样，中国在沿海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而且带动了其他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更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邓小平结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的考察后回到北京。此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飞抵北京，祖国的统一大业即将出现历史性的进展。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