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019章


两江总督回任与江苏巡抚李鸿章特授为钦差大臣的上谕,专差递到周家口时,曾国藩正在下围棋,就在棋枰边上拆阅了廷寄,他不作一声,继续打棋上的一个“劫”。

午饭后一局棋是曾国藩唯一的嗜好,心越烦棋下得越起劲,然而黑白之间并不能使他忘忧,拈子沉吟时,棋枰往往变成了地图。这一条“大龙”是运河、那一条“大龙”是黄河,而着着进逼,到处流窜的是捻军。他不善于下“杀棋”,从僧王殉难以后,他更体悟出知拙善守,稳定待时的道理,然而旁观者都不以为然,包括他一手提携,认为可付以衣钵、畀以重任的李鸿章在内。

现在要让李鸿章来下这局棋了!他分辨不出自己的感觉,是忧是愤,是委屈还是寒心?自己也觉得三十多年持志养气,不该有这样的不平之情,然而他用尽克制的功夫,只能拿一个“挺”字诀来应付,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释然于怀。

“子密!”他下完了棋,问他的幕友钱应溥,“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从江宁动身跟李少荃说的话?”

钱应溥自然记得,上年五月把两江总督的关防交给署理江督的李鸿章,登舟北上时,他曾说过,“决不回任!”为了表示决心,这年四月请彭玉麟派了船,把欧阳夫人送回湖南,而李鸿章也当仁不让,一心就等待真除。现在看样子有了变化,钱应溥不知如何回答?只含含糊糊地点一点头。

“少荃来接我的钦差,我依然一本初衷。”曾国藩揸开五指当作一把梳子样,理着他的花白胡须,“钦差大臣的关防,明天就派人送到徐州交少荃收领,我呢,请你仍照原意,替我拟个折稿。”说着他把上谕递了过去。

钱应溥不想他真的如此固执!以他的身体,实在应该回江宁,好好休养,但是拿这些话来劝是无用的,且先依他,回头大家商议了再说。

“就这样措词,”曾国藩慢慢念道:“自度病体,不能胜两江总督之任,如果离营回署,又恐不免畏难取巧之讥。所以仍在军营照料一切,维系湘淮诸军军心,庶不乖古人鞠躬尽瘁之义。”

“大帅!”钱应溥觉得有个说法,或者可以使他重作考虑,“钦差大臣的关防是交出去了,又不回任接督署的关防,以何作为号令?”

“这话有理!”曾国藩想了想说:“有个权宜之计,先刻一颗木质关防,文曰:‘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行营关防’,等奉旨开了缺再截角缴销。”

手中不能无印,事实上也只好如此。钱应溥拿着上谕悄悄去找曾纪鸿——曾国藩的第二个儿子,刚到营中来省亲,曾国藩原来打算第二年正月进京陛见,带着曾纪鸿一起北上。现在有了这道上谕,指明毋庸陛见,曾纪鸿因为免了老父一番长途跋涉,自然觉得欣慰。

“二世兄,你慢高兴!老人家不肯回任,李少荃就来不了,事情会成僵局,麻烦大得很呢!”

二十一岁的曾纪鸿楞住了,好半晌才说:“钱大哥,你知道的,老人家不准我们跟他谈公事。”

“这不是公事!朝廷体恤大臣,处以善地,老人家是公忠体国,做后辈的应该有做后辈的想法。”

曾纪鸿何尝不希望父亲回任?全家都是这样希望,他母亲甚至在筹划搬出督署以前,表示宁可住周家口,不必回湖南,用意就在一有回任的消息,便可半途折回。如今消息来了,岂可不苦劝一劝?

于是两人商量着约齐了幕友,一起去见曾国藩。他人虽方正,却最喜谈天说笑话,所以饭后在他卧室或书房聚谈是常有的事。谈来谈去谈入正题,你一句他一句都是劝他打消原意的话,曾国藩方始明白,大家是有所为而来的,便静静地只是听着。

反复譬解的道理都说完了,他才开口:“你们的话都有理,无奈不知我的苦心。决不回任的宗旨,是我深思熟虑所定下来的,今天我的心境如何且不说,执持原意,决不是负气。子密,我刚刚自己拟了一段话,你可以把它编排在奏稿里头。”

说着,他从抽屉中取出一页纸来,交给钱应溥,大家围在一起看,只见他写的是:

“若为将帅则辞之,若为封疆则就之,则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部曲,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涉迹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窃笑!臣内度病体,外度大义,轻减事权则可,竟回本任则不可。”

部曲是不会窃笑的,不论湘军还是淮军,谁不知道“大帅”的为人?至于清议交议,或恐不免,然则为来为去为的是他真道学的名声。曾纪鸿心想,义正辞严的话,正面来辩,徒劳无功,得要走一走偏锋。

“爸爸!”他说:“儿子觉得‘每以坚忍尽忠为法’这句话,似乎还有斟酌的余地。”

曾国藩最喜欢儿子跟他谈论文字学问,虽有辩驳,不以为忤。他的教子,亦是因人而施,老二纪鸿的格局不如老大纪泽宽宏,所以每每教他,作文“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才不至于束缚拘滞”。现在明明一段说理圆满的文章,却道有瑕疵可摘,这就是平地起楼台,“笔仗使得强”,正见得他已有进境,所以欣然问道:“如何欠斟酌,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说完,便是半望空中,慢捻胡须,大有侧耳细听的样子,这使得曾纪鸿倒有些紧张了,略想一想,大着胆说:“忧谗畏讥,似非‘坚忍’,而‘尽忠’亦不在不避艰危。朝廷为地择人,照儿子的看法,在后路筹饷,亦并不比在前方打仗容易。”

曾国藩点着头笑了:“前面的意思还不错。可惜后面露了马脚。所以你须切记,”他正一正脸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强以为知,立论就会站不住脚。你说朝廷为地择人,意思是要我回任去替李少荃筹饷,这就是你少不更事,说了外行话!李少荃用得着我替他去筹饷吗?”

这句话一说,所有的幕友,都浮现了会心的微笑;最年轻的李鸿裔,说话比较率直,“大帅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不过大帅‘自愿以闲员留营效力’,李宫保怕不肯来!有位‘太上钦差太臣’在,如何办事?”

“不错!这就是我的苦心。”曾国藩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去想一想我十一月初二的折子,是如何说法?就不难体会。照日子算,发这个回任上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我的折子,现在当然看到了,所以再辞一辞,大概天意可回!”

这样一点穿,无不恍然大悟,也无不感动!十一月初二的那个奏折,主旨在申论“统兵大员,非身任督抚,有理财之权者,军饷必不能应手,士卒即难用命,”接着又说:行军太钝,精力日衰,等病体稍痊,“约腊尾春初入京陛见,”意思就是保李鸿章实授两江总督充任剿捻的钦差大臣——照此看来,八月间奏请“饬令李鸿章带两江总督关防出驻徐州,会办军务”,便是有意让他先成为“统兵大员”,好为以后建言作张本。

“大帅!”李鸿裔激动地说,“这样子为李宫保绸缪周至,实在罕见!”

“不然,不然。我是为大局着想。环顾海内,西北未必非左季高不可;东南却非李少荃不可。而要李少荃剿捻收功,自然要依他的盘算。有封信,你们都不曾看过,到今天非让你们看了,才知道其中的委曲关键。”

曾国藩说完,自己亲手开了他那个存放密件的箱子,取出一封信来交给李鸿裔。信是李鸿章的,看日子是“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年以前,李鸿裔不看信,先定神想一想,那时候有什么大事?

一想就想起来了,那时有一道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阳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监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果然,李鸿章的信,就是谈的这件大事,他不等主持函商的曾国藩先征询,抢先表示了他的意见。信中一开头就说河洛一带是“必战之地”,一面要防备陕西的回乱蔓延,一面要剿治捻匪,非有重兵不可,因而向曾国藩提出第一个要求,“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部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进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强劲第一。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出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入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入归他。

大营的幕友,把这封长达二十页的密信,传观到此处,无不悚然动容!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做官、善经营,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拔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出于至诚,亦决无可疑。谁知如今才发见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精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口就只好象“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心里虽个个愤慨,只以曾国藩最重大体,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一向只誉人之长,不论人之短,所以都不敢有什么话说,只尽力把自己的心情平抑下来,凝神往下看他这封措词“当仁不让”的信,还有些什么花样?

下面谈到上谕的正题,也就是李鸿章率师“驰赴河洛”以后的两江的局面。慈禧太后一心为了报恩,要破格提拔吴棠,以及恭王与军机大臣不以为然,而不便公然反对,特意用“朝中大政,密咨重臣”的传统手法,借曾国藩来作个推托,所谓彼此函商,就是要曾国藩提出异议,这也是大营幕友无不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恭王是不得已把难题推到曾国藩头上,而李鸿章竟亦忍心在千斤重担以外,另又出些难题,让“老师”去做。

他的主旨在反对吴棠接他的手,署理江督。同时又表示丁日昌熟于洋务,才堪大用,而擢任苏抚,资望却还不够,李宗羲的才具也不过任江宁藩司为宜。还有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必因丁日昌的摧升而引病告退,也是安排未妥,令人难以心服的事。

这些说法无非旁敲侧击,说朝廷的拟议,窒碍甚多,接着又出以后方变动,影响前方军饷的危言,以为“藩运易人,大营后路,恐不顺手”,而吴棠“满腹牢骚”,一旦署理江督,“用人行政,或多变局”,请曾国藩“熟筹密陈”,挡吴棠的驾。

但是,他既率师西征,也总要有人来接他,吴棠既不可,则又该谁来呢?李鸿章在这里,便用“或谓”的语气,为他“老师”出了新的难题:“或谓宜调筱兄”为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江苏巡抚——

信看到这思,李鸿裔到底忍不住了!

“李宫保真是内举不避亲!”他冷笑道,“亏他怎么想出来的?难道江苏的督抚,注定了非他合肥李家的人来干不可?”

这是说李瀚章——李鸿章的长兄,字筱荃,拔贡出身,分发湖南当知县,以替湘军办粮台起家。这三、四年由于李鸿章的“圣眷”,朝廷推恩,连番超擢,同治元年还是一个道员,如今已升到湖南巡抚,如果再调署江督,他的官运就好得不能叫人相信了。

其时信已看到结尾,钱应溥大有意会,不断点头:“噢,噢!原来真意在此!”

还没有传观到下文的人,心急便问:“真意是什么?”

看到曾国藩面色凝重,对轻率的议论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李鸿裔不敢造次,话到口边,复又咽住,支吾着敷衍了过去。好在李鸿章的真意何在,虽有知有不知,曾国藩的用意却是大家都明了的,他要推荐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但以过去一直向朝廷这样表示:“庙堂之黜陟赏罚,非阃外诸臣所宜干预,”不能出尔反尔,同时也碍着“牢骚满腹”,虎视眈耽,虽已奉调闽督,却还不能赴任的吴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侧面的挤逼,希望挤出慈禧太后一句话来:“既然曾国藩说什么也不肯干,那就叫李鸿章去!”

于是大家各散,钱应溥照曾国藩的意思,拟了一个折稿,细核清缮,派定专差,第二天午间辕门鸣炮“拜折”。曾国藩依然围棋一局,寄烦忧于黑白之间。

但奉到的上谕,措词恳切而严峻:“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仰体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廪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迅奏肤功。该督回任以后,遇有湘淮军事,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以期联络。毋许再有固请,用慰廑念。”这“毋许再有固请”六字,已指明再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会在面子上搞得很不好看。

曾国藩无可奈何。安排琐务,过了年自周家口动身,由陆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从李鸿章手里接了印,师弟二人,细谈西北的局势——陕甘总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责任,还在曾、李身上,而张总愚一大股已经逼近西安,朝命督催赴援,急如星火。

         ※        ※         ※

西路紧急,东路亦不轻松,任柱、赖汶光、牛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国”的“王爷”,落草为寇的捻军,纠合马步精锐,不下十万之众,在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古云梦泽一带盘旋,狼奔豕突,拚命想打开出路。原为湘军后隶淮军的郭松林一军,中伏大败,李鸿章嫡系的“树军统领”,广西右江镇总兵周树珊在德安阵亡。东捻屯兵臼口——钟祥县南九十里,臼水入口之处。据哨探谍报,正计议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入蜀,一支出武关会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声援各路,只待过了年便要大干一场。

不过,比较起来还是西路吃重,而且陕西巡抚又已换了恭王的好朋友乔松年,格外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密旨不断严催,要曾国藩兄弟,督促鲍超的“霆军”,即速援陕。一到了陕西,不久就要归陕甘总督左宗棠节制,曾左不和,并且左宗棠跋扈任性,看不起行伍出身的武将,为此,鲍超不愿西去,托词待饷,逗留在湖北不走。同时湖北巡抚曾国荃,一个折子参倒了官文,革去湖广总督,由谭廷襄署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湖北的军务便只有独任其艰,也希望把鲍超留在省境。这一来,唯有另派援军入陕。

曾国藩和李鸿章先顾眼前要紧,商量的结果,决定调老湘军刘松山“寿军”援陕。刘铭传的“铭军”二十营约一万人,鲍超的“霆军”二十二营约一万六千人,此时都驻河南南阳一带,限令克日南,分路进剿屯臼口的东捻。

鲍超接到命令,知道可以不必去受左宗棠的气,大为兴奋,当时下令开拔,由樊城渡河到襄阳,沿汉水往南扫荡。

“霆军”的打仗,与众不同,这是由于鲍超的性格所形成。他是四川夔州人,跟宋朝党进是一路人物——他的胸无点墨的笑话,与党太尉也差不多。有一次从捻军那里俘获四幅屏条,是董其昌写的《江赋》和《海赋》,下款署着“臣董其昌奉敕敬书”,原为明朝大内的珍物。有个幕友欺他不识字,意存吞没,骗他说这四条字没有上款,不便张挂。鲍超认为不要紧,补一个上款好了。于是那幕友奋笔直书:“春霆军门雅蜀”,见了的人,无不是想笑不敢笑。

这样的人,自然只有胡林翼、曾国藩才能欣赏重用,而鲍超的报答知遇,也真是一片血诚。他带兵只有八个字:“身先士卒,生死相共”,每次出阵,将官在前,士兵在后,也无所谓“戎装”、“行装”,红顶子、双眼花翎、黄马褂,穿戴得极其辉煌,打仗就如上朝一般。也因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威势,洪杨军只见了翎顶辉煌,疾驰而至的部队,便奔走相告:“霆军来了!”随即鼠窜。甚至有些官军被围无法脱身时,冒用“霆军”的旗号,居然亦能化险为夷。

因为鲍超有这样的威名,所以遭妒,刘铭传就是其中之尤。他与鲍超同时领军南下,但路线不同,铭军由枣阳沿汉水东岸挺进,一路也打得很好。铭、霆两军在钟祥会师,逼得东捻退保杨家洚、尹隆河一带。

于是霆军进驻臼口,铭军进驻臼口之东的下洋港,与南面尹隆河两岸的匪垒成鼎足之势。方圆二、三十里之间,更鼓相闻,旌旗蔽日,在暗沉沉的冻云下,弥漫着一片惊心动魄的杀气。

这样的战局,真是到了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自然维持不到好久的。霆、铭两军信使往还,秘密约定第三日辰刻——早晨八点钟进军夹击。刘铭传心想,东捻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此。这一仗打胜,便是呈献新任钦差大臣的一份大大的贺礼。但转念想到鲍超,顿时又意兴阑珊了。

其实也难怪鲍超,以湘军宿将,十年之间,大小数十战,出生入死,威名远播,现在与淮军后起的刘铭传,比肩作战地位相等,自不免由不平而有轻视的意思。在刘铭传,看鲍超目不识丁,有勇无谋,不过偏裨战将,只因为受胡林翼、曾国藩逾格的宠遇,才有那么大的名气!自己那一点不如他?声名处处落在他后面!每一想起,便有无限的抑郁。

就为了这一份不甘心,刘铭传盘算了又盘算,想定一个主意,他把所有的营官都找了来会议,首先说明这一仗关系重大,非胜不可,接着便问:“胜是胜了,有面子的不是我们!

面子叫谁占了?”

这还用说吗?自然是鲍超。他的部下虽未开口,但神情之间,已经作了回答。

“不错,鲍春霆!”他自问自答地说:“我们拚命,别人首功,这种傻事不能干!”

然则计将安出?有人提醒他说:“已经跟霆军约好了,不能说了不算。”

“那个说了不算?”刘铭传说,“不过淮军决不能让人说一句,因人成事。我们各干各的,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赶在前面。我想不如早一个时辰出发,等我们把捻匪打垮了,叫霆军来看看,到底谁行?”

说到这里,他太阳穴上的青筋,不断跳动,这是连他自己都为未来那份扬眉吐气的痛快情绪所激动了。部下看长官如此,谁不喜功?个个心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用眼色认可了这个胆大的决定。

于是,接下来便是商量战法。捻军跟僧格林沁捉了好几年的迷藏,而且也从官军那里俘获了许多马匹,加以熟于地形,所以飘忽如风,诡诈百出,常用的是两种战法,一种是用老弱诱敌,而精锐利用天然形势遮蔽,官军贪功深入,必中埋伏;一种是以前队挑战,另选精骑,绕出官军后路,施行突袭,所以官军总是凭借村堡,先求不败,再求获胜。如今既非以自保为足,而且要想一举击溃人数数倍之多的东捻,就非扬弃过去那种为捻军所熟悉的战法不可。

当时议定,全军尽出,留五营守辎重,其余十五营尽皆渡河,分为左、中、右三军,每军五营,齐头并进。这样出其不意地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全面出击,为以前官军剿捻很少有的举动,先予敌人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感觉,在气势上就占了上风。

会议妥当,诸将辞出,各自去作准备。到了约定的那天,大家半夜里便都起身,一到卯正,刘铭传一马当先,冲出营门。

于是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刘铭传是不打算回下洋港了,东捻蚁聚,连眷口不下十万之众,一仗“剿洗”不完,怕乘胜追击之际,还要派部队回来照料辎重,未免耽误时机,所以倾师全出。

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刘铭传驻马等候谍报。两三拨哨探接踵报告,说是捻军仍在尹隆河对岸,未见动静,似乎对官军出击,尚无所知。

这还等待什么?刘铭传立即下令,以步兵五营留在宿食桥守护辎重,余下的依照原来的计议,全数渡河。原来的计议是分作三路,齐头并进,右军先扑尹隆河北岸的杨家洚,任务特重,刘铭传特派他手下最得力的唐殿魁担当。左军统带是刘成藻,中军则由他自己亲自率领。

这一带是真正的古云梦泽,湖泽纵横,楚天辽阔,又当冬季水浅,更便驰驱。刘成藻的左军先到河边,人马涉水而过,接着中军也渡了河,拉开队形,向前直冲。

捻军自然已得到了警报,也分作三路迎敌,牛洪在西、任柱在东,赖汶光和李允居中策应。铭军是刘成藻的部队较弱,而东捻以任柱一股最强悍,所部全是马队,跟僧王周旋过很长的时间,转战数千里,能够人自为战。这最强的正好碰着最弱的,而且首先遭遇,刚一接触,刘成藻那五营就稳不住阵脚向后转了。

左军一转,带动中军,刘铭传一看这情形,恨不得把刘成藻抓来手刃于马前。此时无奈,唯有硬拚,下令冲锋。

长号筒“呜嘟嘟”地吹得好响,马队一路冲锋,一路开洋枪,乒乒乓乓,夹杂着万蹄杂沓,加上后续步兵“杀呀,杀呀”的喊声,声势十分惊人。东捻中军的赖汶光和李允,颇有惮意,正在有些踌躇,想先避一避锋头,忽见东面尘烟大起,遥遥一望,喜逐颜开,那些喽罗们亦无不精神大振。

东面来的是任柱的马队,一部分渡过尹隆河去追击刘成藻的部队,一部分由任柱亲自领着来攻刘铭传的中军。拦腰侧击,形势最利,等刘铭传发觉,已颇难应变——任柱的马队飘忽如风,转眼迫近,拦腰被冲为两段。

后一段溃散,前一段恰好遇着赖汶光和李允,迎头痛击。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两百亲手训练的亲兵保护着,在乱军中夺路而走。

中、左两军都垮了,右军唐殿魁却打得很好,轻易夺下杨家洚,渡河击退牛洪一股,正遇着任柱侧攻中军,飞马来援,阻遏了攻势。

然而这一挡却使他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中、左两军死的死、逃的逃,捻军三路合而复分,一半渡河去追官兵,一半对付唐殿魁一军。他只得两千五百人,捻军则有两三万,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和两名营官吴维章、田履安力战阵亡。

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坐待就擒。

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一军,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官军,但中路捻军,渡河而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忽然间有人惊惶地喊道:“霆军,霆军!”

但见北来的霆军,仿佛大海潮生,初看不过一线,等听出人喊马嘶,已如怒潮澎湃,转眼迫近。霆军的排面拉得极广,那凌厉无比的气势,急风骤雨般慑人心魄,捻军先就有了怯意。

霆军大敌当前,情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铭军的溃卒口中,得知友军吃了败仗,到底败到如何程度,先得弄个明白。因此,鲍超下令暂停,会合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娄云庆、宋国永、孙开华、杨德琛,策马上了一处小冈,大家拿望远镜四处搜索,怎么样也望不见铭军的帅旗。

“坏罗,坏罗!”鲍超着急地说,“刘省三怕的是完蛋了!

怎么搞的嘛?”说着,拨缰就走。

等下了小岗,他才发令,分兵三路击敌,而以杨德琛的马队为游击之师,迂回包抄后路。他自领中路,又以骁勇善战,曾经与敌周旋了两昼夜不进饮食而始终不懈,外号“孙美人”的孙开华,居中策应。

诸将接令,各回本部,看着差不多了,鲍超亲自用左手发炮,巨响一声,哨烟四起,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杀”声,三路齐发,如排山倒海般压制捻军。霆军纪律虽不佳,赏罚极其分明,那些兵一上了战场,只有一个念头:“不死就享福。”所以此时个个奋勇争先,挺矛舞刀,迅如疾风,当者披靡。

中路因为有炮队,行动比较慢,左右两路最先接敌,往中间逼紧,把捻军挤得不是后退,就只好拚命向前。向前的来得正好,鲍超亲自率领的洋枪队,正在等着,看捻军将到射程以内,便即跪倒放排枪,一排放过,另一排接着来,放过的那一排一路跪,一路装弹药,到了前面再放。如是周而复始,名为“连环枪”,运用得法,威力极大。

两排枪放过,中路的捻军就已支持不住。这时任柱和牛洪的马队,已渡河驰援,马队要靠马,而马有“西马”、“北马”之分。西马在多少年前称为“代马”,嘶风追月,固海内一世之雄,但比起生长在蒙绥大草原中的“北马”,又不免相形见拙。官军的马自然是北马,而捻军的马因为都夺自官军,所以也是北马,喂养得却比官马好。只是马虽胜过官军,武器不堪匹敌,捻军的马队多用长矛,官军的马队是用洋枪,另外还有炮队支援,这一来捻军就要倒霉了。

“开炮!”鲍超亲自下令。

炮也是“连环炮”,左右交替着往疾驰而来的捻军马队中轰,顿时人仰马翻,捻军的阵法大乱。负策应之责的孙开华,一直按兵不动,这时遥遥看见杨德琛的马队,已从远远两侧兜了回来,包抄捻军后路,怕玉石不分,轰了自己人,急急奔到鲍超面前报告:“霆公!不必再开炮了!该冲锋了!”

鲍超举起左手,用望远镜扫了一周,大声说道:“要得!

火候够了。”

鲍超用兵,最讲究一个“势”字,但这个“势”,有时只是他“存乎一心”,旁人莫名其妙,往往平地扎营,一无依傍而四面受敌,问起来说是“得势”。此时临敌察势,他说“火候够了”,果然够了!但见杨德琛的马队,两翼齐张,千枪并发,捻军前面迫于炮火,后面又有归路被断之虞,纷纷回窜,孙开华一马当先冲了出去,鲍超也由亲兵护卫着,亲自踏阵。

掌帅旗的那名亲兵,是千万人中特选出来的,个子生得不高,而膂力惊人,在马上把丈余高的一面紫色帅旗,举得极高,马疾风劲,旗面尽展,斗大一个白丝绣成的“鲍”字,老远就能望见。他的部队都以这面旗为指引,奔驰冲杀,呐喊的声音,传到十几里外。

两翼杨德琛的马队,不久便合而为一,终于隔断了捻军的归路,前后夹击,而西面是汉水,唯一的出路,只有东面一条。东面就是古称竟陵的天门,四面皆湖,形成天然的屏障,捻军无法进城,折而往北,霆军却冲过了尹隆河,变成主客易位。

捻军的巢垒多在尹隆河南岸,东起洪水转折之处的多宝湾,以西是拖船埠、张截港,一望无边,亦不知内中虚实。于是鲍超暂且驻马,一面分兵翻回尹隆河北去追敌,一面扫荡贼垒,东捻数年的积聚,除掉毁于炮火,便都落在霆军手里了。

战局到了清理战场的阶段,各军纷纷呈报战果。鲍超最关心的是铭军将领的下落,派出亲兵到各路去查询,战场辽阔,一时未得结果,却有人送来一个珊瑚帽结子,珊瑚四周绕着一串细珠,鲍超一看,眼圈便红了。

“省三殉难了!”他凄然向他的幕友说。

“何以见得?”那幕友不解。“有珊瑚帽结子的也多得很,不见得就是刘省帅。”

“你不知道,红顶子多了,不值钱了,省三另外搞了个名堂,喏!”他指指围绕珊瑚的那串细珠。

那幕友想起僧王殉难,也是先发现了他的三眼花翎,因而才找到遗尸,于是便问送帽结子来的人:“这是在那里找到的?”

“杨家洚以北,叫不出地名的地方。”

“快派人去找铭军刘大帅的尸首。”

“不忙走!”鲍超站起身来,“我自己去。”

“这不必!”另有个幕友劝他,“此刻有多少事要大帅裁决。

多派见过刘省帅的弟兄去找,一定可以找到。”

“这话也有理。就多派人去找,找到了马上给我送信。”

尸首没有找到,却有了个好消息,刘铭传、刘成藻还有好些幕僚,因为霆军的及时赶到,已经脱出重围,回到下洋港去了。

“还好,还好!”鲍超很欣慰地,却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查一查,那些东西是铭军的?”

清点结果,夺还铭军在宿食桥所失去的骡马五千余头,洋枪四百支,号衣八千多套,还有各种杂色军械,再加上十几颗红蓝顶子,二十多支花翎、蓝翎。另外两千多名陷入重围的铭军,也被救了回来。至于霆军自己的战果,夺得捻军的辎重,照例不计,鲍超也不问,由各军自己去分配,只计成功,照各路所报,算起来杀敌两万,生擒八千有余,这里面自然有虚头,但照这一天这一仗来说,虚头不算多。

乱糟糟忙到天黑,才算略微有个头绪,各路收兵的收兵,暂驻的暂驻。捻军已往北朝大洪山一带逃窜,追剿还是待命?

各军纷纷前来请示。

“为啥子不撵?”鲍超断然决然地下令:“今天撒锅罗,明天统通给我开拔!”

霆军向来越打越勇,听说明天开拔,不以为奇,各回本营去部署。坐镇中军的鲍超却上了心事,铭军所以致此大败的原因,他已从脱围的铭军将官口中,得知大概,“唉!”他重重地叹口气,“叫我做了刘省三,心里也难过噢!”

如何不难过?原想露一手给霆军看,谁知一败涂地,不是霆军,几乎全军覆没。再往深一层看,本来会师夹击,可操胜算,因为兵分力弱而致败,那时捻军势如狂飚,一下子把如期践约的霆军也卷在里面,跟铭军落得个两败俱伤,这笔帐怎么算?

“大大小小的仗,我都记不清了,跟别军一起打也常有,我大胜,别人小胜,我败罗,别人也讨不了好,算起来总差不多,从没有今天这个样,大胜大败!老夫子,”鲍超请教他的幕友,“我倒问一问,从前有没有这种事?”

鲍超的幕友没有什么好脚色,腹笥不宽,无以为答。欺侮他没有吃过墨水,使劲摇着头说:“没有!从来没有!”

“我倒想起来了,”鲍超突然问道:“韩世忠黄天荡大败,那时候,岳飞在那里?”

幕友答不出来,反问一句:“霆公,你问这话,是何用意?”

“学个样嘛!”他说:“譬如说,韩世忠大败,岳飞大胜,两个人见了面,有些啥子言语?明天我见了刘省三,照样好说。”

“原来如此!这也不必以古人为法,可以想得出来的。”

“好!我请个教。”

“当然不可以得意。”

“这我知道。”

“更不可以怪他。”

“我倒不怪他,我还要谢他。”鲍超得意地笑道,“他简直就跟李少荃拿下常州不打江宁一样,让功给九帅嘛!”

“霆公,”那幕友正色说道:“这话万不宜出口!传到刘省帅耳朵里,会结怨。”

“不错,不错,”鲍超深深点头,“自己人说说笑笑,没有那个要挖苦他。”

“不能挖苦他,也不必安慰他。霆公就只当没有这回事好了!”

鲍超虽理会得不必安慰刘铭传的意思,却是大有难色,踌躇了一会问道:“你看我不去行不行?”

“不行!”幕友答得极干脆,“刘省帅已经在说,霆公自居前辈,看不起他,这一来显得架子是真的大,不妥,不妥!”

“我也觉得不妥。唉!打仗容易做人难。”

这一夜鲍超辗转思量,怕见了刘省三难以为情,竟夕不能安眠。无独有偶,刘铭传亦复如是!胜败兵家常事,而这个败仗打得不但不能为将,并且不能做人。一千遍捣床,一千遍捶枕,只是想不出明天见了鲍超,该持怎样一种态度,该说怎样一句话,才能使自己下得了台?

除了鲍超还有李鸿章——刚刚接钦差大臣的关防,就给他来这一下,如何交代?然而那究竟是以后的事,眼前就是一个难关,鲍超不必说别的,只拉长了四川腔问一句:“省三,你怎么搞的?”那就连有地洞可钻都来不及了。

想来想去,唯有希望鲍超自己不来,才得免了这场羞辱。再不然就只好托病不见。这样在无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心里略微定了些。但到了第二天中午,听说鲍超亲自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被救的弟兄到营,他才发觉自己的想法行不通,这样的“恩德”,那怕病得快死了,都不能不见一见他,道一声谢。

这一见彼此都是面无人色,忸怩万状。相互招呼得一声,双方都象喉头堵着一样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刘铭传才开了口:“恭喜霆公!”

鲍超想了一晚上,一路来在马上也不断在想,把刘铭传可能会说的话,以及自己如何回答才合适,都想到了,就没有想到这一句。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不能不说是一喜,照平常的情形,遇到别人道喜,只有两种回答,不是“彼此,彼此”就是“多谢,多谢”,而这两种回答都不适宜,一时却又想不出第三种答语,那就只好报以微笑了。

他不答腔,话便接不下去,当然也不能瞪着眼对看,刘铭传避开了他的视线,偏偏一眼就看到鲍超送回来的,那个失而复得的珠围珊瑚的帽结子,顿时心如刀割,脸色大变。

看这样子,鲍超觉得不必再逗留了,站起身说:“走罗,走罗!”一面拱拱手,一面已向外移动脚步。

刘铭传茫然送客,直到营门口才突然清醒,“霆公!”他说,“改日我到你营里道谢!”

“不必客气!”鲍超答道,“弟兄已经拔营,我现在也就往这面走罗!”说着,用手指一指北面。

往北面自是乘胜追击。刘铭传心想,剿捻四镇,自己独以淮军首席,屯四镇之首的周家口,一年半以来,转战千里,大小数十战,所向有功,为了想聚歼捻匪,克竟全功,创议扼守沙河,谁知为山九仞,这一篑之功竟让给了鲍超!转念到此,又妒又恨,心里那股酸味,怎么样也消减不掉。

就由于这股冤气的激荡,刘铭传把心一横,找了他的幕友来会谈。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但即使是在亲信的幕僚面前,这个主意也有些不容易出口。沉吟了好一会,决定先套一套大家的口气。

“事情要有个归结。”他用低沉的声音,徐徐说道:“我有个看法,要跟大家商量,我不晓得我这个看法,大家想到过没有?淮军现在责任特重,爵帅又新近接了钦差大臣的关防,我们不能不替他着想,顾全大局。各位看,我的话可是与不是?”

说了半天,不着边际,亦不知他的用意何在?不过这时自然只有顺着他的口风,有的应声:“是!”有的点点头,静听他再说下去。

“鲍春霆占便宜的,就因为他是‘客军’,没有什么责任,胜也好,败也好,反正就要到陕西去了,无所谓!各位看,是不是这话?”

这叫什么话?带兵剿匪,朝廷瞩望,百姓仰赖,都殷切地在盼望捷报,如何说“胜也好,败也好,无所谓”?因此,有些不以为然的,便保持沉默。

“我在想,”刘铭传硬着头皮说下去,“爵帅的威望要维持,本军的士气尤其要紧。不能让一时之挫,损害全局。请各位想一想,可有什么善策?”

大家都不作声。开口以前,先要把他的意思弄明白。要说“善策”,只有不服输,整顿人马,跟霆军一样追了下去,打个大胜仗,庶几功过相抵,可免咎戾。但这是将略,何劳问计于动笔墨的幕友?

这样一想,旋即恍然,所谓“善策”就是要在笔墨上动手脚,出花样。多少年来军营的风气,打胜仗则铺陈战功,打败仗则诿过他人,此刻不妨如法泡制。

于是管章奏的幕友,点点头说:“这一仗是先挫后胜。”

“不错,不错!”大家纷纷附议,“先挫后胜”四个字确是个好说法。

“不过,”那幕友又说,“也不宜率尔入奏,应该先具牍呈报,请爵帅作主。”

“对!高明得很。”刘铭传说:“那就拜烦大笔。我想,今天一定得报出去,决不可落在人家后面。”

这“人家”是指鲍超,他除了专折奏捷以外,当然也要咨报李鸿章,如果落在他后面,李鸿章先入为主,信了鲍超的话,自己一番心机或会落空,所以要抢在前面。

于是那名幕友,立即动笔,以“先挫后胜”这句话作为主旨,把战役经过大改而特改,说是“相约黎明击贼”而非原定的“辰刻”,是“黎明”则铭军便是按时出发而霆军“未能应时会师”。责任属谁,不言可知。

接着便说铭军孤军独进,“先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稍动”,下面那一句是那幕友的得意之笔:“不知实霆军也!”霆军不但后来,而且惊动了铭军,妙在不直接说破,仿佛是一句不忍直指霆军过失的恕词,便显得格外有力量。

至于留五营守护辎重,也改了说法,是因为“后路惊传有贼”,不能不抽五营过河,“还保辎重”,由于这样一调动,阵线有了缺口,“贼瞷暇来扑,以致大败”,但仍旧全力撑持,“会合霆军迎击,遂获全胜”。这个弥天大谎,编得有头有尾,入情入理。报到徐州钦差大臣行辕,李鸿章的幕友据以转奏时,又加重了扬刘抑鲍的语气,彼此的功过便越发明显了。

这是一面之词,还有鲍超的一面之词。他倒是存心厚道,只叙自己的战功,并说援救了铭军,对于刘铭传卸甲丢盔,坐待被擒的狼狈惨状,略而不提。同时叙事亦不够明晰,所以湖北巡抚曾国荃,荆州将军巴扬阿都只知道尹隆河、杨家洚大捷,究竟是霆军的功劳还是铭军的功劳?不甚了了。但李鸿章一看,与刘铭传所说颇有不符,不免怀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铭军所报不尽不实——他的想法跟刘铭传一样,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兼以新拜湖广总督之命,正当有所答报,说不得只好顾全自己的顶戴,委屈鲍超了。

鲍超的奏折先到,发了一道嘉勉的上谕。等李鸿章的奏折到京,慈禧太后看出其中有接不上头的地方,便把折子发了下来,当面关照恭王,要查一查明白,究竟是霆军救了铭军,还是霆军未能应约会师,以致铭军先有挫败。

远在数千里外的战役,而且疆场之间,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不能道其真相。恭王与宝鋆都认为无法查,也不必查,因为虽有先挫,毕竟大胜,李鸿章既未指名参劾鲍超失期,朝廷乐得不问,问了反而多事。

但新任军机大臣汪元方的看法不同,“鲍春霆一向骄横,最近左季高有个折子,还提到这话。”他说,“刘省三淮军新进,虽然官位相等,鲍春霆未见得把他放在眼里,失期之事,我看不假。”

恭王比较沉着,笑笑不作声,宝鋆却是一向说话随便,顺口答道:“管他真假呢?争功诿过,原是兵营积习,谁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回事?以后看李少荃有何表示,再来斟酌,也还不迟。”

“不然!佩翁,”汪元方平日唯唯否否,不大有主张,独独对这件案子,侃侃而谈,“李少荃与鲍春霆有旧,而且新接钦差大臣关防,宗旨在调协湘、淮两军,不便指名题参,朝廷既赋以重任,该当体谅他的苦衷,为他出面,整饬军纪。”

“整饬军纪?”宝鋆微吃一惊,“啸翁,此事莫非还要大张旗鼓?”

“纪纲要紧!”汪元方越发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态,“骄兵悍将,非痛加裁抑不可。”

恭王看他这样子,似乎有些闹意气,也不知是跟鲍超还是跟宝鋆?反正此时不宜再谈这一案,便敷衍他说:“这自然是正论。我们再等一两天看,这一两天总还有军报来,看情形再商量吧!”

这就一两天,鲍超、李鸿章、曾国荃、巴扬阿都有奏折到京,鲍超连战皆捷,战果辉煌,李鸿章则是据情转奏,说刘铭传以尹隆河一役,先遭挫败,自请参处。

鲍超拔营穷追捻军,在安陆以北的直河、丰乐河、襄河等处,连番克敌,杀敌一万余,生擒四千,解散胁从一万人,另外有两万难民脱出捻军的掌握,又在大洪山区捉住任柱和赖汶光的眷属。目前已追至河南枣阳、唐县地界。

“鲍春霆名不虚传!”恭王十分欣慰,“应该有所奖励。”

“不然!”汪元方打断他的话说,“王爷不可为此人所蒙蔽。”

“怎么?”恭王愕然,“何以见得是蒙蔽?”

“王爷请看湖北来的奏折。”

湖北来的奏折是曾国荃所上,补叙尹隆河一役的经过。这个奏折不知出于他手下那个幕友的手笔,糟不可言,原意是在为铭军的败绩有所卫护,说霆军与铭军约期会师,分路进剿,霆军所剿的是赖汶光,铭军所剿的是任柱,赖弱而任强,所以霆军胜而铭军败,但鲍超的原奏是,击破了东捻的主力任柱,始获大胜,彼此的说法,有明显的抵触。

“鲍春霆功不抵过。”汪元方说,“他虚张战功,言不符实,误期于先,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如果科以失机与掩饰的罪名,应该斩决!”

“啸翁!”宝鋆大声说道,“此论未免过苛。”

“我是就事论事,无所偏袒。”

“我亦不是偏袒鲍春霆,无非从激励士气着想。”

两个人又有起争执的模样,恭王便作调停:“且等上头有了话再说。”

“上头”还是那句话,鲍超的功过要细查,两宫太后看着来自各方,同奏一事而说法纷歧的奏折,颇为困惑,慈禧太后说道:“有功的该奖,有过的要处罚,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人都闹糊涂了!”

“这都是因为鲍超所报不实之故。”汪元方越次陈奏,“请旨该交部议处。”

“这不大好吧!”慈安太后说,“不管怎么样,鲍超总是打了胜仗。”

“他说胜仗,不尽可靠。为了申明纪律,臣以为非严办不可。”

这时恭王不得不说话了,“汪元方所说的虽是正论,不过湖北军务正在吃紧之际,朝廷似乎不得不放宽一步。”他说,“事在疑似之间,不宜作断然处置。”

“事无可疑的……。”

“这样吧!”慈禧太后不让汪元方再说下去了,“拟个上谕,申饬几句好了。”

“是!”恭王又问,“李鸿章代奏,刘铭传自请参处一节,请旨办理。”

“那当然也不必问了。”

于是拟旨进呈,说是“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其自请参处,本属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姑念刘铭传果敢有素,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其议处。”

谴责的旨意,已经由兵部专差,飞递在途,鲍超却还兴高采烈,有着好些为人为己的打算。他平生打过许多胜仗,但自觉这一仗最得意,最重要,也最痛快,自下洋港与刘铭传一晤以后,亲追穷寇,接连五昼夜,纵贯湖北南北,追到鄂北枣阳、唐县一带,东捻经桐柏山区窜至河南泌阳,鲍超方始松了口气。

其实他还可以追,只是有一番报答知遇的私意。平生意气感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尽瘁而死的胡林翼,一个忧谗畏讥的曾国藩,而后半段的事业,尤以得曾国藩的庇荫为多,因此他对“九帅”亦别有一番爱戴之意。曾国荃自复起为湖北巡抚,不甚得意,屡奉朝旨,说他剿捻不力,与左宗棠、李鸿章的飞黄腾达,相形之下,益发令人不平,鲍超为人打算,想留在湖北,帮“九帅”的忙,所以不肯追东捻到河南。

为自己打算,他实在不愿入陕,听左宗棠的节制,“我是豹子,他是骡子,打伙不到一起!”他这样说。夔州话念鲍为豹,所以他自称豹子,而“湖南骡子”自是指左宗棠。

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北招兵买马。他是功名之士,任劳可以,任怨不干,而任劳亦必先较量利害得失,陕西是个烂摊子,他不肯贸贸然去收拾,要练马队,要造炮车,要肃清中原,确保饷源不断。好在他有个杭州的大商人胡光墉能替他在上海向洋人借债,不要户部替他筹款,就乐得随他去搞了。

在湖北,左宗棠跟鲍超见过面,朝廷一直有旨意,催调鲍超一军入陕,所以左宗棠虽未入关,已以鲍超的上司自居,当面指责他的部下骄横不法,习气太重。在客地尚且如此,一到陕西,正式隶于部下,以“左骡子”的脾气,决没有痛快日子过,所以他千方百计拖延着不肯入陕。

为人为己,有这个大胜仗,便有了留在湖北的理由,而此一仗亦足以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因而他老早就对部下表示过:陕西可以不去了,同时必膺懋赏。他没有期望自己再晋爵,但打算着他的部下都可以换一换顶戴,升一升官。

这天屯兵在唐县,正在筹划回樊城休养补充,亲兵来报:

“徐州有差官到,说是来传旨。”

“等到了!”他很高兴地说:“先摆香案,找大家一起来听恩旨!”

于是先把差官接进来招待,同时分遣快马,把他部下的骁将,宋国永、娄云庆、孙开华、杨德琛、苏文彪、段福、谭胜达、唐仁廉、王衍庆都找了来,恭具衣冠,红顶子、蓝顶子跪了一地,静候宣旨。

一听就不对!开头一大段,全系指授方略,饬令鲍超一军,兼程东下,会同曾国荃所部,剿办窜至麻城的一股捻军。接着提到刘铭传尹隆河之败,差官读到“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这几句,他浑身发抖,冷汗淋漓,几乎昏厥。

“这搞的啥子名堂?”他惶蘧四顾,大声问道:“你们大伙听见了没有?”

他的部下都不开腔,一个个脸色铁青,眼中仿佛冒得出火来。那差官看情形不妙,草草念完,把上谕往封套里一塞,摆在香案上,然后走到侧面,甩一甩马蹄袖,要以他的记名参将的身分,替鲍超请安行礼。

鲍超却顾不得主客之礼,把拜垫一脚踢开,招着手大声说道:“你们都来,都来!出鬼罗。”

不但召集将领,还找来幕友,把上谕又细读一遍,鲍超紧闭着嘴,侧耳静听,双眼不住闪眨,听到一半,猛然把桌子一拍,霍地站了起来,定睛不语。

“九帅回武昌了没有?”他问。

“还没有。”娄云庆答说:“还在黄州。”

“马上到黄州去看九帅。”鲍超对娄云庆说,“刘省三搞啥子鬼?淮军整我就是整湘军,你跟我一起去看九帅!”

“霆公,”娄云庆比较持重,这样劝他:“现在底细还没有摸清楚,去了也没有用。铭军那里我有条路子,先把刘省三的原奏,抄个底子来看看再说。”

鲍超想了半天点点头:“要得!”又指着幕友说:“马上替我修起两封书信来!一封给九帅,一封给大帅。给九帅的信,问他把霆军的战功朗个报的?给大帅的信……?”

给曾国藩的信,应该如何措词,颇费踌躇,倘发怨言,于心不忍,不发怨言,又无用处。就这沉吟不语之时,宋国永冷冷地开了口。

“免了!”他也打着四川腔说,“大帅又不会跟人家拿言语,何必教他老人家心烦?”

“对头!大帅的信不要写了。”

于是幕友为他写好致曾国荃的信,询问上谕中所谓“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这句话的由来,指派专差,星夜驰往黄州,信封上写明“鹄候回玉”,而且关照专差,不得复信,不必回来。

这样一来一去,起码得有四、五天工夫,鲍超满怀抑郁,加上部下各营,议论纷纷,群情愤慨,怕有哗变之虞,因而忧心忡忡,夜不安枕,惹得咸丰十年初,在安庆以西小池驿大破陈玉成所受的旧伤复发,右臂、左膝,形同偏废,但仍力疾起床,等候消息。

两处的消息,几乎同时而至,刘铭传呈报李鸿章的原信,底子已经抄来,鲍超听幕友念完,手足冰冷,浑身发抖,再听念到曾国荃的信,劝他顾全大局,不与淮军计较。这才知道自己所受的委屈到了家,仿佛孤儿受人凌辱,呼吁无门似的,一时悲从中起,放声大恸!

“刘省三龟儿子!”他一面哭骂,一面拿左手把桌面都快捶破了,“你整老子不要紧,有功不赏,你教我朗个对得起弟兄?”

这一哭惊动了全营官兵,有的来劝,有的躲到一旁去生闷气,还有些鲍超从三峡带出来的子弟兵,认为刘铭传忘恩负义,狗彘不食,决心跟铭军开火,缴他们的洋枪。

消息传到鲍超耳中,悲愤以外,又添一层忧虑,他把宋国永和其他数名四川籍的将领找了来,劝导不可如此,但自觉愧对部下,因而措词极难,讷讷然无法出口。幸好持重稳健的娄云庆,以曾国藩作为借口,说是果然闹出事来,朝廷一定责成曾国藩查办,岂不害他为难?而且本来有理,一闹变成无理,尤为不智。就这样说得舌敝唇焦,才算勉强把他们压制下来。

由于连番刺激,五内震动,鲍超复发的伤势,突然加重,便奏请解职调理。这时正由徐州回驻江宁的曾国藩,在旅途中得知鲍超愤郁成疾,引发旧伤,大为焦急,派人带着吉林人参,兼程赶了去慰问,同时分别写信给李鸿章和曾国荃,虽无责备的话,但语气中亦颇表不满,希望赶紧有所补救,慰抚霆军。

于是曾国荃派了人把鲍超接到武昌,到汉口请了名医来替他诊治。在周家口的李鸿章,自觉此事做得有欠光明,无奈已经入奏的事,不好更改,唯有设法从别的地方,替鲍超多说好话,请朝廷优予奖护。同时也怕御史参他欺罔冒功,得要赶快派遣亲信,到京里去多方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