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020章


鲍超开缺调理的奏折到京,汪元方认为他别具用心,批复的上谕,还有“鲍超一军,追剿正当吃紧之时,遽请开缺调理,未免近于要挟;该提督素知大体,所向奋勉,何以亦沾军营习气”的话。也就是这通廷寄发出的第三天,宝鋆接到南方的来信,彻底了解了尹隆河之役的内幕。

事无巨细,宝鋆无不告诉恭王,这样一件“异闻”,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处理不善,可能激起霆军的哗变,也关联着恭王所庇护的李鸿章的前程。所以虽然接信已经在晚饭以后,他仍旧坐车赶到恭王府去。

看完信,恭王半晌作声不得,心里懊恼万状,好半天才说了句:“这要怪谁啊?”

李鸿章偏袒部属不足为奇,责任是在枢廷失察,如果不是那样偏听一面之词,或者派员密查真相,或者不了了之,都不致于会引起这样的麻烦。

“咳!”他又叹口气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好悔!”

宝鋆知道,是失悔于不该听信李鸿藻的话,举荐汪元方入军机。不过用汪元方也有好处,他除了无缘无故找上鲍超的麻烦以外,其他都能将顺意旨,不露棱角,有这样一个人“备位”充数,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样答道:“汪啸庵也不过一时之误。好在事情已经明白,曾氏兄弟和李少荃总有弥补的办法,大家心照就是了。”

恭王想了想,把信还了给宝鋆:“你给汪啸庵去说一说,请他以后多节劳吧!我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件事。一个‘同文馆’已经够我头疼的了。”

‘呃!”宝鋆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转念又觉得不宜说给恭王听,所以欲言又止。

“怎么回事?”恭王的神色很认真,“外面有什么话,你别瞒我!”

“也没有别的,无非文人轻薄而已。”宝鋆答道,“有人做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还有一副呢?”

“也是四言句,”宝鋆念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挺好!”恭王冷笑道,“还是嵌字的!”

嵌的就是“同文”两字。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章程,奏准设置,这是恭王自觉办洋务以来的一大进境。从同治五年开始,最初是派遣官生赴欧洲各国游历,接着在福建马尾设厂造火轮船,并且特别打破省籍回避之例,简派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得以专折奏事,此外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在上海等处设立机器局、制造局,讲求坚甲利兵,“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这样就必须自己培养人材。因此在恭主看,设立同文馆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想会遭致守旧卫道之士,群起而攻!

也许是章程订得不妥。原奏是“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在正途人员看,这是极大的侮辱。两榜进士出身是正途,而翰林则金马玉堂,更是清贵无比,三年教习期满,开坊留馆,十年工夫就可以当到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是指顾间事。不然转为言官,翰林出身的“都老爷”,王公勋戚也得卖账。至不济大考三等,放出去当州县,也是威风十足的“老虎班”。现在说是要拜“鬼子”为师,把“正途人员”真糟蹋到家了。因此老早就有一副对子,把军机大臣连恭王一起骂在内,叫做:“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同时又有个御史张盛藻奏谏,说是“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京朝士大夫间,传诵甚广,认为是不可易的“玉论”。

这些笑骂反对,原也在恭王意料之中,使他动肝火的是,倭仁领头反对,“你看看,”他对宝鋆说,“不都是讲理学的吗?

为什么曾涤生就那么通达,倭艮峰就那么滞而不化?”

“也不能怪倭艮峰。”

“怎么不怪他?”恭王抢着说道,“有些都老爷哗众取宠,不足为奇,他是大学士,不就是宰相吗?一言一行关乎大计,怎么能这么糊涂——真是老糊涂!”

“也别说他,七爷年纪不是轻吗?一样也有那么点儿不明事理。”

“哼!”恭王冷笑一声,不说下去了。

“说正经的。”宝鋆又说,“倭艮峰那个折子,已经搁了两天了,听说还有一个折子要上,该怎么办?得有个定见。我看先要驳他一驳!”

“当然要痛驳!”恭王想了一会,嘴角浮起狡猾而得意的笑容,“他不是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吗?那就让他保举好了!”

“妙!”宝鋆抚掌笑道,“请君入瓮,看他如何?”

“还应该这么说,他如以此举为有窒碍,当然另有制敌的好办法,请他拿出来,我们追随就是了。”

“这个说法也甚妙。不过,我看此事要跟博川仔细商量一下。”

文祥此时已从关外回京,他不但剿平了马贼,而且把所带去的,那些久已成为笑柄的神机营的士兵,磨练得换了副样子,原来白而瘦,现在黑而壮,吃得苦,耐得劳,为人视作奇迹,因而圣眷益隆,声望益高。设立同文馆一事,实际上即由他一手策划,命太仆寺正师徐继畬开缺,“管理同文馆事务”,亦出于他跟沈桂芬商量以后的保荐,所以,宝鋆才这样说。

“当然。”恭王答道,“你那里派人通知他,明儿早些个到里头,大家先谈一谈。”

第二天刚亮,恭王就已进宫,而文、宝、汪三人比他到得更早,看样子已经谈了一会。汪元方面有惭惶之色,想来刘铭传讳败冒功,鲍超愤郁致疾的内幕,他已尽悉。恭王秉性厚道,不忍再作责备,便只谈同文馆的事。

这一谈又谈出许多新闻,正阳门城墙上,居然有人贴了“无头榜”,什么“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之类谩骂的文字,而各衙门正途出身,五品以下的官员,都不愿赴考,翰林院编修、检讨各官,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恭王一听,益发动了肝火,只不便破口大骂,一个人坐着生闷气,脸色非常难看。

“这里面情形复杂得很。”文祥皱着眉说,“也不尽是功名利害之念,还有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加上艮翁门下有位守旧守得莫名其妙的人在,事情自然更难办了。”

大家都意会得到,那“莫名其妙的人”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大学问的徐桐,“此人何足挂齿!”恭王满脸不屑的神情,“翁叔平怎么样?”

“他?”宝鋆轻蔑地说,“只看李兰荪不肯夺情那件事就知道了,凡是可以标榜为正人君子的事,他是没有不赞成的。再说,他那清华世家,叔侄状元,肯‘拜异类为师’吗?”

“这就不去谈他了。”恭王转脸又问文祥,“怎么说还有‘门户之见’,什么‘门户’?”

“‘朱陆异同’不是‘门户’吗?”

“啊!”大家同声而呼,说穿了一点不错。理学向来以程、朱为正统,视陆九渊、王阳明为异端,学程、朱的只要能排斥陆、王,就算卫道之士。倭仁是程、朱一派的首领,而徐继畬是讲陆、王之学的,博览通达,不肯墨守成规,无怪乎那班“卫道之士”跟他水火不相容。

“事情总要设法办通。徐牧田是肯受委屈的,不妨另外找人管理同文馆,作为让步,如何?”文祥说。“牧田”是徐继畬的号。

恭王勃然作色:“这叫什么话?打我这里就不能答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贵乎实践,请他们来试试看!”

宝鋆和汪元方也认为既要考选编检入馆,非徐继畬这样一个前辈翰林,笼罩不住,而且除他也别无一个前辈翰林肯干这差使。所以文祥的让步之议,不能成立。

文祥的建议虽归于空谈,而文祥的态度却为恭王所接受了。众议纷纭,且不论是非,要消除阻力,亦不是一味硬干所能济事的。而且倭仁是慈安太后秉承先帝遗旨,特简入阁的大臣,不到万不得已,亦不宜予以难堪,因此忍一口气,听凭文祥采取比较和缓的办法。

商定的办法是希望倭仁能够不再固执成见,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设立同文馆的原奏,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还有其他各省督抚赞成此举的奏折及致军机大臣的函件,交给倭仁去看,让他知道疆臣的意见与眜于外势的京官,大不相同。至于倭仁的原奏,不妨发交总理衙门议复,如果倭仁不再作梗,也就算了,否则就照恭王的意思,出个难题目给他去做。

这番策划,可进可退,而目的在使事无扦格,大家都觉得很妥当。当天便由恭王照此入奏,慈禧太后立即点头认可,她对这方面完全信任恭王,因为她虽讨厌洋人,但总理衙门原奏中“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以及“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这几句话,却很合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而且洋人枪炮,足以左右战局的情形,她也非常了解,所以赞成“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的宗旨。

从养心殿退了下来,文祥、汪元方两人,衔命到懋勤殿去访倭仁,传达旨意,把一大堆文件交了过去。倭仁拙于言词,开口“人心”,闭口“义理”,谈了半天,不得要领。如果换了急性子的宝鋆,早就不耐烦了,但文祥通达平和,汪元方刚刚为尹隆河之役,受了“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教训,特具戒心,所以都还敷衍了半天才走。

转眼半个月过去,倭仁依旧受那班卫道之士的拥戴,“力持正论”,而“加按察使衔”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了襄助筹办同文馆的事,却起劲得很,天天穿了三品官服到总理衙门去“回禀公事”,请教习、选教材、定功课等等,一样样次第办妥,不久就可开馆,但各省保送的学生未到,京里投考的人寥寥,恭王大为着急,文祥亦不得不同意采取他原来的办法了。

于是奏准两宫太后,颁了一道明发上谕:

“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着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等,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

等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有人说恭王跟倭仁开玩笑,视国事为儿戏,有失体统。倭仁本人当然也是啼笑皆非。

但也有少数人,看不出这道上谕的皮里阳秋,那是比较天真老实而又不大熟悉朝局的一批谨饬之士,他们把煌煌天语看得特别尊严,从不知夹缝里还有文章。

再有极少数的人,别具用心,虽知是恭王在开玩笑,但既是上谕,谁也不敢公然说它是开玩笑,那就可以不当它玩笑看,真的“酌保数员”,真的“择地设馆”,要人要钱,弄假成真,不是“死棋腹中出仙着”吗?

徐桐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等倭仁来跟他商量时,他把从阮元的“畴人传”里现抄来的名字,说了一大串,接着便转入正题:“老师的话一丝不假,‘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真正是‘必有精其术者’,宣城梅家父子、祖孙、叔侄,一门精于历算且不说,我请教老师,有位明静庵先生,老师知道不知道其人?”

“是我们蒙古正白旗的。久任钦天监监正,曾亲承仁皇帝的教导——这是古人了,你提到他也无用。”

“提到其人,见得老师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八个字,无一字无来历。康熙年间的事过去了,只说近年:从前胡文忠幕府里就有两个人,一个叫时曰淳,江苏嘉定人;一个叫丁取忠,湖南长沙人,都是此道好手,大可访一访。”

这就让倭仁大感困扰了!想不到徐桐竟真个把“博采旁求”四个字看实了,转念一想,又觉内愧,言必由衷,无怪乎徐桐信以为真!自己原就不该说没有把握的话,所以此刻无法去反驳徐桐。

而徐桐却是越说越起劲,“还有一个人,老师去问李兰荪就知道了。”他说,“此人是兰荪的同年,也是翰林,江西南丰的吴嘉善,撰有一部‘算书’。现在不知在何处,但可决其未死。老师如果没有工夫去拜兰荪打听下落,我替老师去打听。”

倭仁一听他的口气,麻烦怕会越来越大,还是另请高明的妙,于是想到翁同和。徐桐对翁同和颇怀妒意,这是连倭仁这样方楞折角的人都知道的,所以当时无所表示,避开徐桐,把翁同和邀到他家里去商量。

“你听荫翁的话如何?”

翁同和对徐桐一直腹诽,却从不肯在倭仁面前说他一句,此时亦依然不愿得罪“前辈”,只问:“要看中堂的意思,是不是愿以相国之尊,去提倡天算之学?”

“我怎么能?其势不可!再说,恭王有意相厄,难道你也看不出来?”

“我也知道中堂必不屑为此,必已看出恭王有意如此。”翁同和答道:“此事照正办,中堂决不可有所保举,只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就是了。”

“不错!”倭仁深深点头:“就照此奏复,托你替我拟个稿子。”

“这容易。”翁同和说,“不过最好请兰荪前辈看一看奏稿。”

一客不烦二主,倭仁索性就请翁同和代为去请教李鸿藻。纸面文章,并无麻烦,李鸿藻叫人取支笔,就在陪客的座位上,更改数字,让语气显得格外简洁和婉,然后再由翁同和派人把折稿送回倭仁,当夜誊清,第二天一早进宫递了上去。

这天徐桐请假,只有倭仁和翁同和授读。倭仁教完《尚书》,匆匆先退,去打听消息,留下翁同和一个人对付小皇帝。万寿节近,宫里有许多玩乐的花样,小皇帝照例精神不佳,熟书背不出,生书读来极涩。翁同和便设法多方鼓舞,改为对对子,“敬天”对“法祖”,“八荒”对“万国”,都是些简单的成语,但小皇帝心不专注,不是字面不协,便是平仄不调。再改了写字,却又是一会儿嫌笔不好,一会儿骂小太监偷懒,磨的墨不够浓。这样好不容易糊弄到午后一点钟,草草完功,君臣二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这时小皇帝的精神倒又来了,响响亮亮地叫一声:“翁师傅!”

“臣在。”翁同和站起身来回答。

“明天你来不来听戏啊?”

听到皇帝那拖长了的、调皮的尾音,翁同和知道是“徒弟考师父”。皇帝十二岁了,不但颇懂人事,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常出些为人所防不到的花样。这一问就有作用在内,如果欣然表示愿来,说不定接着就有一句堵得人无地自容的话,说是不来,则更可能板起脸来责备一两句。

其实,皇帝万寿赐“入座听戏”,岂有不来之理?不过君道与师道同其尊严,无非要找个两全的说法。翁同和想了一下答道:“明天原是听戏的日子,臣蒙恩赏,岂可不来听戏?”

小皇帝笑一笑,仿佛有些诡计被人识穿的那种不好意思。接着,便由张文亮等人,簇拥着回宫,翁同和也就套车回家。

车出东华门不远,便为倭仁派人拦住,就近一起到了东江米巷的徐桐家,倭仁先到,下车等待,见了翁同和便抢着说道:“且借荫轩这里坐一坐,有事奉商。”

有事商量,何以迫不及地在半路上便要借个地方来谈?所以翁同和答道:“请见示。何以如此之急?”

“自然是很急的事。莫非你还不知道?”

“实在还不知为了什么,想来是‘未同而言’?”

“唉!‘斯文将丧’!”倭仁叹口气道,“已有旨意,命我在‘总理衙门行走’。叔平,你说,可是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翁同和诧异不止。但在人家大门口,又岂是谈朝政之地?恰好徐桐迎了出来,一起到了他书房里,翁同和特意保持沉默,要听徐桐作何说法?

“这明明是拖人落水!”徐桐很愤慨地说,“老师当然非辞不可!”

“当然。”

“折子上怎么说呢?”

“正要向你和叔平请教。”

“你看呢?”徐桐转脸看着翁同和问。

翁同和谦谢,徐桐便又絮絮不休。倭仁的本意是借徐桐的地方,与翁同和商量好了,随即便可以写折子,就近呈递,却没有想到在人家家里,不能禁止主人不说话,此时听徐桐大放厥词,只好默不作声地听着。翁同和当然更不便阻拦,但看见倭仁的神气,心里大有感触,讲道学的人,不经世务,一遇到麻烦,往往手足无措,同时也觉得京朝大老不易为,必须有一班羽翼,象倭仁这样,看起来是理学领袖,其实只是为人利用,不能得人助力,孤立无援,可怜之至。

这样一想,动了恻隐之心,便打断徐桐的话说:“荫翁该为中堂筹一善策,如何应付,始为得体?”

刚说到这里,倭仁的跟班,从内阁抄了邸抄送来,除了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外,批复倭仁的原折,则俨然如真有其事,说“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着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可见恭王要把这个玩笑开到底,如再有任何推托,措词千万不能节外生枝,否则麻烦越来越大。

到这时候,徐桐也才看出,“弄假成真”的如意算盘打不得!便改了放言高论的态度,“只好找个理由,请朝廷收回成命。”他说,“以宰相帝师之尊,在总理衙门行走,似非体制所宜!”

照他的说法,是蔑视总理衙门。翁同和以为不可,却不便去驳他,幸好倭仁在这方面的修养,倒是够的,从不肯以宰相帝师自炫,所以这样答道:“不必在这上面争。我想措词仍应以不欺为本,洋务性非所习,人地不宜,故请收回成命。”

说到“不欺,”假道学的徐桐,不便再多说。翁同和以觉得实话直说,不失以臣事君之道,或者能邀得谅解,当时便照此意思,写好辞谢的奏折,派跟班送到内阁呈递。

第二天是皇帝万寿节的前一天,没有书房功课,两宫太后特为皇帝唱两天戏,地点在乾隆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宁寿宫,翁同和奉旨“入座听戏”。从早晨八点钟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才散,倭仁特为又把他找到,告诉他说:“上头不准。由恭王传旨,非我到总理衙门不可。叔平,你看,我怎么办?”

“怎么办呢?仍旧只有力辞而已!”翁同和说。

“是啊!只是措词甚难。”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中堂昨日所说‘不欺’二字是正办。

照此而言,或者可以感悟天心。”

这就是说,昨日所拟的那个折子,自道“性非所习”四个字,说得还不够,倭仁很难过地答道:“那只好这样说了,说我素性迂拘,恐致贻误。”

说到这样的话,恭王仍旧放不过他,立刻便有一道明发上谕:

“前派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据该大学士奏恳请收回成命,复令军机大臣传旨,毋许固辞,本日复据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贻误,仍请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系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着毋庸议。”

对宰辅之任的大学士来说,这道上谕的措词,已是十分严峻!再把先前那道令倭仁酌保天算人员,择地设馆的上谕,说设同文馆一事,“不可再涉游移”的话并在一起来看,参以近来报考同文馆人数寥落这一点,明眼人都可看出,恭王的饶不过倭仁,有着“杀大臣立威”的意味在内。事情演变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辞“总理衙门行走”那么单纯,而是到了乞请放归田里的时候了!

翁同和心里就是这么在想,倭仁应该“上表乞骸骨”,侃侃而谈,以去就争政见,才是正色立朝的古大臣之风。至于倭仁自己,不知是见不到此,还是恋位不舍,依然只想辞去“新命”。这一次是求教于李鸿藻,李鸿藻又派人来请翁同和,原是商量不出结果的事,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多一个人在座,省得宾主二人默然相对,搞成僵局而已。

一个无办法当中的办法:倭仁“递牌子”请“面对”。两宫太后自然立即召见,带领的却是恭王,倭仁心知不妙,先就气馁。到养心殿跪下行礼,步履蹒跚,等太后吩咐“起来说话”时,他竟无法站得起身,两宫太后优礼老臣,特意召唤太监进殿,把他扶了起来。

“两位皇太后明见,”他道明请面对的本意,“臣素性迂拘,洋务也不熟悉。恳请收回派臣‘总理衙门行走’的成命。”

两宫太后还未开口,恭王抢着说道:“这一层,前后上谕已有明白宣示。”

“是啊!”慈禧太后接着说道:“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都说该设同文馆,他们在外面多年,见的事多,既然都这么说,朝廷不能不听。现在章程已经定了,洋教习也都聘好了,不能说了不算,教洋人笑话咱们天朝大国,办事就跟孩子闹着玩儿似的。你说是不是呢?”

倭仁不能说“不是”,只好答应一声:“是!”但紧接下来又陈情,“不过臣精力衰迈,在总理衙门行走,实在力有未逮。”

“这倒也是实话。”慈安太后于心不忍,有心帮他的忙,但也不敢硬作主张,看一看慈禧太后,又看着恭王问道:“六爷,你看呢?”

“跟母后皇太后回话,”恭王慢条斯理地答道:“这原是借重倭仁的老成宿望,为后辈倡导,做出一个上下一心,奋发图强的样子来。倭仁是朝廷重臣,总理衙门的日常事务,自然不会麻烦倭仁,也不必常川入直,只是在洋务上要决大疑、定大策的那一会儿,得要老成谋国的倭仁说一两句话。除非倭仁觉得总理衙门压根儿就不该有,不然,说什么也不必辞这个差使!”

这一番话挤得倭仁无法申辩,慈安太后更是无从赞一词,慈禧太后便问:“倭仁,你听见恭亲王这番话了?”

“是!”倭仁异常委屈地答应。

“我看你就不必再固执了吧!这件事闹得也够了。”慈禧太后又说:“你是先帝特别赏识的人,总要体谅朝廷的苦衷才好!”

倭仁唯唯称是,跪安退出。走到养心殿院子里,让扑面的南风一吹,才一下想到,刚才等于已当着两宫太后的面,亲口答应受命,这不是见面比不见面更坏吗?不见两宫的面,还可以继续上奏请辞,现在可就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这一想悔恨不已,脚步都软了,幸得路还不远,进了月华门,慢慢走回懋勤殿。这时恰好是皇帝回宫进膳休息的那一刻,懋勤殿也正在开饭,正面一席,虚位以待,翁同和空着肚子在等他。徐桐三天两头茹素,替皇帝讲完《论语》回家吃斋去了。

倭仁实在吃不下,但为了要表示虽遭横逆,不改常度的养气工夫,照平日一样,吃完两碗饭。看他那食难下咽的样子,翁同和知道“面对”的结果不如意,便不肯开口去问。

反是倭仁自己告诉他说:“恭王只拿话挤我!”

“喔,”翁同和低声问道:“他怎么说?”

倭仁无法把恭王的话照说一遍,那受排挤的滋味,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得到,想了半天,实在无法答复他的话,唯有摇摇头不作声。

这也就“尽在不言中”了。翁同和大有所感,亦有所悲,讲理学讲到倭仁这个样子,实在泄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都有一班亲炙弟子,翼卫师门,而倭仁讲理学讲成一个孤家寡人,那些平时满口夷夏之别、义利之辨的卫道之士,起先怂恿他披挂上阵,等到看见恭王凌厉无前的气势,倭仁要落下风,一个个都躲在旁边看笑话。倘或倭仁的周围,有一两个元祐、东林中人,早已上疏申救,何致于会使得倭仁落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

看来党羽还是要紧!不过讲学只是一个门面,要固结党羽非有权不可。如果倭仁今天在军机,恐怕同文馆那一案,早就反对掉了。翁同和正这样在心里琢磨,只见苏拉来报:“皇上出宫了。”

于是倭仁、翁同和与那些“谙达”,急忙走回弘德殿。饭后的功课,首先该由倭仁讲《尚书》,未上生课,先背熟书。皇帝在背,倭仁在想心事,有感于中,不知不觉涕泪满面。

小皇帝从未见过那个大臣有此模样,甚至太监、宫女有时受责而哭,一见了他也是赶紧抹去眼泪陪笑脸,所以一时惊骇莫名,把脸都吓白了,只结结巴巴地喊:“怎么啦,怎么啦?”

这一喊,翁同和赶紧走了进来,一时也不知如何奏答,倭仁自己当然也发觉了,拿袖子拭一拭眼泪,站起身来,带着哭声说道:“臣失仪!”

“倭师傅干什么?”小皇帝走下座位,指着倭仁问翁同和。

“一时感触,不要紧,不要紧!皇上请回御座。”

“那,那……,”小皇帝斜视着倭仁说:“让倭师傅歇着去吧!”

“是!”翁同和向倭仁使了个眼色,示意他遵旨跪安。

倭仁退了出去,而小皇帝仿佛受了极深的刺激,神色青红不定,一直不曾开笑脸。

回到宫里,两宫太后见他神色有异,自然要问,小皇帝照实回答。慈禧太后颇为诧异,也深感不快,看着慈安太后问道:“那儿委屈他啦?”

慈安太后倒是比较了解倭仁的心理,‘他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唉!”她摇摇头,也不知怎么说才好。

“这班迂夫子,实在难对付。”慈禧太后对倭仁还有许多批评,但以他是慈安太后当初首先提名重用的,所以此刻也就隐忍不言了。

那一位太后当然也有些看得出来,新旧之争她倒不怎么重视,只觉得大臣之间,意见不和,闹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件好事。这天召见过了,原以为倭仁已经体谅朝廷的苦衷,会得跟恭王和衷共济,现在听说他自感委屈,竟至挥泪,只怕依旧不甘心到总理衙门到差,看来以后还有麻烦。

慈安太后看得很准,倭仁确是不甘心到总理衙门到差。在卫道之士看,这个衙门的一切作为,都在“用夷变夏”,是离经叛道的,所以倭仁认为只要踏进这个衙门一步,就是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变成假道学。而不到差其势又不可,总理衙门的章京来了几次,催问“中堂那天到衙门,好早早伺候”,倭仁不见亦不答,私底下却是急得夜不安枕,胡子又白了许多。

原来还有些舍不得文渊阁大学士那个荣衔,自从用易经占了一卦,卦象显示在位不吉,便决意求去,但他也知道,此时连求去都不易,倘或奏请开去一切差使,便成了要挟,必获严谴。这样就只好以殉道之心,行苦肉之计了。

机会很好,有个地方最适宜不过,太庙时享的日子快到了。太庙时享,一年四次,孟夏享期,定在四月初一,以樱桃、茄子、雏鸡等等时新蔬果,荐于列祖列宗。期前一日,皇帝亲临上香,倭仁以大学士的身分,照例要去站班。

他是被赏了“紫禁城骑马”的,名为骑马,其实可坐轿子,而这天他真个骑了一匹马去。这匹马还是他从奉天带回来的,马如其主,规行矩步从不出乱子。倭仁却有意要出个乱子,等皇帝上了香回弘德殿,他让跟班扶着上了马,走不到几步,自己身子一晃,从马上栽下来,如果一头撞死在太庙前面,便是殉道,没有摔死,就是一条苦肉计,可以不去总理衙门到差了。

有那么多人在,自然不容他撞死,跟班的赶紧抢上前去扶住,醇王离他不远,赶了过来问道:“艮老!你怎么啦?”

“头晕得很!”他扶着脑袋说。

“嗐!不该骑马。”醇王吩咐跟在他身后的蓝翎侍卫说:

“赶紧找一顶椅轿来,把倭中堂送回去。”

于是借了礼亲王世铎的一顶椅轿,把倭仁送了回家。这一下便宜了小皇帝,倭仁不能替他讲《尚书》,免了他一番受罪。

         ※        ※         ※

其时三月不雨,旱象已成,两宫太后和恭王的心境极坏,因为这一旱,不独本年丰收无望,明年的日子难过,而且这一旱使得运河干涸,人马可行,以致回窜在湖北麻城、黄州,河南南阳、信阳、罗山一带的东捻,突破长围,由叶县、襄城、许昌、兰封、考城,长驱入鲁,恰好到了梁山泊,等于恢复了僧格林沁力战阵亡那时的态势,由此进逼泰安等处,连济南都受威胁了。

京畿旱象已成,设坛祈雨,已历多日,而每天骄阳如火,偶尔有一阵轻雷,几点小雨,连九陌红尘都润湿不了,自然更无助于龟坼的农田。所以召见恭王,一谈天气,两宫太后都是忧形于色。

“小暑都过了,”慈安太后说,“再有雨也不行了。”

“庄稼大概总是不济事了。不过,下了雨,人心可以安定。”慈禧太后叹口气说,“天神、地祗、太岁、龙王都派人拈了香了,雨不下就是不下!怎么办呢?”

“我看要‘请牌’了吧?”慈安太后问。

“还不到‘请牌’的时候。”

“为什么呢?”

这就让恭王无法回答了。风雨无凭,祈而不至,有伤皇帝的威信,所以根据多少年来的经验,订定了一套保全天威的程序,“请牌”是最后一着。以谕旨迎请邯郸县龙神庙的铁牌来京,供奉在都城隍庙,说是一定会下雨。如果请牌不灵,等于龙神不给皇帝面子,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不到观风望色,快将下雨的时候,决不请牌,而到了可以请牌的时机,不请也会下雨。其中妙用,慈安太后不懂,恭王也不便拆穿。正在无以为答时,想起有件事可以代替。

“汪元方出了个新鲜主意,倒不妨试一试。”

“什么新鲜主意?”慈安太后很感兴味地问。

恭王实在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此时为了搪塞,只得说了出来:“汪元方说,找一个老虎头,扔在黑龙潭,可以起雨。”

“这主意可真新鲜了!”慈禧太后因为刘铭传冒功一案,把鲍超整得旧伤复发,一病几殆,都是汪元方的过失,所以对他印象太坏,他的话不容易让她相信,因而又问:“他这个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能起雨呢?”

“大概那本书上有这个说法。”恭王答道,“臣在琢磨,《易经》上有‘潜龙勿用’的话,把老虎头扔下去,惊它一下子,也许就能惊潜起蛰,云腾致雨了。”

“啊,我明白了!”慈安太后脸上是恍然大悟的神情,“那不是‘龙虎斗’吗?”

说穿了果然不错!但龙为帝王的表征,虎则“矫矫虎臣”,所以附会其说,龙虎斗可以看作武将反叛之象。恭王怕两宫太后多心,含含糊糊地答道:“有那么一点儿意思。”

“唉!”果然,慈禧太后说话了,“还是不要斗吧!总要上下一条心,才能兴旺起来!”

慈安太后却完全没有能理会她和恭王的转弯抹角的心思,对汪元方的新鲜主意,深为欣赏,很起劲地说:“龙,本来有痴龙、有懒龙,必是它睡着了,忘了该兴云布雨。现在扔一个虎头下去,就跟在马槽上拴一只猴子一样,让它一淘气,就偷不了懒啦!这个主意可以试。就一件,那儿去找个虎头啊?”

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不作声,这是以沉默表示异议,但也不妨看作是为了找不着虎头而为难。

“我听先帝说过,康熙爷和乾隆爷在木兰行围,都亲手用鸟枪打过老虎。”慈安太后看着恭王说,“让内务府马上在库里找一找!”

慈安太后难得有所嘱咐,所以,再为难的事,恭王也得答应,慈禧太后当然亦不好意思反对。于是李鸿藻所荐的军机大臣汪元方,总算又有了一番献替。

等退回军机直庐,文祥和宝鋆都还在,提到汪元方的祈雨之方,文祥颇不以为然,认为一方面讲求天算格致之学,一方面弄这些匪夷所思的玩意,将为有识者所笑。但已奉旨照办,好歹得想办法敷衍,于是决定让内务府去找一个虎头,派两名侍卫赍到黑龙潭一扔了事,不必声张,更不必发上谕。

这一下,内务府的官员可又着忙了,好在皮货库正在翻晒皮统子,趁此机会大大翻检了一遍,虎皮褥子倒多的是,就找不到一个完整的虎头。

找不到虎头便无法向慈安太后交差,内务府大臣明善和崇纶,都很着急,亲自到敬事房找了年老的太监来问。有个老太监在嘉庆末年就已进宫当差,见多识广,想了半天,记起御药房为了取虎骨作伤药,浸药酒,在道光年间开剥过一头老虎,也许会有虎头。

于是传了御药房的首领太监来,命他查档细检,费了整整一天的工夫,终于找到了一个虎头,是照西法剥制,安在一块木板上面,张牙怒目,死有余威。内务府大臣如获至宝,特为捧到军机处,请汪元方过目,然后请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派定两名乾清门侍卫,把它投入西山深处黑龙潭。

谁知龙虎不斗,云霓不兴,但知道其事的人,也没有拿它当笑话讲,实在也没有讲笑话的心情。久旱不雨,且莫说秋收无望,就眼前粮价飞涨,日子便很艰难,加以保定东南一带,发现盐枭杀人放火,抢了三十多个村庄,裹胁到二千余人之多,拥有八百匹马,二百多辆大车,以致人心越发浮动。

将次入伏,天气慢慢在变了,本来每天骄阳如火,此时也常有阴天,以后或者城外有雨,或者城内有雨,虽然不大,亦足安慰。礼部、太常寺和钦天监的官员,看看大降甘霖的时机快要到了,于是奏请祭方泽。这是大祀,冬至南郊祭于天坛,夏至北郊祭于地坛,就是方泽。在此以前,为祈雨祭过社稷坛,派恭王恭代致祭,祭方泽在祀典上比祭社稷又高一级,所以特派惇王代替皇帝行礼。

期前斋戒三日,九城断屠,宫内从皇太后开始,一律茹素,身上挂一块玉牌,上刻满汉合璧的“斋戒”二字。那知祭过方泽,一连两天,溽暑难当,两宫太后,大为失望,慈禧太后一向对惇王印象不佳,这时便有了怨言:“一定是老五心不诚!”

那怎么办呢?刚刚行过北郊大典,不能接着就南郊祭天,于是慈安太后重申“请牌”之说。

钦天监的官员细细商量,认为天气闷热,不久一定有大雨,“请牌”不妨。这面铁牌悬在邯郸龙神庙的一口井里,邯郸离京师一千里,如果星夜急驰,三天可到,但“请牌”的规矩,一向按驿站走,宁慢勿快,最好未请到京,即有甘霖沛降,才算神灵助顺,面子十足。因此这面铁牌,在路上走了八天才到良乡。

也真巧,铁牌真个带了雨来,但虽大不久,片刻即止。雨是半夜里下的,两宫太后从枕上惊醒,无不欣然色喜,提早起身。天气凉爽如秋,慈禧太后吩咐把吴棠所进的苏绣旗袍取来,挑了一件月白缎绣大红牡丹的,对着穿衣镜穿好,安德海便另捧一面大镜子,在她身后左照右照,慈禧太后手中握着一块同样颜色花样的手绢,扭过来,扭过去,顾盼之间,极其得意。

看够了自己,她才想起天气,“去看看!”她说:“天儿怎么样了?”

“喳!”安德海放下镜子,到殿外去观望天色。

雨早停了,但天黑如墨,把一钩下弦月,遮得影子都看不见,而且有风,看样子还有雨。

于是安德海兴匆匆地回来复奏:“天黑得象块墨,云厚得很,风也大。还要下大雨,非下不可。”

“下吧!”慈禧太后扬着脸,轻盈地笑着,倒象年轻了十来岁,“痛痛快快下吧!”

“主子这片诚心,感召神灵,那能不下?一定下够了才算数。”

“看吧!看邯郸的那方铁牌,灵验到怎么样?”慈禧太后吩咐:“去看看那一边,起来了没有?”

“那一边”是指慈安太后。两宫太后此时同住长春宫,慈安住绥履殿在东,慈禧住平安室在西。太监、宫女私底下便用“东边”、“西边”的称呼来区别。但慈禧太后却不愿说那个“东”字,所以安德海他们,也跟着她用“那一边”来指慈安太后。

慈安太后已经出殿了,她也穿着夹旗袍,依旧是明黄色,正站在檐前观望,一见安德海便问:“你主子起床了没有?”

安德海先给她请早安,然后答道:“早起来了。特地叫奴才来看一看。”

“你就请她来吧!”

“喳!”安德海匆匆回去禀报。

于是慈禧太后袅袅娜娜地,从平安室来到长春宫后殿,一见慈安太后便笑盈盈地说:“姐姐大喜!”

“可不是大喜事吗?”慈安太后跟她一样高兴,“现在还是给个喜信儿,铁牌还在良乡,等一请到京拈了香,那时候才真有大雨。”

“说得是。”慈禧太后这天特别将就,顺着她的口气说,“今儿就把它请到京。”

“派谁去拈香呢?”

“老五、老六都派过代为行礼的差使了,老七不在京里。

派老八去吧!”

“好,回头就说给他们。传膳吧!”

这时已近卯正——早晨六点钟,依夏天来说,早该天亮了,但只有从浓云中透下来的微弱光芒,所以殿里殿外灯火通明,两宫太后心情舒畅,加以天气凉爽,越发胃口大开。吃完饭,慈禧太后照例要绕弯儿消食,从前殿到后殿,一面走,一面思索着这天召见军机,有些什么话要交代?

走到后殿,大自鸣钟正打七点,突然间,闪电如金蛇下掣,接着霹雳一声,小钱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洒了下来。安德海为凑她的趣,便不怕喧哗失仪,领头欢呼:“下了,下了!”

他这一嚷,便是个号令,太监、宫女纷纷跟着他欢呼,两宫太后觉得热闹有趣,格外愉悦,双双坐在殿前望着溟濛的雨气,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痛快。

可惜,雨下得仍不够多。铁牌还是要赶快请进京,供奉在都城隍庙,派定钟王拈香祈雨。他也知道这是两宫廑念,万民瞩望的大事,一天工夫去上了三次香。雨虽未下,但云气蓊郁,闷热特甚,这仍旧是个好兆头。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终于大变,一早就阴沉沉地飘着小雨,一上午未停,到了午后,狂风大起,黑云越堆越浓,夹杂着轰隆隆的闷雷,终于落下倾江倒海似的大雨。一下便下到夜,九城百姓,无不欢然凝望,望着白茫茫的雨气出神。

这一场快雨,解消了旱象,也移去了压在恭王心头的石块,加以江浙等省奏报,入夏以来,雨水停匀,丰收有望,便越发放心。两宫太后当然也是喜不自胜,一再向大臣表示,神灵庇佑,于是分遣诸王,到各处坛庙,拈香报谢。

         ※        ※         ※

也就是这一场快雨,似乎把大家心头的火气浇灭了,倭仁已经销假到弘德殿入直,批评同文馆的话,也不大再听见。这对恭王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他与文祥相约,希望文祥多关注各地的军务,他要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洋务上。

同文馆的事是不碍了,另一项“船政”却还有麻烦。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设厂造轮船,原是左宗棠的创议,未及开办,左宗棠调督陕甘,上奏荐贤,说非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不能胜任,沈葆桢诚然是人才,但说非他不可,则是左宗棠的私意。左、沈二人都与曾国藩不和,而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生擒洪福瑱,给了左宗棠一个足以攻击曾国藩的口实,以此渊源,最喜闹意气的左宗棠,才力保沈葆桢当“总理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桢虽用公款结交御史和同乡京官,他本人却象继阎敬铭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样,以清操为人所称,因此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气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门,每月有五万两银子的经费,而且指定由关税拨付,是最靠得住的来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采办,如果浮报价款,连查都没处去查的。吴棠看准了这是个“利薮”,却苦于沈葆桢不让他染指,而船厂的提调是福建藩司,为吴棠的属下,他拿沈葆桢没奈何,迁怒到藩司头上,必欲去之而后快。沈葆桢自然不让,他也是可以专折奏事的,于是上疏力争。这样,吴、沈冲突的形迹就非常显然了。

慈禧太后为此又生苦恼。她当然要回护吴棠,但也决不能说沈葆桢不对,刚刚接事,何来功过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调人的立场,劝他们“和衷商办”。

这时吴棠已另有打算,他认为福建地方太苦,还要受沈葆桢的气,竟还不如当漕运总督。因此托安德海进言,活动调任。他念念不忘的是两广总督,而恰好两广总督瑞麟参劾左宗棠所保的广东巡抚蒋益澧,“任性妄为,劣迹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于是慈禧太后趁此机会,先把吴棠调离福建,命他“驰赴广东,秉公查办”。

督抚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参揭的情事,总是由京里特派大臣前往查办,改派另一个疆臣去处理,是罕见的事例。但吴棠的关系不同,了解内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担心,怕的是两败俱伤,便宜了查案的钦差。

但这个“内幕”,在极少数真正了解满洲八大贵族渊源的人看来,却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吴棠相仿佛,如果吴棠能够不倒,瑞麟也一定不会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叶赫那拉氏,笔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礼的太常寺当个“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瑞麟读满洲话的祝文,声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这些小节,一高兴之下,赏了他五品顶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九品官儿跳到二品大员,前后只有十五个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条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后半世的富贵,得力于他的慷慨憨厚。当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吴棠的无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妇孤儿,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于同族之谊,常有周济。在慈禧太后看,这虽不比吴棠的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时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两个人照应,一个是瑞麟,一个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穷,只能替她娘家帮些代笔写写信之类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样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时的懿贵妃,得宠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时,瑞麟的官运,便越发扶摇直上,入军机,署直督,咸丰九年正月就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那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以后由海道北犯,进据天津,京师大震。瑞麟奉旨率领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战之议不决,而僧格林沁已一路败退,联军前锋,抵达通州张家湾,瑞麟和胜保在八里桥拒敌,接战即溃,退守京师,在安定门外又打了一仗,依旧大败,因此瑞麟被革了职,跟着文宗逃难到了热河。

等和议一成,被革职的官员,纷纷起用,瑞麟以侍郎衔派到僧格林沁军中效力,在山东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

而且马失前蹄受了伤,逃到济宁。这一下又被革职。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着发生“辛酉政变”,瑞麟由于慈禧太后的提携,以镶黄旗汉军都统,调为热河都统,不久又调为广州将军。毛鸿宾降调,瑞麟更兼署两广总督,在广州卖缺纳贿,毫无顾忌。公事都交给一个幕友徐灏,他自己躲在衙门里,除了讲究饮食和欣赏顺德女佣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断闹笑话,为广州人上茶楼“一盅两件”之余,平添许多有趣的话题。

旗人的笑话,以认白字为最多,瑞麟的官大名气大,所以认白字的笑话更出名。有一次遇到广州的米价大涨,他问属员,是何缘故?那人答了四个字:“市侩居奇。”居奇是听懂了,市侩二字却不懂,他诧异地问道:‘四怪’是什么人哪?”

不过他为人憨厚,颇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个姓宓的同知,分发到省,初次谒见总督时,他拿着“手本”老实说道:“老兄的姓太僻,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字。请你自己说吧!”听见的人都想笑不敢笑。

瑞麟的这些笑话,朝廷当然有所闻,他在广州的“官声”,朝廷更有所闻。但是他“好官自为”,能屹然不倒,这不仅因为内有慈禧太后的眷顾,而且从恭王以下,凡是满洲的王公大臣,都愿意维持瑞麟。这固然由于他出手大方,人缘极好,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十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及至官文为曾国荃不顾一切,断然奏劾,由查案的谭廷襄接署以后,瑞麟更成了一名硕果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吴棠接替,则天下总督,尽为汉人,满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贪墨,仍旧要维持在位。诚然,瑞麟不足以胜任此职,但满洲大员,几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顺从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这是内幕中的内幕,了解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此“极少数”的人,连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内,包括在内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广州查案的上谕,吴棠知道自己决不会再回任了,所以离开福州时,就象奉调那样,把眷属行李,扫数带在身边,并且亲笔点派两百名兵丁护送。由福州坐轮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属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后由上海再坐轮船到香港,转道广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时候,吴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样,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占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为如此,他把广州查案,当作珠江揽胜,从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广州,也不讲钦差大臣应有的“关防”,虽然表面上不便公然与总督酬酢,暗地里却是轻车简从,日日欢叙快饮。

瑞麟和吴棠都是天生福人,健于饮啖,瑞麟家厨所烹调的鱼翅,是连“食在广州”的富家都自叹不如的,所以吴棠大快朵颐之余,对瑞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案子当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蒋益澧有左宗棠撑腰,借裁陋规与总督争权,而杯酒言欢之间,得知瑞麟亦无意与蒋益澧为难,只要他离开广州,余非所问,于是吴棠奏复:

“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

吏部议复,请将蒋益澧降四级调用,慈禧太后知道蒋益澧在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级,由巡抚变为候补按察使,发往陕甘总督左宗棠军营差委。

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病故,不用说,当然由吴棠调补。空出来的闽浙总督一缺,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他是山东的荷泽人,李鸿章的同年。在陕甘回教内部大起纠纷之时,马新贻的新命,颇为人所瞩目,因为他是清真。

对于这番调动,大家的看法是,吴棠的终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却要遭殃。以吴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负来说,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会调两江或两广总督,这样以天高皇帝远的四川总督终老,尽不妨大事搜括,所以说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鸿章来说,让他暗暗惊心的,却是与此同时的另一个疆臣调动的消息,曾国荃的湖北巡抚垮了,说“因病辞职”,是朝廷看他长兄曾国藩的分上,为他留面子。直隶总督刘长佑就没有这么便宜,硬是革职的处分。曾、刘二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都是因为剿匪无功的缘故。专责剿治东捻,现驻山东济宁的李鸿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场切切实实的大胜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将会成为刘长佑第二。

         ※        ※         ※

捻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集中在寿光以北的王胡城,北面是海,西面是防备严密的黄河,南面是断层错综,突兀峻拔的沂、蒙诸山,唯有往东南走,却又为一条源出临朐县沂山西麓的弥水所阻断,如果不肯投降,便只有死战,而四面重重被围,死战的结果,多半是战死。

在官军,各路人马都汇齐了。铭军和武毅军会师于弥河两岸,外围自东徂西,由潘鼎新、杨鼎勋和“东军”布成一条防线,作为接应。如果这一次再让东捻突围而走,不但从此不必再谈剿捻,也从此不必再谈军功,等着“革职查办”好了。

形势对双方来说,都到了生死存亡,在此一役的最后关头。决战必须谋定后动,所以刘铭传和郭松林都不急,调兵遣将,务求稳当。在部署将近完成时,李鸿章派了他的幼弟,也是他的“营务处”总办李昭庆,专程赶到前方。此来的任务有两件,一件是宣达“温谕”,嘉奖刘铭传“忠勇耐劳,追贼迅速,加恩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善庆和温德勒克那两个因僧格林沁阵亡而连带倒霉的副都统,也时来运转,除去“开复原官”,另有恩典。

李鸿章个人有所奖赏,每人一包,或是珍玩、或是现银,看各人的需求爱好而定,铢两相称,毫无偏颇,光是安排这几份礼物,就很花了他一些心血。

“家兄原来期望在明年能够克竟全功,想不到诸公用命,看样子年内就可凯旋。”李昭庆停了一下又说:“等大功告成,家兄预备步曾侯的前尘,裁撤淮军,让大家先好好过两年舒服日子。”

一听这话,除了郭松林以外,无不大感兴奋。裁军是裁兵不裁将,当提督的依旧当提督,当总兵的依旧当总兵,补成实缺,各归建制,看看操,吃吃空,出入绿呢大轿,不必披星戴月,终年无一天不在马上,那不是舒服日子是什么?

“不过家兄有句话,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转达:将来的舒服日子,全靠眼前的艰苦去换取。眼前这一仗非同小可,特意命我来向各位请教。”

“此刻的东捻已成瓮中捉鳖之势,请转禀少帅,不必操心。”刘铭传拍胸大言:“‘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现在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时候,请等着好了!”

“是的,一定等得着好消息。只请问省帅,有何破敌的妙策?”

刘铭传心里明白,这是李鸿章不放心,特意要问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不见问破敌的计策,而是在问对敌的态度,是尽力所及,打到那里算那里,还是下定决心,非尽歼顽敌不可?

因此,他想了一下,这样答道:“论地利、人和,是我剿捻三年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好机会,不敢说有何‘妙策’,只不过抱定宗旨,硬打、苦打,无论他上天入地,铭军周旋到底!”

“铭军周旋到底,武毅军奉陪到底!”郭松林紧接着他的话说。

一听这两个头品顶戴的大将,都有这样的决心,李昭庆喜悦之色,现于眉宇,“有两公这句话,东捻必平无疑!”说着,他仰脸抱拳,仿佛感谢上苍庇佑似的。

“省三!”郭松林的神色很认真,“我有句话要说在前面,官军往往跑不过捻匪,多是为辎重所累,这一次既然要追到底,就是先打定主意,辎重不能打算要了!”

刘铭传连连点头:“这才是一针见血的话。”说着,他抬眼望着李昭庆。

李昭庆当然懂他们的意思,心里在想,只要打了胜仗什么都好办,管你们把辎重如何处理?不过弃辎重而吃败仗,要想照样补充就很难了。这话似乎也应该说在前面,却是甚难措词。

其势不容多作考虑,他硬起头皮来答道:“凡是两公作主,怎么说怎么好。我把两公的意思转达一声就是了。”

刘、郭二人对他的答语都表示满意。等把李昭庆送到了行馆去休息,他们便细谈里粮出击的细部计划。刘铭传这三年转战千里,有个极深刻的印象,打仗一定要靠老百姓帮忙,老百姓肯帮忙,消息灵通,处处措手,否则就总落在捻军后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帮捻军,只袖手观望,官军便成孤立之势。因而这一阵他特别严申军纪,禁止骚扰,现在既然预备弃去辎重,不如送了给老百姓,一则示惠于众以争取民心,再则也免得资敌。

“这个主意好!”郭松林大为赞成,“不过要办得切实,不可让人中饱。”

“那个敢中饱,我枪毙了他。”

就这样一直谈到深夜,两情融洽,彼此都觉得九转丹成,就在眼前。谈得投机,忘了时刻,直到寒鸡高唱,郭松林方始起身告辞。

“子美!”刘铭传拉住他,指着桌上御赐的珍玩说:“这几样东西得来不易,我想分给大家,表表我的寸心。两对荷包,潘、杨、善、温各一,余下的两样,让你先挑。”

余下一把吃肉用的白玉柄小刀,一个打火用的麂皮火镰包,郭松林觉得却之不恭,便伸手拿了个火镰包,“我要这玩意吧!”他说,“我那支旱烟袋,是难得的方竹,一个翡翠嘴子,花了我二百两,配上这玩意就越发讲究了。”

“好吧,你要了它。”刘铭传看他双眼发红,便又说道:

“不过我劝你少抽些烟,火气太大!”

“与抽烟什么相干?”郭松林苦笑着说。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刘铭传看着郭松林壮硕的身体,忽然意会。湘军将领沾了曾国藩的一点道学气,生活比较朴实检点,淮军将领内则功名富贵,外则吃喝嫖赌,一应俱全,郭松林这几年也染了淮军的习气,颇好声色。这一次复出领军,志在报仇雪耻,所以颇肯刻苦,但他的禀赋过人,可能跟传说中的纪晓岚那样,一夕孤眠,百骸不舒,这要替他想个办法才好。

心里有这样的念头,却不必说出口来。等送走了郭松林,刘铭传一个人在灯下独酌,把李昭庆的来意,以及里粮决战该当有的部署,又一一细想了一遍,发现有件事不妥。

这件事就是弃辎重示惠于民。如果就地以余粮和多下的军服散放贫民,在这数九寒天,着实可以博得一些欢声,但附近县民必然闻风而至,那一来会搞得秩序大乱。而且捻军狡诈百出,说不定就混在百姓队伍里,乘机突袭,那时的局面就不堪设想了。

他决定改变一个办法,随即找来一个材官,吩咐第二天晚上备两桌酒,再备帖子把临近各村在办团练的绅士都请了来。同时又交代,把粮台派驻前线的委员传来,有紧要公事要办。

粮台派驻铭军大营的委员,是个佐杂出身的候补知府,姓吴,为人极其能干,忙到半夜,刚刚上床把被子睡暖,听说刘铭传召唤,赶紧披衣起床,衣冠穆肃地来谒见。

看他冻得瑟瑟发抖,刘铭传便叫他一起喝酒,吴知府只说:“不敢,不敢,大帅请自己用。”

“不必客气!在营里都是弟兄,坐下来好说话。”

“是!”吴知府在下首坐下,先提壶替刘铭传斟了杯酒。

“这一趟非把赖汶光那一伙干掉了不可。我跟郭军门已经商量好,辎重不打算要了。你别着急,没有你的责任。”

“是!有大帅在担待,我怕什么?”吴知府心想,不要辎重便有好处,心里一高兴,替刘铭传又斟了一杯酒。

“不过,你也别高兴!’刘铭传笑着又说,“辎重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你要想办法,在三天以内,赶出五万斤干粮来!”

吴知府心里为难,表面不露,盘算了一下,陪笑答道:

“我想跟大帅多要一天限期。”

“可以,就是四天,”刘铭传又说,“还有件事,郭军门这一次没有带姨太太来,看他这两天眼睛都红了你得想办法给他败败火!”

“那好办,交给我,包管妥当。”

“好了。请你明天一早就动手吧!”

“是!我跟大帅告假。”吴知府起身请个安,退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吴知府带着人进城去办干粮,刘铭传约了郭松林一路去视察防务,顺便把这天晚上请附近的绅士吃饭的作用告诉了他,约他一起来当主人。

“不必了!你一个人出面也一样。”

“来吧,来吧!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为了要打听匪情,一向跌宕不羁,惮于应酬的郭松林,到底还是赴了席。上灯时分,客人络绎而至,名为“绅士”,自然都有功名,不过大多数都是拿钱买来的,有些是捐班的佐杂官,有的只捐了个监生,不是想下场乡试,只为上得堂去,见了县官,不必跪下磕头,作个揖口称“老公祖”的这点便宜。其中最体面的两个绅士,一文一武,文的是个举人,在浙江做过学官,姓赵;武的是个河工同知,姓李。论官位是姓李的高,但那一个是举人,出身不同,所以连一品大员的两个主人都另眼相看,称他“赵老师”,奉为首座。

赴宴的客人都怀着心事,“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年近岁逼,两位“提督”下帖子请吃饭,这顿饭岂是容易下咽的?

所以大家事先在李同知家商量了半天,凑了两千银子作为“炭敬”,公推赵老师致送,等酒过三巡,他咳嗽一声,把两个红封套取了出来,起身离席,要来呈递。

刘铭传倒很沉着,虽知是怎么回事,要等他开了口再说,在另一桌做主人的郭松林却忍不住了,大声问道:“嗨,赵老师,你那是干什么?”

“回两位大人的话,附近这几个荒寒小村,幸托荫庇,特为预备了一点点敬意,请两位大人赏收。”

“哎呀,真窝囊死了!”郭松林把眉毛眼睛都邹在一起,“省三!你快跟大家说了吧!”

“赵老师请坐!”又好笑,又好气的刘铭传,叫戈什哈把愕然不知所措的赵老师扶回席上,说明了以辎重相赠的本意,接着又声明:“不过目前还不能散发,等我们把这一仗打下来,留着那些粮秣被服,请各位为地方办善后。今天备一杯水酒,先向各位说一下,心里有个数,好早早筹划。我再拍胸向各位说一句:“要不了十天工夫,寿光就看不见一个捻匪了。”

这番话出口,被邀的客人,无不大感意外,那李同知人极能干,随即高声说道:“两位大人真正是爱民如子,忧民如伤。赵老师,我们得要为地方叩谢两位大人的恩德。”

“应该,应该!”

客人都站了起来,赵老师和李同知走到下方替两位主人磕头,刘、郭二人逊谢不遑。乱过一阵,各回席次,刘铭传乘机提出要求,不得收留捻军,不得供给捻军粮食,不得把官军的情形泄漏给捻军!各人守住自己的圩子,不与捻军打交道,如果发现大股捻军,随时来报告,以便出队攻剿。

他说一句,大家答应一声,看得出是各人真心愿意听从。郭松林十分高兴,也十分佩服刘铭传,这一手干得很漂亮。

宾主尽欢而散,只有李同知一个人留了下来,说有机密奉陈。刘铭传便把他和郭松林邀入卧室,关起门来密谈。

“有句话,本来我怕惹麻烦不敢说,两位大人局量如此宽宏,我想说了也不要紧。”李同知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要看他们两人的意思再作道理。

“不妨!”刘铭传鼓励着他:“你尽管实说。”

“是这样,有人传来一句话——这个人也不必说了,反正决非通匪,说李允有意投降。我不知他这话真假,而且也不敢干预戎机,所以没有理他。如果两位大人觉得不妨一谈,那条线我还可以接得上。”

“李允?”刘铭传看着郭松林沉吟,似乎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郭松林是恨极了捻军,也极不相信捻军,但这里凡事到底要听刘铭传作主,所以虽不赞成,也不开口。

“李允跟赖汶光是曾九帅下金陵以后,一起投捻的,这两个什么‘王爷’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跑也跑不动,是也该投降了。不过,”刘铭传问道,“赖汶光怎么样呢?”

这句话,前几天“接线”的人来,李同知就曾问过。据说赖汶光决不投降,尤其不肯投降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克复苏州,用程学启的计谋,招降伪纳王郜云官,杀了伪慕王谭绍光,开齐门迎降。结果那些“王爷”、“天将”,为程学启关闭营门,杀得光光,有此一段往事,赖汶光宁死不降。但程学启杀降,李鸿章纵非指使,亦是默成,所以淮军颇讳言其事。李同知知道这个忌讳,当然不肯说实话。

“赖汶光如何,倒未听见说起。”

如果赖汶光肯投降,刘铭传倒愿作考虑。李允虽也是东捻中的一个头目,却无甚作用,垂成之功,刘铭传不愿多生枝节,而且也知道郭松林决不赞成。不过官军总应该予匪贼以自新之路,有人投诚,拒而不纳,这话传出去不好听,所以他便用了一条“缓兵之计”。

“这样,拜托你老兄跟前途联络一下看,赖汶光怎么说法?

最好一起过来。”

“是!”李同知也看出来了,刘铭传并无诚意,便站起身预备告辞。

“老兄等一等!”刘铭传很郑重地告诫他说,“这件事就我们三个人知道。同时,传话过去的时候,请你也不必说得太肯定。”

李同知一番热心,至此消失无余,根本不会再去传什么话,接什么线。所以连声答应:“遵命,遵命!”

他是走了,郭松林却有些担心,怕李同知跟捻军有什么勾结。刘铭传说他不敢,安慰了几句,一个劲催他早早回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