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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全传》3.3节 宏图远略


一、决定大计

清太宗即位不久,在汉官们的帮助下,制定了进取的战略方针。

后金进入了辽沈地区,经数年征讨,疆土日益扩大,东南至鸭绿江,与朝鲜相邻;北至嫩江,与蒙古接壤;西过辽河,与明朝相峙。后金正好处于这三股势力的包围之中。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的形势。当时他把明朝当成主要的“敌国”,视蒙古、朝鲜为“内顾之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2页。。为了征明的需要,他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3页。,他图谋的远大目标就是夺取明朝的天下。因此他坚持把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再迁沈阳。他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尔鼻(辽宁彰武)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6页。努尔哈赤看出了明朝、蒙古、朝鲜是他实现大业的障碍,而把明朝当成他的最主要的对手,明确表示要把对明的征讨进行到底。这些见解和大胆实践,表现了努尔哈赤具有战略家的目光。但他只是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尚缺乏细致的描绘,尤其缺乏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具体方针策略。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清太宗,无论是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所采取的策略,对努尔哈赤的事业都有所发展。有一次,太宗带诸贝勒去看望他的哥哥代善,道出了他对整个形势的基本估量。他说:“皇考收服诸国,创立基业,留给了我们。如今,汉人、蒙古、朝鲜四境逼处,都与我对立,而且哪个国家不被我征讨?天下之人谁不在图谋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努力图强,勉勤国政。”《东华录》,天聪五年六月。太宗比他父亲更深刻地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所处环境的险恶。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主要靠强悍的八旗兵东征西讨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但太宗认识到,单靠“以力服人”即军事手段未必全部奏效,他要使“人心悦诚服”,除了必要的军事征讨,还要靠政策,从政治上、策略上解决问题。因此,他即位后,和诸贝勒大臣、汉官们深入地讨论了后金、明朝、蒙古、朝鲜的形势,听取他们陈述的各种政见。天聪二年(1628年),八月,有一份佚名奏本,很有代表性,它深刻地分析了后金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奏本从分析形势入手,写道:兵法说得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首先应当了解各个方面的“大势大局”。那么,南朝(指明朝)是什么形势呢?“西夷”(指蒙古)是什么形势?朝鲜是什么形势?我国又是什么形势呢?现在面临的形势如何?而将来的形势又怎样发展?如何行动才算得策?如何行动为失计?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图霸制胜”的一个关键问题。

接着,奏本详细分析了明朝内部的形势,说:南朝已经历了二百六七十年,它变得武弱文强,弊病丛生,上下欺骗,贿赂公行,到万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国家纪纲严重败坏。先皇帝(指努尔哈赤)席卷辽河以东,已成破竹之势,但举足不前,中止征伐,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万历之后,泰昌(明光宗)继位才一个月,便传给天启(明熹宗),在位仅七年,如今崇祯(明毅宗)刚嗣位,此人贤否,还不得而知,而宁远前线的军事态势也不大清楚。南朝用兵已久,财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国之力倾注于一隅之地,还是很充裕的。论野地浪战,南朝则不如我国,而死守城池,我兵却每每攻不下。因此,我国屡次进征,屡次不得长驱直入,令人愤恨不已。我以为时间未到,不能强求;机会来临,不可失掉。我国对南朝的方针大计,惟有“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训,但贿赂的积习难以消除,时间一久,它就会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颓势之中。等待我国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强大,那时再乘机进攻,破竹长驱,天下可以传檄而定。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卑骄利诱之术”。再有一策,我国努力修明政治,开垦土地,息兵养民,举贤任才,不慕虚名,只求实力。这是最为要紧的一着,即“自固”的上策。况且南朝文官武将,季季更换,年年变迁,它的宰辅大臣迂腐而不知通权达变,其科、道官员不懂军事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官无功,统统罢官,虽“师老财匮”,却频频催促进兵。那时,我国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一击十。这实在是计出万全之策啊!

奏本还谈到了对蒙古的政策,认为它“素无纪纲,无大志”,不过是贪图小惠小利,只要“善为之抚驭可也”。谈到朝鲜时,认为它僻处海隅,没什么财富,君臣之间,拘拘守礼。因此,后金可以与它交往,或先放置一边为上策以上原文见国立中央研究院辑:《明清史料》甲编首本第一本,48页。。

这道奏疏,洋洋数千言,议论滔滔,纵横古今,把问题论述得十分明晰透彻。读其文本,奏议者不仅熟知历史典故,对明朝内情也了如指掌。虽为佚名之奏,也可断定必出自汉官。归纳他的建议,这就是对明朝采取和谈与自固二策;对蒙古不宜过多用兵,应取“抚驭”之策;对朝鲜亦取交往或置而不论。对这三方的政策和策略,以对明最为重要,关系到全局和后金的胜败存亡。努尔哈赤时,对明朝只有军事进攻,没有进行和谈,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固”的问题。这个佚名的奏本,提出的“和谈”,是一个策略,在和谈的掩盖下,争取时间,在各个方面加强自己,巩固在辽沈的根据地,迅速富国强兵,就是“自固”。同时,利用和谈,装出卑下的姿态,麻痹明朝,促使其内部不攻自乱。时机一到,便“破竹长驱”,天下可定。老谋深算的汉官范文程和宁完我、马国柱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而入,可以得志。”《清史稿》,卷3,“清太宗本纪”,39页。他和佚名奏本稍有不同的是,主张不能放弃军事进攻,要边谈边打,以攻为守。

清太宗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同时使用军事力量,对明展开了积极地进攻。另方面,他采取各种措施,改进后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和谈与自固结合起来,伴之以军事进攻,以求实现其政治抱负,这可以说是太宗作出的方针大计。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指导原则。到天聪九年,形势的发展变得对后金十分有利,许多汉官纷纷倡言,力主直取燕京,但太宗不为所动。他说:“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但图大事,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皆新来归附,降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其何以克成大业?”又说:“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厪念者也。”他指令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讨论,将结果报告给他《清太宗实录》,卷22,22~23页。。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善于摘取臣下的合理建议,同时又使自己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这正是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无诚意的和谈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各友好国家纷纷派使者前往沈阳吊唁。十月,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也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即喇嘛镏南木座)等三十四人来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举动,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并无吊死问疾的交谊。原来,袁崇焕此举却别有打算。自从他守宁远击败后金兵,深受朝廷信任,累次升迁。这时,朝廷废除经略,把山海关内外的防务全数交给他负责。他一意要恢复关外失地,很想探听后金的虚实。正好努尔哈赤去世、太宗即位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他名为吊唁,实则是借机刺探后金内部军政情报。太宗也有清醒的头脑,他完全明白袁崇焕的意图,便来个将计就计,对这些来客热情地款待,处处表现大方,财用丰盛。这时,恰好大贝勒代善出征喀尔喀扎鲁特部落凯旋归来,太宗有意要让明使观看他的军容之盛,邀请他们随同他出迎十五里,阅示胜利战果,还赏给李喇嘛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傅有爵一行在沈阳住了将近一个月才走。临走时,太宗派方吉纳、温塔石带七个人随明使去宁远,回访袁崇焕,献上貂、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大意是:你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祝贺新君即位。我岂有他意,你既以礼来,我当以礼往,所以遣官向你致谢。关于两国和好之事,我父汗往宁远时,曾给你致书,要求将此信转达给你们的皇帝,但至今未见答复。你们如对这封信作出回答,想要两国和好,我才考虑表示我的态度《清太宗实录》,卷1,18页。。

后金遣使来访时,袁崇焕立即报告了朝廷。熹宗下达旨意:“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慎勿轻许……严婉互用,操纵并施,勿挑其怒,勿堕其狡。”谈迁:《国榷》,卷87。袁崇焕据此旨意,很快就把方吉纳打发走,也不接受太宗的信,理由是,信的封面书写“大金”与“大明”字样并列,有失“天朝”尊严,无法向朝廷转达。他连信也没有看,就让方吉纳原封带回,既不复信,也不派使者。第一次接触便毫无结果地告吹了。

太宗对此不以为然。他打算再给袁崇焕写信,商谈停战讲和。此时,他正要用兵朝鲜,非常需要暂停对明朝的战争,以和谈来牵制明军,可使他无后顾之忧。他指令达海、库尔缠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会议,起草书信。过了一个月,已经是天聪元年正月,他令方吉纳、温塔石为使共九人再次去宁远,送上致袁崇焕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我们两国之所以打仗,是因为当年你们辽东、广宁的守臣高视你们的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霄汉。天生诸国君王,都不能自主,备受你们藐视欺凌,难以容忍,因此向“天”奏明,兴师致讨。惟有“天”公正,不论国家大小,只论事情的是非。我国按理行事,才得到“天”的护佑,而你们国处处违理,非止一端,我可以为你们说清。如,癸未年(1583年),你国无故兴兵害死我的两位祖宗,这是一。癸巳年(1593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与蒙古会兵攻打我,你国并未前来支援,以后哈达再次侵犯我,你国又不来相助,己亥年(1599年),我出兵报复哈达,上天把哈达交给了我,你国却庇护哈达,逼我把俘获的人口归还给它,却被叶赫部掠去,你国则置若罔闻。你们既然称中国,应秉公主持正义,但对我国不援助,对哈达则支援,对叶赫听之任之,竟如此偏私,这是二。你国虽然挑起事端,我仍然愿意修好,故于戊申年(1608年)双方刻碑划界,杀白马黑牛,向天地宣誓说:两国的人不得越过疆界,违者定遭惩罚。然而,癸丑年(1613年),你国出兵保护叶赫,侵入我界,这是三。双方又曾立下誓言: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必受牵连。你国的人偷出边界,扰乱我疆域,我据誓约将其杀死,你国却说我擅杀,扣我使臣纲古礼、方吉纳,索要我方十人,在边界处杀死,以图报复,这是四。你国不但出兵保叶赫,还把我国已聘的叶赫女人改嫁给蒙古,这是五。你国还发兵焚烧我守边的房舍,又将界碑私移到我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我方人民赖以生存的人参、貂皮、五谷都被你国夺取,这是六。甲寅年(1614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言,遣使欺凌,这是七。我的大恨,有此七件,至于小愤,一言难尽。现在你们如认为我对,愿意两国友好,应拿出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作为和好的礼物。和好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年我方赠送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你国以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回报我方。两国如能建立友好关系,应向天地立誓,永远遵守不变。你即以上述条件转奏给你们的皇帝。不然的话,我就认为你仍愿意战争不愿和平《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清太宗在这封信里,仍坚持努尔哈赤“七大恨”伐明的方针,重申战事发起之端,责任完全在明朝方面。为了表明承认错误和友好的诚意,他要求明朝必须拿出大批金银财物给后金,实际是要明朝赔偿损失。如果明朝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继续对明朝发动军事进攻。

三月,袁崇焕和李喇嘛各给太宗回了一封信,派杜明忠为使,随同方吉纳等去沈阳面谒太宗。袁崇焕的信写道:从上次来信,知汗(指清太宗)渐渐恭顺天朝(即明朝),愿息兵戈,使部落百姓得到休养。这一好心,将来一定得到上天的保佑而使汗强大起来,前途不可限量。往事七件,汗家抱为长恨,而我能无动于衷吗?但追思往事,穷究原因,不过是我边境不法之人与汗家的不良部落口舌相争,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遭刑戮,难逃天怒。我不必一一列举,而汗亦知。如果都说得清清楚楚,那只有问问那些长眠地下之人。这些口舌之争,我不但希望我皇上把它忘掉,而且也希望汗同样把它忘掉。然而汗家十年战斗,驱赶夷夏百姓,肝脑涂地,血洒辽东,天愁地惨,极悲极痛之事,都为此七宗(即“七大恨”),难道我就无一言可说吗?今南关、北关何在?(辽)河东、河西死者就仅是你方十人?辽沈界内之人生命不保,还问地里的禾苗吗?所以,汗的怨恨已雪,正是意得志满之日,可我天朝却是难以容纳不平之气。如今,想要修好,已占城池作何退出?已俘官民男妇作何送还?这就看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了!然而,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各有良心,偏私不得。我愿汗再深思。一念杀机,就会给人间带来无穷灾难;一念生机,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我又愿汗考虑而后行。像来书中所列诸物,以中国之大,我皇上之恩养四“夷”,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之多少。但无此先例,多要东西违背天意,恐怕连汗自己也会知道该怎么办。汗刚遣使往来,又进兵朝鲜,这是为什么?我文武将士因而怀疑汗说的话言不由衷。兵未撤应立即撤回,已经撤回来的不要再去,以表明汗的盛德,停止战争,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汗信中取动气之言,我不便向朝廷报告。但信使往来,我皇上还是知道的此信原文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之“袁崇焕致金国汗书”;王先谦:《东华录》、蒋良骐:《东华录》及《清太宗实录》。。

李喇嘛的信,盛称佛教,要求后金停止战争。当然他是帮着明朝说话的。

袁崇焕的信,完全拒绝了清太宗的“七大恨”,把双方的多年战争归结为边疆之民相互口舌争执引起的。他断然拒绝太宗的赔偿要求,相反,他要太宗将辽东和人民一并归还明朝。这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太宗是不能接受的。这时,他已派大军进入朝鲜,无暇西顾,袁崇焕则乘机修复锦州、中左所、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工程正在加紧进行时,接到镇守皮岛的毛文龙和朝鲜告急文书,袁崇焕派水师援毛文龙,派赵率教等九将率精兵逼近三岔河,作为牵制之势。很快朝鲜被征服,赵率教等也领兵退回。袁崇焕要求太宗从朝鲜撤军,并保证以后不得加兵朝鲜。这也是太宗所不能答应的。四月间,太宗又致答书一封,逐条驳斥了袁崇焕上封信中的所有论点,坚持弄清是非为讲和的首要条件。其次,明朝必须付给后金讲和“礼物”。不过,这次太宗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在政治上,他愿意降格,把自己列在明朝皇帝名之下,但不得与明臣并列。经济上,将上次信中所开列的礼物数目减半,规定明朝方面出黄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棱布五百万匹。这是“初和之礼”,后金以东珠十颗、黑狐皮二张、元狐皮十张、貂鼠皮两千张、人参一千斤作为回报。和好之后,明朝每年送后金黄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棱布三十万匹。后金给明朝为东珠十颗、人参一千斤、貂皮五百张参见《明清史料》甲编首本第一本、蒋良骐:《东华录》、王先谦:《东华录》、《清太宗实录》。。

这封信刚抄写完,使者就要出发,这时有从明朝逃来的人说,明军正在抢修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工事。恰巧察哈尔部的使臣来到,也证实了这个消息。太宗很生气,马上又写了一封信,指责袁崇焕诈称和好,乘机备战,不守信义。他提出,如真心讲和,应先划定双方的疆界。为了表示抗议,太宗决定不派和谈代表,只把这两封信交给明使杜明忠带去。袁崇焕也抗议后金入侵朝鲜,停止遣使,罢和议,对太宗所提的各项要求和建议置之不理。因此双方中止了和谈。这年十月二日,太宗直接写信给明朝皇帝,呼吁停战讲和,但毫无反响。

和谈中断了将近两年。到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太宗主动给袁崇焕写信,提出恢复和谈,他在信中就征朝鲜的事作了解释,希望不要因为朝鲜问题而误了两国大事。为表示诚意,太宗作了一个重大让步:去掉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只书写“己巳年”(即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

到了四月,袁崇焕才复信,信写得极简单,不提议和的条件,只含糊地声称:和也有“道”,“非一言可定也”《满洲秘档》,“袁崇焕复议和书”。。太宗马上回信,说明和好之“道”的四项条件。(一)令满汉人因战乱离散的,应归于一处合居;(二)划定国界,明以大凌河为界,后金以三岔河为界;(三)明朝给铸大金国汗印;(四)明朝纳讲和礼物数目可以重新考虑。太宗派了一个叫白喇嘛和另外几个人持书前往宁远,去了很长时间,不见回来。听明朝逃来的人说,白喇嘛等已被扣留。太宗于六月间连续两次写信,要求袁崇焕迅速放人,以七月五日为限,如不见人回来,便认定袁有意扣留。果然,到限期前,白喇嘛等回到沈阳,还带来袁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谈到,原辽东人逃到辽西,其先人坟墓均在你占的一方土地上,他们能不思念吗?你的想法脱离实际,我不敢向朝廷报告。礼物事,只要修好,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至于铸印封典,不是一句话就能决定下来的。另一封信只是解释使者迟归的原因,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这两封信使太宗很气愤,他立即答复,就辽东人坟墓事,斥责袁的本意仍在图谋夺取辽东,坚决予以拒绝。更使他恼火的是,二三年来,他给袁崇焕及明朝的信件,提出的和谈条件,袁都没有向朝廷报告,使他始终不得派使臣去北京面谒明朝皇帝。他写道:你这种做法,“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最后,他强硬地表示:事情既然如此,“我岂能强令和好乎?”《满洲秘档》,“太宗再答袁崇焕书”。

袁崇焕复信,答复说:“你如诚心,我岂能骗人?你如实心,我岂能虚伪?一代兴亡,都是天意所定,岂能欺骗虚伪所为?但是,十年争战(按:1619年萨尔浒战役到1629年正好是十年。),今天想一朝解决,即使能力再大,也非三四人所能决定,又非三两句话就能结束。总之,都取决于皇上明断罢了。”《满洲秘档》,“袁崇焕再复书”。谈了这么久的和平,结果又都推到朝廷方面去了。

这也难怪袁崇焕。起初,他主持议和并没有报告朝廷。他的本意,是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不久,他将议和的事奏报朝廷,熹宗曾表示同意。但很多朝臣反对议和,认为是重蹈宋金议和的覆辙。因此熹宗又改变主意,屡次下达旨意,不准议和。说:“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袁则坚持议和,反复说明他的策略。当太宗进兵朝鲜,群臣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是“和议所致”。袁不服,上书辩解:“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得所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城必不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退,是弃垂成立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袁崇焕议和的真实意图。经此辩解,熹宗表示谅解。不难看出,从明朝方面来说,议和一开始,就毫无诚意可言,它对后金所提议和条件,一是敷衍,二是拖延。凡太宗的信件都被袁扣压,不上奏朝廷。因为不是真和,也就没有必要把对方的要求转报朝廷。

崇祯即位后,袁崇焕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的战略《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议和作为一种策略,崇祯并不反对。他说:“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一句话,议和是明朝对后金战守的一种辅助手段。后来,崇祯连这个策略手段也不要了,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此字缺)片字。”《明清史料》,甲编。极力反对议和。

从后金方面来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毫无诚意议和。经过群臣讨论,太宗认识到,和谈对后金有利,它不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他要通过和谈,稳定局势,取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如达成协议,从明朝获取大量物资财富,就会有助于增强后金的国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撕毁协议,兴兵伐明,一举成功。这就是以和谈的手段来达到“自固”的战略目标。因此太宗和谈的心情尤为迫切,也显得心诚意坚。为了诱使明朝上钩,他一再让步,明确表示,他可以去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接受封典,讲和礼物从减,等等。他只坚持一个条件,即保留他的辽东地盘,余无他求。但是,明朝不是北宋,它始终以宋金议和为戒,决不上太宗的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信件交换频繁,毫无点滴进展。尽管如此,太宗一直把和谈当作一面旗帜高举着,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要求明朝与他和谈。明朝越是不理睬,他越是高唱和谈,表明他伐明是不得已之举,以争取政治上主动,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自袁崇焕死后,崇祯下令,有敢言和者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议和的事。到了崇祯末期,明朝亡在旦夕,他们才不得不找上门去,要求与清议和,但为时已晚。清朝的力量已变得空前强大,它无须在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身上多费唇舌。


分类:清朝帝王 书名:清太宗全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