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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全传》4.4节 新编八旗汉军


  一、“三顺王”航海来归

清太祖首创八旗制度,起初,只有四旗,后增至八旗。它的基本成员主要是满族,故称为八旗满洲,或满洲八旗。其中也有少量蒙古人和汉人,分隶各旗管辖。太宗即位后,由于蒙古人特别是明朝官兵归附日益增多,八旗满洲无法容纳,于是创立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加上原有的八旗满洲,合满、蒙、汉共二十四旗。这就使八旗制度臻于完备,充分体现了满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

八旗汉军是最后组建的。其始创必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先后率众航海来归谈起。“三顺王”降后金是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与太宗编制八旗汉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孔有德、耿仲明,均为辽东人,太祖进兵辽沈时,逃到皮岛(朝鲜湾椴岛),投奔毛文龙,充任末弁,改姓毛氏。毛文龙被杀后,二人被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征用,孔有德任参将,耿仲明任游击。天聪五年(1631年),太宗围大凌河城,孙元化调孔有德率兵三千渡海增援,遭飓风,几乎丧命。渡海不成,十一月,孙元化又令孔有德率骑兵八百从陆上驰援。孔有德不胜愤恨,行到邹平县(山东邹平)滞留月余。后到吴桥县(河北吴桥)又缺粮饷,因此军心混乱。这时正好遇到孙元化派遣去塞外购买马匹的参将李九成,两人密议,宣布起义叛明。率军回师,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均在山东济南市北)。第二年正月孔有德等挥兵登州城下。城里有他的好友耿仲明联合一批辽将做内应,内外夹攻,迅速攻克,巡抚孙元化被俘,念其以往交谊,释放归去,航海到天津。崇祯得报,下令就地处决。不久,又有驻旅顺的明朝参将陈有时,广鹿岛(辽宁长山列岛的一个岛屿)副将毛承录等率部分官兵造反,渡海到登州,加入孔有德部队,兵势大盛,共推孔有德为王。他谦让不受,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于是,整饬兵马,攻城略地,山东大乱。明朝调集大批兵马前来镇压,孔有德等退守登州。明将祖大弼率兵数万将登州包围,双方相持五月有余,终因众寡悬殊,无法打破明军的围攻,李九成在一次战斗中阵亡。而明军继续增援,孔有德感到力不能支,决计突围投奔后金。

十一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孔有德、耿仲明携带家眷,率万余名士兵,从临海的北面出城,分乘数百支战船,撤出登州,在海上漂流数月,于天聪七年(1633年)春,驶向旅顺。驻守此城的明朝总兵黄龙料孔有德逃跑必经这里,早已严兵以待。当孔有德率众来到时,黄龙遣水师截击。孔有德被迫退到双岛龙安塘暂驻。他撤退登州前后,已三次派人与后金联系。这时,他又派游击张文焕,都司杨谨等带一百余人,从盖州登陆(辽宁盖县),与后金取得了联系,他自率大队人马去镇江上岸。太宗得到报告,极为重视,先派出吴赖、范文程等率部分将士前去旅顺探听虚实。原来,他并不完全相信孔有德来归,等张文焕到达盖州,备述经过,才信以为真,连续作出决定:一,孔有德、耿仲明航海来归,应先赏给两匹马,他带头拿出自己乘用的马,诸贝勒各出上等带鞍的马一匹,不带鞍的马四匹,共四十匹;满洲、蒙古、汉人按职务每十名备御出马一匹,约计百匹。从这里再选良马赏大帅,其余由他分给各级将官。二,派文馆范文程、罗硕、刚林,给孔、耿及官兵安排驻地:孔、耿可统领所部兵马驻扎东京(即辽阳),号令、鼓吹、仪仗一律照旧,惟有用刑、出兵两事,应当向上报告批准。其余随来的百姓可住盖州、鞍山,如不愿意,可令其住东京邻近的地方以上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3、14;《东华录》,天聪六年、七年;《明崇祯实录》,卷5、6;《国榷》,卷91、92;《开国方略》,卷17。。

五月,孔、耿率众抵镇江,遣副将曹绍宗、刘承祖等向太宗报告起程赴沈阳日期。太宗马上传令正在督修岫岩、揽盘、通远堡(辽宁东部)三城的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速往镇江迎接,并带去二千匹马,供孔有德部众上岸乘骑。与此同时,宁远、登州、旅顺口明兵乘船从海上尾追而来,朝鲜也出兵助威。正好济尔哈朗等率军也赶到镇江,与明兵夹江立营。明兵与朝鲜兵见后金兵强盛,不敢开战,便悄悄撤走了。孔、耿部众这才靠岸,将携带的大量兵器枪炮全部搬运上岸。济尔哈朗等设大宴欢迎孔、耿航海千里来归。

跟随孔、耿归附后金的副将、参将、游击等将官共一百零七人;精壮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他们的家属共七千四百三十六人;水手壮丁四百四十八人,其家属六百二十四人。以上通共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八人《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孔、耿这支庞大的队伍历经艰险,顺利来归,这对后金是个巨大的鼓舞,太宗隆礼相待,关怀备至。他们一离开镇江,太宗陆续调拨马匹接应,送去营帐供途中使用,谕令勿急于赶路,须从容休息而行。他们到达东京后,太宗又派人告知孔、耿:“你们都很劳顿,应先休息,从容到沈阳来见。”五月二十六日,太宗派文馆官员龙什、爱巴礼、范文程、敦多惠到东京,召孔、耿及其官属赴沈阳会见《清太宗实录》,卷14,9页。。

六月二日,孔、耿来沈阳之前,太宗发下一道专意保护孔、耿及其部众的谕旨:“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告不息。今所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此辈乃攻克明地,涉险来归,求庇于我,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违者并妻子处死,必不姑恕!”《清太宗实录》,卷14,10页。

次日,龙什等引导孔、耿和他们的部将官员抵达沈阳郊区,太宗率诸贝勒大臣出德盛门十里,来到浑河岸边,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中间设一座黄色大帐篷,左右各设五座青色帐篷。太宗与大贝勒代善和诸贝勒率孔有德、耿仲明及各官首先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就座,讨论接见孔、耿的礼节。太宗想以满族最隆重的礼仪——抱见礼接见。诸贝勒提出:皇上不宜抱见,以礼相待就可以了。太宗不同意,说:“从前张飞尊上而凌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今天朕以恩遇,岂不更好!元帅、总兵(指孔、耿)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当强盛而纳款输诚,三次遣使来,率其兵民,航海御敌,来归于我,此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朕意应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清太宗实录》,卷14,11页。议决后,孔有德耿仲明率各官以次序立,他们二人先行汉族礼,复至御座前叩头,双手抱太宗膝,接着,与代善和诸贝勒一一抱见。孔、耿行礼毕,各官上前行三跪九叩头礼。太宗让孔、耿坐在他的座位旁边。丰盛的宴会开始了,太宗亲自手捧金卮,向孔、耿敬酒。宴会结束,向孔、耿各官赏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等物品,孔、耿亦献上金银及金玉诸器衣物等。回到沈阳后,太宗、代善和诸贝勒逐日设宴款待。六月十三日,太宗正式宣布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赐给敕印,保持原有官职。其他各官也视功劳分别封赏。然后举行宴会庆贺。席间,先向孔有德宣读敕文:

朕惟任贤使能,崇功尚德,乃国家之大典;乘机会,达变通权,诚明哲之芳踪。尔元帅孔有德原系明臣,知明运之倾危,识时势之向背,遂举大众,夺据山东,战破数城,实为我助,且又携军士官民,尽载甲胄器械,航海来归,伟绩丰功,超群出类,朕深嘉尚,用赞王,给都元帅敕印,功名富贵,远期奕世之休,带砺河山,永无遗弃之义,凡有一切过犯,尽皆原宥,尔宜益励忠勤,恪共乃职,勿负朕命。钦哉!

发给耿仲明一道同一内容的敕文也当众宣读《清太宗实录》,卷14,16~17页。。

四个月后,明朝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率广鹿、长山、石城三岛数千名官兵和百姓叛明来归。尚与孔、耿都曾是毛文龙的部下,彼此交往很密切。毫无疑问,孔、耿的行动对他是个榜样,促使他接踵而至《清太宗实录》,卷16,8~16页。《尚氏宗谱》,“先王实迹”。。由于孔、耿、尚相继叛明,使明朝用以牵制后金的辽东沿海防线土崩瓦解。就在尚可喜投顺之前,孔、耿率军协同八旗满洲攻克了旅顺城。孔有德非常怨恨明朝旅顺守将黄龙,伺机报复。恰好黄龙把水师派出去进攻鸭绿江方面的敌人,旅顺空虚无备,太宗趁机今贝勒岳托、德格类率师,以孔有德为向导攻袭旅顺,黄龙屡战屡败,走投无路自杀,后金克其城。孔有德投顺后金首立大功。明朝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所剩皮岛,仅余的一点残兵也在崇德二年(1637年)被孔、耿、尚率兵攻破,明将沈志祥杀监军投顺后金。

孔、耿、尚率众来归,不仅给后金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使后金在同明朝进行的改朝换代斗争中打开了更广阔的道路,而且在后金社会内开始了一个新变化。而清太宗下令孔、耿所部旗纛用皂(黑)色,军士按时演习枪炮弓箭;马和甲胄都在牌子或带子上写“满洲”二字以为识别。后来又规定孔、耿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一班,并派官为他们营建府第。崇德元年(1636年)太宗接受尊号为皇帝,孔有德被封为恭顺王,耿仲明封怀顺王、尚可喜封智顺王。这些措施,从命名、辨旗色,到特许孔、耿与尚独立分管这两支由汉人组成的部队,获得类同八旗旗主一样的权利,这实际上等于新设两旗汉军,他们三人处于旗主的地位。所以,可以认为,孔、耿、尚来归,也就是太宗编制汉军旗的开始。

二、正式编旗

孔、耿、尚归附后,太宗没有打乱他们的编制,而是原封不动地继续让他们统率,并且给他们以种种优待,无“低人一等”或惧怕歧视之感,因而得到广大汉兵的拥护,“故其将卒皆用命”昭梿:《啸亭杂录》,卷1,“收孔、耿二王”。。对后金来说,这比分散到满洲各旗管辖更有利。同时,太宗从孔、耿、尚率军来归的雄姿盛容中看到了汉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谙水战,习地利”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满族骑兵则望尘莫及。在同明朝的争战中,以汉兵为“前驱”,可发挥满族骑兵无所施其技的作用。不仅如此,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和深入,单靠满族征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其需要。太宗看到了又一个广大的兵源,这就是他统治下的辽东汉人和归附及阵获的明朝官兵。太祖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昭梿:《啸亭杂录》,卷2,“汉军初制”。。被奴役的广大汉人不会对“满臣”贵族抱有好感,也不能激起对生产的积极性。太宗决意打破民族畛域,把汉族中的优秀人才逐步选拔出来,使其为国效力。就在孔、耿归附不久,即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一日,太宗令分隶满洲各旗所属汉人壮丁,每十名抽一丁披甲入伍,共得一千五百八十人,组成一旗汉兵,由汉官马光远统领,旗帜用黑色。这是正式建汉军旗之始。

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太宗又把一旗汉军分作左右翼两旗:以汉官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都按照八旗满洲的样式编壮丁为牛录。到了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太宗再分二旗为四旗,每旗设牛录十八员,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任命马光远为正黄旗固山额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勒章京;石廷柱为正白旗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勒章京;王世选为正红旗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巴额为正蓝旗固山额真;李国翰、佟图赖为梅勒章京。原先两旗均用黑色,现改为马光远旗用蓝色,以黄色镶边;石廷柱旗用蓝色镶白边;王世选旗也用蓝色,镇红边;巴颜旗则纯用蓝色。按清制,每一牛录以百名左右为满额,一旗含十八牛录,共计一千八百人左右。四旗合计共七千人左右。直到太宗去世的前一年,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他将原四旗改编为八旗,称为八旗汉军。旗色、名称、官员设置一如八旗满洲之制,所不同的,前者的旗主可以由皇帝随时撤换任命,后者则是世袭。这次任命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八人分别为八旗固山额真。同年八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奏请“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上允其请。”《清太宗实录》,卷62,10页。他们虽然没有编入八旗,但应属于八旗汉军的一部分。这样,太宗在他去世前终于逐步完成了对八旗汉军的创建性工作。

太宗创建八旗汉军是有很深的用意的。它扩大兵源,以供战争之需;利用汉军同明军作战,也就是“选用招降,以汉攻汉,则无不可矣。”《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正红旗固山备御藏国祚奏本”。这些都是他考虑到的因素,但更深一层的用意,是借助建汉军八旗(包括建蒙古八旗)帮助他巩固皇权,使八旗满洲诸王贝勒的权势削弱。另建新的八旗组织,实际是分割他们手中的权力,从而打破他们对军队的垄断,因之也就削弱了他们与皇权相抗衡的手段,八旗满洲亦失去“独尊”的地位。不管太宗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客观效果必然是这样。八旗制度作为后金(清)国家的一种新体制,单有八旗满洲是很不完备的,它强烈地表现了满族贵族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它忽视其他民族例如汉族、蒙古族的客观存在,有意地降低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后金的统治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太宗创建汉军与蒙古八旗,是他意识到了国内主要存在的满、蒙古、汉族之间的复杂的民族关系,而给予汉族、蒙古族的历史地位以某种肯定。它们与八旗满洲并立,这就是从法律和制度上把这种联合的关系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标志着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与汉、蒙封建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础更广泛了。八旗制度的完善,为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八旗汉军是八旗制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汉军旗人的旗属问题,本来是无须怀疑的。有的学者认为汉军既然是八旗成员,也就是满族人。其实从族源上考察加入汉军八旗的人,正如《啸亭杂录》(卷二)所说;“盖虽曰旗籍,皆辽沈边氓,及明之溃军败卒。”他们原是汉人,是否满族人,恐怕难定。历史上汉族中一些人由于种种因素(例如通婚,有血缘关系、满化程度深、或自报为满族人,等等)而成为满族人,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加入了八旗就成为满族,旗籍与族籍不能混为一谈。八旗满洲,其意就是满族自己内部的旗组织;同样,八旗汉军,也是将旗制推广到汉族内部,通过旗的形式把汉人组织起来。在“八旗”的后边附以或者在前边冠以“满洲”、“蒙古”、“汉军”字样,这就毫不含混地标示了三个不同的民族的族属。因此,八旗分为满、蒙、汉已表明这是以三个民族的成员组成的组织,不能说有了八旗,三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太宗当初创建满、蒙、汉八旗不是要消灭民族,而是要承认并联合这些民族的各个阶层人民。满洲、汉军、蒙古八旗并立存在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下,犹如几个部落的联盟,而满洲则充当了这个联盟的“盟主”。以此而论,就不难理解诸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名人传》中把一些汉人、蒙古人都列入“满洲名臣”或“满洲氏族”之内。既然满洲统治者把自己看成是“盟主”,当然它可以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中的謽要姓氏、知名人士都概括在它的总名头之下。所谓汉人“在旗”与“不在旗”,仅仅区别是否加入八旗组织,不能看成是成为满族的标准。只有隶属满洲八旗的人才是真正的满族人。


分类:清朝帝王 书名:清太宗全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