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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全传》4.6节 纵兵征明


  一、兵威撼京畿

继天聪三年(1629年)和八年(1634年)两次大规模入关征明之后,清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又发动了第三次进关征明的战争。

在征明之前,由于同朝鲜的关系破裂,太宗已经作出了入侵朝鲜的决定。但他担心明朝乘虚从背后骚扰,因此在征朝鲜前,首先对明朝进行一次新的军事打击。几年来,太宗向明朝不断发出信息,要求谈判议和,明朝方面一直置之不理。其实,太宗也无意讲和,他也深知明朝出于“君临天下”的心理,不会坐下来与一个曾附属于它的“反叛”政权进行谈判。这种僵持的局面并不使太宗感到难堪,相反,他更起劲地呼吁明朝响应他的和谈建议。这样做,会使他在政治上得到好处:表明他愿意和平,对明朝的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以此来取得明朝统治下的人民的理解和同情。这次出征前,太宗两次给明朝驻守长城几个关口的官员发出了信件。一次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距出兵前半年,遣使送信给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明朝诸边将,信中说:“我每欲请和,各享太平。一年内派人送信不下数次,你们朝廷大臣竟无一言答复。因此你国人民之忧苦、死亡并非是我的责任,而是你们的君与臣的过错。今后凡我大军所至,有敢逆我对抗者,杀之;逃避山林者,俘之;如安居不动,投降归附者,秋毫无犯。此次进兵,决不似以前轻易撤兵。”另一次是在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信是写给崇祯皇帝的:“我见黎民百姓涂炭,常以和睦为念,致书遣使不下数次,不知下边臣属欺骗蒙蔽而没有报告朝廷呢?还是朝廷明知黎民涂炭、人民死亡而漫不介意,不愿和平呢?我一再讲和,而你明朝大臣竟无一言回答,这是有意招惹祸乱!各城大小官员得我之书,若隐瞒不上奏者,即是不忠于君、不慈于民、专图个人之私的奸诡之人。”《东华录》,天聪九年十月、十年二月。此信送到明边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等处,要求守边将吏转呈朝廷。

这两封信是否送到京师,需进一步考证。反正同以往一样,仍是石沉大海,杳无回响。这无关紧要,对太宗来说,不过造造舆论罢了。看来,他无须等待明朝方面的答复,就在他即皇帝位的盛大庆典活动一结束,马上组织了对明朝的远征。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宗在翔凤楼召见出征统帅和将领,他们是: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超品公额驸扬古利、固山额真拜尹图、谭泰、叶克舒、阿山、图尔格、篇古、额驸达尔哈,未参加出征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和硕成亲王岳托及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等,分列左右,听取太宗面授出兵方略。他说:

尔出征王贝勒大臣,凡师行所至,宜共同计议而行,切勿妄动。尔诸臣遇残破城池及我兵前所攻克良乡(今北京市良乡镇)、固安(北京南固安)等城,如欲进攻,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各以所见,明确言之。儻(同倘)不明言,恐日后追怨,辄(同则)私相议曰:“我曾如此言之,但言而不听耳!”夫初未明言,及事后而谓曾有是说,其谁信之!今若各抒所见,明确言之,而众人犹有争论不决之处,宜听武英郡王剖断,毋得违背。朕视凡人进兵时,多始慎终怠,所以有疏虞之处,能于此处念之不忘,庶乎其可矣《清太宗实录》,卷29,12~13页。。

太宗面谕,强调凡事要商议而后行,要各抒己见,不要做“事后诸葛亮”,要牢记“始慎终怠”的教训,可保不出差错。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是太宗的经验之谈,很富哲理。人们开始时无不谨慎从事,可是到后来往往疏于懈怠,不认真,难免不出大错。战争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只要稍一疏忽,就会在霎时之间造成悲惨的后果。所以太宗反复告诫,期待他们不辱王命,完成这次出征重任。

三十日,太宗亲自为出征将士送行,先到堂子行礼。堂子外排列护军八纛,仪仗队吹海螺角和蒙古大号,太宗从堂子里出来,向天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来到城西演武场,见过出征将士,问道:“我的话都记住了没有?”阿济格等回答:“牢记在心,无所忘也!”三声炮响,大军起行。

一个月后,太宗估计阿济格率军已抵长城脚下,决定另派一支大军进攻山海关。他对诸王贝勒说:“多罗武英郡王统兵往征明国,今将出边,宜别遣大军往山海关进发。明国知我兵至,恐山海关有失,必来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从容出边。”《清太宗实录》,卷30,32页。任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豪格为将,率大军执行牵制明军的任务。他们分作两批,于八月十二、十三日相继离沈西征。他们是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的“配角”。

阿济格奉命率领主力远征,进军目标直指明朝的京畿地区,他麾下八旗将士约十万人马,奔向冀北。七月十九日,他在给太宗一份战况奏疏中说:大军于六月二十七日分作三路入独石口关于入边的日期,文献记载稍有出入,如《明崇祯实录》,卷9为六月己亥(二十六日),《国榷》,卷95为六月辛丑(二十八日),而清人记载如《清实录》、《东华录》为六月二十七日。当以阿济格报告的日期六月二十七日为是。,八天后,会合于京畿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先攻取近处的长安岭堡、雕鹗堡两个据点,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二百三十。

清军刚入边,七月三日,北京全城戒严,崇祯急令中军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崔良用守固关《国榷》,卷95。。这四个关口都在京城西南,与山西交界的地带。但出乎明朝廷意料之外,清军没有走山西,而是经延庆入居庸关,取昌平,直逼京师。事先,阿济格释放被招降的两千人诈称逃归,巡关太监和御史王肇坤不知是计,开城门收纳。七月七日,清军自天寿山后突现昌平城下,城内的降人做内应,立时陷落,明总兵巢丕昌投降,他是这次战争中归附清朝的惟一的明朝高级将领。城里还有户部主事王桂、赵悦、判官王禹佐、胡惟宏,提督内监王希忠等都被杀《明崇祯实录》,卷9,8页。,葬于天寿山的明德陵也被清军焚毁。接着,清军自西山南趋良乡(北京房山县),二天后,移兵沙河、清河镇,昌平的降兵也抵西直门。

崇祯皇帝十分惊慌,“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门”《明崇祯实录》,卷9,8页。,令兵部传檄山东、山西、大同、保定及关外等处明兵共五万余人入援京师,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总督各镇援兵,崇祯马上批准,赐尚方剑,发给万金、赏功牌五百,任命监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为提督。崇祯和他的大臣采取固守城池、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京师和战事波及的地方,基本上按兵不动,即便得到出击的机会,也多不敢一战。崇祯重用太监,凡边防督兵都让这些不懂军事的内臣充任,使事权不一,文武将吏难得发挥作用。有个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参劾镇守通州兵部侍郎仇维桢给太监叙功是别有用意,请求罢免内臣督兵。崇祯大怒,召集廷臣,厉声叱责金光宸:“仇维桢方至通州,尔即借题沽名,着锦衣卫褫冠服,下诏狱。”正巧外面狂风大作,雷声轰鸣,闪电掠过御座,吓得崇祯心惊肉跳,以为触怒天威,当即将金光宸释放,“候旨”另作议处张岱:《石匮书后集·烈帝本纪》。。上层统治集团如此腐败,难怪将士畏敌如虎,一遇清军就望风丧胆,退缩不战。

其实,清军根本无意攻打京师,也不想围困。阿济格依照太宗规定的作战方针,机动灵活,凡遇城堡估计能攻下就攻,攻不下就走,不以攻占城池为主要目的,而是在京师周围攻略城堡,不断消耗明军实力,挫败其锐气。因此清军很快离开沙河和清河,于七月十五日,攻克宝坻,杀知县赵国鼎。二十一日入定兴,下房山,战涿州,攻固安、克文安、永清(均在北京南),分兵攻漷县(北京通县)、逐安、雄县、安州、定州,趋鄚州口,不下,转攻香河,破顺义,知县上官荩自尽,其余将吏都被杀。紧接着,转向东北,至怀柔,陷西和,占河西务(香河南,大运河西岸)。到八月十九日,清兵分屯密云、平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紧紧围绕京师,“徧蹂畿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凡城池堡镇无不攻击、抢掠。阿济格向太宗报告,共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获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清太宗实录》,卷31,3页。《东华录》,崇德元年九月作:克12城,52战,俘人畜18万,今从“实录”。。这份奏疏未免夸大,例如,清军也并不总是打胜仗,刚入居庸关,明大同总兵王朴驰援,清兵被斩杀一千一百零四人,又有一百四十三人被俘;激战涿州时,清军损失了二百余人《国榷》,卷95。,等等。明朝统治集团虽说腐败透顶,却也不乏忠臣义士。清军攻定兴时,辞官居家的前光录寺少卿鹿善继毅然离家进城,与知州薛一鹗等共守,坚持了六天而城破《明史》,卷267,“鹿善继传”。。此时他正守南门,清兵持刀逼其投降,他严词拒绝,发怒的清兵对他连砍三刀,又射一箭,当即身死,时年六十二岁。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也称得上是民族英烈的大壮举,但“犹捧一篑以塞溃川,挽杯水以浇烈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2。,挽救不了明朝迅速崩溃的颓势。

八月三十日,阿济格率军经雄县北去,奔冷口东归。明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侦知消息,率军出京,从后面赶来;总督宣、大兵马梁廷栋也挥师北上,尾随清军,却不敢发起攻击。张军行至迁安五重安驻扎下来,“固垒自守”。当清军就要出冷口时,守关的明将崔秉德请求力守关口,堵住清军的归路。总督高起潜骗他说:等清军出关一半再进攻。

九月一日,清军携带掠取的十八万人畜及其他大批物资从容出冷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他们还砍下木头,在上面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扔在道上,以戏谑明朝将吏《国榷》,卷95。。浩浩荡荡的清军人马一天出口几次,“次第引归”,连续四天才全部通过《明崇祯实录》,卷9,11页。。照一般常识,在撤退时,应以精兵殿后,防止敌人追袭。阿济格一反常态,竟将辎重放在队伍后边,他自己却前行而不顾。回到盛京后,太宗知道此事,将他狠狠训了一顿,所幸当时明朝将士懦怯不敢战,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满载而归。高起潜和张凤翼得到侦察骑兵的报告,知道清军已撤退完毕,才装模作样地挥师前进到石门山(河北抚宁东),向崇祯报捷:斩敌三级!张凤翼和梁廷栋身负重任,“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明史》,卷257,“梁廷栋传”。,言官把责任都算到他俩身上,累次上奏章参劾。两人更加恐惧,明知清兵退后,北京解严,他们必遭重罪,于是,每天服用大黄麻求死。二日,张凤翼先死于军营,十天以后,梁廷栋也死了。果然,不出所料,法司拟了他们的罪状,将张凤翼罢官、梁廷栋处死,幸亏已死才免除了刀斧之苦《明史》,卷257,“张凤翼传”。

二、铁骑闯冀鲁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太宗发布征明的命令: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豪格、阿巴泰为副,统左翼兵;以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杜度为副,统右翼兵八旗分为两翼:左翼是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其次序都自北而南。见《茶余客话》,卷1。,分二路伐明,指示作战方略,说:

凡王、贝勒、贝子临阵时,七旗败走,而一旗拒战者,七旗之牛录人员俱给与拒战之一旗;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者,败走之一旗即行革黜其所属人员分给七旗;若一旗内半战半走,以走者人员给战者。勿见利轻进,勿临阵败缩,勿挠乱队伍,违者按军律治之。军士离伍者、酗酒者、喧哗者,罪之。一切军器俱书姓名,马必印烙,勿毁寺庙,勿杀平人;俘获之人,勿褫其衣服,勿离其夫妇。

又说:

征伐非朕所乐,朕常欲和而明不从,是以兴师,慎勿妄行诛戮,勿贪掠财物。尔等主帅,众所观瞻,若能自处,以礼济之以和,则归附各国必以为吾国强而有德,勇而有礼,益加悦服矣《东华录》,崇德三年八月。。

每次大的出征前,太宗总是不厌其烦地将以往规定的政策、策略和纪律向领兵将帅反复说明、解释,还根据实际反映出来的问题,增加新的条文,令全军将士遵守。每当战争结束时,他就按条文规定检查执行情况。一经发现违犯,不管将帅、兵士,一律处分。严格要求,执法如山,使清军逐渐养成了令行禁止的军纪军风,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八月二十七日,岳托率右翼军先行,九月四日,多尔衮率左翼军离沈,太宗像往次一样,亲自送行。

这就是太宗发动的第四次入关远征。为保证远征的胜利,太宗曾二次亲统大军前往锦州、宁远等处,牵制明朝援兵,“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46,13页。

多尔衮与岳托分率左右翼兵,于九月底,先后由墙子岭和青山关毁边墙而入。这两个关口设在燕山脚下,地形十分险要。尤其是墙子岭,山高路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清兵趁明兵不备,爬到山顶没有修城墙的地方,突然冲入。密云总督吴阿衡率军仓促迎战,战败而死。两翼兵越迁安,过丰润,会合于通州河西,从北边绕过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向西进攻:一沿太行山下,一沿运河,其余六道布于山河之间,纵兵并进。北京以西,至山西地界,千里之内,多为旷野平川,善于驰突的满、蒙骑兵,千千万万,飞驰起来如一股狂风卷地,箭锋指处,明兵纷纷披靡,沿途所过六府城镇皆被攻掠。

在清军铁骑迫近宫墙的时候,明朝统治集团仍被内部矛盾困扰,上下意见分歧,党派明争暗斗,和、战举棋不定。十月初,京师戒严,调集各处兵马入援。十四日,崇祯召见廷臣和督师卢象昇,询问作战方略,象昇回答:“陛下命臣督师,臣知有战而已。”象昇是主战派,他的父亲刚去世,身穿麻衣草履,奉诏督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谈判议和。他听说崇祯妄信部分大臣如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和的意见,便拿“臣知有战”而不知其他的话来激他。这一下好像触到了崇祯的短处,马上变了脸色,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很不高兴地说:“朝廷原未说过议和,所说议和都是外面一些人的议论。”象昇接着说:“敌人所重的,事事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也;趋神京以撼根本,可虑也;分出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粮道,可虑也。集中兵力,则只局限一处而多处丢失;分兵四应,则兵力分散而不会获得成效。兵少无法防务,粮饷少就会生乱,这是防御艰难之所在。”象昇的分析切中要害,崇祯很赞赏,叫他下去与杨嗣昌再商议具体对策。但两人意见相左,根本说不到一块儿。象昇起身告别,返回自己的驻地昌平《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卢象昇本想扼昌平,阻止清兵南下,但清军“锋甚锐,不可遏”。他决定挑选精锐,于十月十五日,月夜分四路袭清军营,跟将士约法: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总督高起潜听说后,写一纸加以讽刺:我只听说“雪夜下蔡州”的典故,还没听说“月夜”云云。由于他从中阻挠,结果十五日夜袭清军失利,损失很大。象昇看出杨嗣昌、高起潜等人与他对立,要求分兵统辖。杨便把宣府、大同、山西兵二万属象昇,山海关和宁远重兵都属太监高起潜。所以象昇名义上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国榷》,卷96。!有一次,杨赴军中,象昇斥责他主和误战事,说:“公等(指杨与高起潜)坚意和议,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能避免吗?”杨面颊涨得通红,说:“你简直是以尚方剑加在我的脖子上!”象昇说:“我既不能奔丧父死,又不能战,剑应加在我身上,怎能加给别人呢?”《明史》,卷261,“卢象昇传”。象昇揭露杨背地里搞议和活动,他无言辩答。又过了几天,象昇与高起潜在安定门会见,两人还是各持一议,不欢而散。

十一月初,清军陷良乡、涿州,十二日,围高阳城(河北高阳县)。原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是本地人,年八十,早已辞官在家养老。他一听说清兵来了,就率全家人与全城人守城。城墙低,不结实,又没有任何外援,清军日夜环攻,他们只坚守了三天,城就被打破了。孙承宗对家人说:“我就死在这里了,你们赶快逃生吧!”可是,家里人谁也没有逃走。孙承宗被俘后,坚决不投降,被清兵勒死。他的子孙十九人也都力战从死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

这时,清军连陷衡水、武邑、枣强、鸡泽、文安、霸州、阜城、威县;十二月初,破平乡、南和、沙河、元氏、赞皇、临城、高邑、献县诸城镇。又分三路出师:一由涞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县,一由定兴攻安肃。象昇提兵从涿州进据保定。他原有二万人马,杨嗣昌作梗,给陈新甲分去一半。他到保定后,命诸将分道出击,大战庆都,互有杀伤。十二月十一日,象昇率师进至钜鹿(河北邢台市偏东北)贾庄,所部兵又溃去一半,只剩下五千残卒,没有粮饷,饮水充饥。高起潜率山海关、宁远兵驻鸡泽,相距五十里,象昇派人哀求给以援兵、粮饷,高置之不理。早晨起来,象昇四面拜将士,说:“吾与尔将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众将士无不失声哭泣。于是,象昇下令拔寨进兵,至蒿水桥,遇清兵,双方展开大战。半夜,清兵增援,将象昇军包围。次日,清骑兵涌至,连围三重。象昇大呼血战,身中四箭、三刀,仍然以手格杀十数人而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全军炮尽矢穷,奋战覆殁。高起潜闻讯,拔营逃跑,本来应向西跑,却误逃向东边二十里,陷入清军埋伏,大败逃窜《明史》,卷261,“卢象昇传”;《国榷》,卷96;《圣武记》,卷1。。

接着,清军继续深入到河北省南部,蹂躏了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然后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山东。崇德四年(1639年)正月,八旗两翼兵会合于济南城下。明兵部尚书杨嗣昌错误地估计清军如进兵山东必经德州,因此他传檄山东巡抚移师德州,而济南空虚,不作戒备。精明的多尔衮绕开德州,从东昌、临清州等处渡过运河,突然直插济南。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个号称中原的一大都会就落入清军之手,明吏卒惊骇逃溃。巡按御史宋学朱刚乘上轿出院,一听说城陷,役隶扔下他撒腿就跑。清兵冲上来,将他杀死,后来连尸体也找不到了。还有布政使张秉文以下十数名官员,连同宗室诸郡王都被杀死了。其中活捉德王朱由枢,没有将其杀掉,把他送到盛京。广大人民死伤更惨,战后,清理城内外尸体达十三万具!整个城里的财物被劫掠一空。就在这时,扬武大将军岳托病死,还有他的弟弟马瞻也病死了。清军饱掠后,出济南城,转攻山东其他城镇十六处。明督师、大学士刘宇亮和陈新甲率明军只尾随清军而行,不敢进攻。

二月,多尔衮率大军至天津卫,渡过运河东归。三月,经青山口出关,安返辽东。

太宗命多尔衮等率师征明,是对内地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深入。太宗第一次(天聪三年)率军进关,仅限于北京城及城北部分地区;第二次(天聪八年)只到了宣府、大同地区;第三次(崇德元年五月)耀兵于京畿,惟有这次是以中原为进兵目标,超过北京,闯进河北、山东,“旌旗所指,无不如意”《清太宗实录》,卷46,13页。,入关达半年,“转掠二千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极大地扩展了清军的活动范围,消耗和损失了明朝的大量有生力量。其次,这次远征所获得的战果也是最大的。两翼兵共败明军五十七阵,攻克山东济南府、三州、五十五县、二关,杀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将吏共百余人,生擒德王朱由枢、郡王朱慈、奉国将军朱慈、监军太监冯允许等,俘获人畜计四十六万二千三百有奇、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七千四百六十两。靠一次战争获取如此巨额的财富,大部分入了国库,一部分进了出征将领的手中,因而迅速成为暴发户。但对于内地人民来说,是一次空前的浩劫。清军俘获了数十万人畜,而被杀死和致残的人更是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劳动力和牲畜的急剧减少,家园被毁坏,使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明朝的黑暗统治,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灾难就更深重了。虽然太宗禁止士兵抢掠,但他的本意是不准个人乱抢乱夺,而鼓励集体有组织的抢劫。从明朝统治下的地区抢夺财富和人口,是太宗一再发动对明战争的动力之一。


分类:清朝帝王 书名:清太宗全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