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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全传》5.1节 素朴的天道观


一、“皇天无亲”

在中外历史上,大多数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往往又是哲学家、思想家。这不是说他们主观上要使自己对哲学有所建树,而是客观实践提出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释,或者说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原则,首先要找到其理论依据,从而证明其正确性。这样,那些大政治家、军事家的思想不能不进入哲学的广大领域,接触到诸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等哲学的基本问题。清太宗的一生,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与军事实践,而且又处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激烈斗争的时代,他所产生的战略与策略思想不能不求诸于理论即哲学的帮助。因此,他在制定每项政策或策略时,总是从理论上给予阐发,显示了这位政治家的深邃的思想。

问题还得从“天”谈起。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天”从来就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同“天”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人们不断探讨对“天”的认识和理解,成为哲学上经常争论的命题。对“天”的种种不同解释,是区分唯物和唯心两种思想体系的显著标志之一。

满族人对天是很敬畏的,有拜天祭告的风俗习惯郑天挺:《探微集》,《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太祖时,“拜天”活动已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统治阶级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太宗时,更加推崇上天,把“拜天”当成一项制度而严格遵守。在太宗看来,“天”是有意志的,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它有权知道并监督一切人事。他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杀予夺听命于君者也”天下各国都是受天的命令建立起来的,各国统治者都是天的儿子,被派到人间代表天意行使统治权。因此凡节庆、建国、新君即位,首先必须“拜天”,表示敬意。出征前,要祭告天知道,求其“护佑”;打了胜仗,凯旋归来,要“谢天”,感谢天的庇护。国家遇有重大事件,如孔有德、耿仲明率众来归、获元朝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子额哲举国投顺等,类似这样一些喜庆事,也都通过祭告的形式,感谢天的恩赐。在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同样举国“拜天”。同朝鲜、同蒙古诸部结盟,缔盟的双方都要以虔诚之心对天地盟誓,以取信于天。在君臣之间,乃至家庭内部,还要以“拜天”的形式,向天及天之子——君主表达他们的忠诚。太宗即汗位时,他要求他的兄弟子侄一一盟誓;即皇帝位时,他们再次在天地神位面前,宣读誓言,披露他们对拥戴太宗的诚意,以求得“天地保佑”。所有这些频繁的、无处不“拜天”的活动,表明它远远超出了民间的风俗习惯,而成为满族统治者的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

太宗认为,天是主持正义的,它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对人和事无远无近,无亲无疏,不管谁,只要顺承天意,就会得到“天地眷佑”;反之,就要受到惩罚。在他看来,天能赏善罚恶,而且绝对公正的执行。他在给袁崇焕的信中说:“惟天不论国之大小,只论事之是非,我国循理而行,故仰蒙天佑。”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阐述他与明朝的矛盾,重申“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以我为是,以明为非。”《东华录》,天聪元年春正月、五月。因此,上天才将辽东土地和官民“赐予”了后金(清);如果同意明朝方面的要求,将辽东退给它,就是“违天弃人矣”。他伐朝鲜后也说:“天意是我而非朝鲜,故所向克捷。”《东华录》,天聪元年四月。一次,他总结历史经验,训诫群臣;“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无道者,被天谴。”《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总之,太宗认为,他顺天意行事,一切都是对的,他出兵伐明,是天给他的时机,所以一再取胜;明“违天”,才遭到了一次又一次失败。做为一个臣属如对他“怀异心者,天亦鉴谴”,如遵从自己的誓言,“天佑”他们,“寿命延长,子孙繁盛,千秋万世,永享安乐。”《东华录》,天聪六年七月。莽古尔泰、德格类、岳托等因病死去,由于他们“怀异心”,因而都遭天地“谴责”,太宗说:“夺其寿算”,“皆被天诛”。

太宗宣扬“天命”可畏,实际上他并不完全认为在天的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听天由命。到头来,他强调和注重的还在于个人之行即实践。他说:“自恃其力,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这里,他把兴、败没有归之于天,说到底,还在于人为的正确与否。所以,他又接着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予知?朕惟仗义而行而已。”《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有一次,他对文馆官员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可称为天子。今朕蒙天佑为国主,岂敢遂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天厌朕躬,更择有德之人,君主是国。”《东华录》,天聪九年五月。这里,太宗又不敢称“天子”,是否成为“天之子”,“惟德是辅”。他对外跟明朝讲话,就自称“天子”,一再说“天意”已归向他,他是代表天意行事的。但私下跟臣属说了实话,不肯称天子,不敢说“天心”向己,它究竟向着谁,是向明朝,还是向后金(清),他也不做出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只有“行善道”,“体天心”,“仗义而行”,才能得到好的结果。显然,太宗把“行”即实践放在第一位,反对坐等天意恩赐,这正是他一生奋发有为的思想基础。他之所以宣扬“天意”、“天心”,不过是拿它作为同明朝斗争的精神力量,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于天意也就是合于理性的。他又拿“天意”来吓唬臣属,目的是为了驾驭他们,巩固自己的皇权。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太宗,还是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都不可能找到新的理论指南,只能以人们对“天意”的崇拜和信仰作为思想武器,而在这一虚幻的“天意”的外衣掩饰下,大胆而勇敢地实践自己的政治目标,即不过是把他的行动加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而已。

二、历史进化论

清太宗与明朝进行斗争的另一个理论根据,就是历史进化论。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为了寻求同明朝这场斗争究竟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时,他从中国历代王朝不断更迭这一事实得出结论:人世间没有万古不变的东西,有兴就有衰,有生就有灭,大可化小,“积小成大”,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太宗从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认为各朝各代的统治的存在都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断更替则是绝对的。他说:“自古天下并非永远为一家一姓所垄断。历史上,有多少人为帝,有多少人为王!其中有未成功而中途废弃的,有取得成功而又遭到失败的,岂有皇帝的子孙总是称帝的?王的子孙总是为王的?且看辽、金、元也曾‘君临天下’,后来都归入明朝统治之下。可见‘皇天无亲’,行善道的给予扶持,否则就予以推翻。”《清太宗实录》,卷47,22页。他质问明朝君臣:“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者乎?”当然没有!“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清太宗实录》,卷59,20页。不过,明朝为维护它的根本利益,是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的。他继续向明朝辩驳:如果说我们国小,不应该称帝,那么,古代的辽、金、元都是以小国而成帝业,可谁能禁止住它们称帝呢?况且你们朱姓太祖(朱元璋)当年曾当过和尚,幸亏上天保佑,终成帝业。岂有一姓为帝能永久不被替代的道理!事实上,有天子而废为百姓的,也有百姓崛起而成为天子的,这都是“天意”,非人所能做到的《清太宗实录》,卷5,39页。。我国封建社会每朝每代都是一姓统治,不许他姓染指。例如,明朝是朱氏元璋所创,其子孙延续二百多年;再往前追朔,汉朝是刘氏世代相传;唐朝是李氏家天下;宋朝是赵氏世代主国,等等。这些王朝的创业之君及其后世子孙都幻想他们的一姓统治万世绵永,可是谁也做不到,不管它们是何等强而有力,都有其衰败之日,其最终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而被他姓所建的新王朝所替代。秦始皇当年幻想万世一系,岂料二世而亡!原先居于皇帝宝座的人被推下去,马上变成平民百姓,昔日被统治的百姓,可以一跃登上宝座而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天子。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政权的兴败也是这样,别看国小,同样能成帝业,相反,一个大国、强国也会败亡。所以说,历史上没有一姓永远世代为皇帝的,变化互相替代是正常的,避免不了的。问题的关键,就看是否行“善道”,有无“大德”。太宗说:“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他又以辽、金、元、明为例,说辽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成了“天子”;大金也以东部的一个少数民族灭掉辽国,攻宋而占有中原;大元以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灭掉金、宋而统一天下。明朝洪武皇帝乃是皇觉寺的一个和尚,而从元朝手里夺取了政权。因此,他认为他们享有天下,只因“有德”的缘故,并非是世世为君长才统治天下。自古各代,既没有一贯衰弱的,也没有一贯强大的《清太宗实录》,卷28,46页。。

太宗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历史,看待明朝。同样,他也以此观点看待自己和他所统治的政权。松、锦战役后,众贝勒汉官一致要求进取北京,太宗尚在慎重思考中。他说:即使得到“天眷”,一统天下,他本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他的子孙也不可能世世守住祖先创下的基业而不断绝。当年大金也是一统天下,很强大,看看现在,它还在吗?早就不复存在了《东华录》,崇德七年六月。。这说明太宗深深懂得,他和他父亲创立的国家也将像历史上的各代王朝一样,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但他还是奋发有为,不急于进京,为的是打下强固的基础,力图使其政权延长存在的时间。

进化论观点是太宗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他提出的以上观点,反映了他的思想不保守、不僵化、不后退,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与时推移,表现了蓬勃向前的气概。毫无疑问,太宗的论点都是针对明朝而发的。按正统观念,一个原属于被统治的民族,起兵向统治者进行挑战,这在当时,一概斥为“犯上作乱”,名不正,言不顺。太宗勇敢地冲破这一传统的观念,以进化论的观点,反复阐明历史发展变化和各朝代更迭不可避免的道理,论证“有德”当立为皇帝,“无德”应废为“匹夫”。这一思想,有助于打破对明朝的迷信,更为重要的是,为太宗取明朝而代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太祖崛起之时,并无成帝业之心,他是作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的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理论就是“七大恨”,阐述他的斗争是迫不得已的。他的目标是夺取辽东及山海关以西的土地,与明朝划界而守。太宗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是以创立一个新王朝为其奋斗目标,表现了一个小国欲成帝业,“匹夫”可“君临天下”的雄心。因此,他父亲的“七大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他的斗争需要,而是从古今的变化来论证明必亡、清当兴。这就是太宗的进化论之所以形成及其实际的政治意义之所在。

当然,他所阐述的进化论,不过是“天运循环,无往不复”的历史循环论。按照这种理论,历史不是螺旋式的曲线向前发展,而是按一个固定的圆圈旋转,历史总是重复出现。显然,这是错误的。其次,他所看到的变化,仅仅偏重于帝王及其王朝的更迭,他们的升降荣辱;却很少看到人民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天运循环,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与者,即其民也。”《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君主是可以替换的,而百姓是不能替换的。一旦某姓登上皇帝宝座,“天”也就把老百姓交给了他,接受他的统治。说到底,这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一句话,在太宗看来,历史的演变,不过是王朝更替、君主位置的转换而已。


分类:清朝帝王 书名:清太宗全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