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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全传》5.2节 贵在得人才


一、“以人才为本”

大凡一个有作为的人物,都十分重视人才。历代开国帝王在其艰难创业过程中,往往把发现和重用人才当作一件大事,因而常常造成人才济济的盛况。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这方面,清太宗不仅继承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而且把人才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的原则高度,求才如渴,爱才如宝。他说:“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进贤为要”《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太宗宣布以人才作为他治国的根本,群臣以荐贤举能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的这一思想,比他的父亲太祖显得高明。太祖也是惜才如命的人,历史上流传不少有关他爱才的佳话。但狭隘的民族观念限制了他的胸怀,不能正确对待除满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知识分子。进入辽东后,于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他下令搜查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尽行处死”,说“种种可恶”都是他们干的《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完全抹杀了他们的作用。太宗与此相反。他求人才的心情远比太祖迫切,在具体对待上,也打破了民族的偏见,主张无论满族、蒙族、汉族,只要有一技之长,他都录用。这个思想是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如何发现和使用人才,主要途径是推荐。太宗多次下达谕旨,要求群臣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推荐人才。天聪三年(1629年),他对大臣们说:满、汉、蒙古族中有“谋略”,可胜任军、政职事的,都要以自己所见向他报告,从中选择任用《清太宗实录》,卷5,16页。。天聪九年(1635年),他召集众臣说:天下才全德备之人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你们满族、汉族、蒙古族各官中真有“深知灼见,公忠任事”的人,当速行推荐,不分新旧归附;不分已在官府,还是未在职的人,只要“居心公正,足备任使”的,即呈送吏部,其中有“居心公正,通晓文义”的人才,要呈送到礼部,主管该部的贝勒要随时报告,我量才酌用《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

太宗对人才很有迫切感,要求很严,引起了群臣高度重视,纷纷荐举人才。大学士范文程对太宗重人才的思想理解极深,贯彻他的谕旨特别严肃认真。他曾说:“治安之本,首在得人。惟培养人才,保护善类为第一义,得一贤远胜理百度也。”《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范文程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他荐举的人都很“称职”。但是他发现有些大臣不出于“公”心,而是从个人私利出发,把一些不称职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识的人也“荐举”到各官衙任职。针对这一弊病,他在太宗发表上述指示后不久,与宁完我合疏上奏:“荐举不实,请定功罪连坐法。”《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他们写道:圣谕要求荐举人才,上下内外臣民无不感到欢欣。“圣意”以为,了解汉人的,莫如汉人,所以叫汉人各自推举所了解的人,为国家效力。但有些营私的人竟借此大搞宗派,把“荐贤”当成一个门路,引进一些品质坏,作风不好的人。他们彼此“互相标榜”,自我吹嘘。有的出于“亲故”关系,有的受人“嘱托”,明知其人不贤,却过分夸诩、吹捧。这种状况如继续下去,即使有“公直”大臣想推荐贤人怕也不肯举了;被举的有“一二忠正之士”一看到邪风盛行,也会感到灰心,自己取消“应举”的。这样就会把皇上寻访贤才的美政变成群小“幸进之阶梯”。范文程与宁完我要求太宗对已荐举上来的人要进行严格的“核查”,同时还要对推举的人进行考核。荐举的人如果很公正,那么经他推荐的人定可信用。反过来,推举的人作风很不正,那么他推荐的人“安得廉能耶?”为杜绝此类弊病发生,他们要求实行功罪连坐法,简单说,就是对“欺君”,荐举不好的人,要给以处罚;如果被荐的人很称职,任事也颇有成效,应当给推荐的人记录功劳,以示鼓励《碑传集》,第3册,“开国宰辅”。。太宗接受了范文程和宁完我的建议,批准实行。这等于给荐贤用才的问题立了大法,虽不能说完全避免各种弊病的发生,但总可以说大有好转,有些想投机取巧,奔竞“私门”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

选拔人才,除了推荐,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考试来发现人才。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说:我想到从古至今,从来都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我现在打算兴文教考取生员《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九月一日,正式举行考试,为建国以来第一次,具有首创的意义。参加这次考试的,有满、蒙、汉各族的知识分子,他们踊跃赴考。天命十年十月太祖大杀汉族知识分子,当时隐匿起来的有三百人,现在都出来考试,有二百人被录取。为了选拔人才,太宗还特别允许在他跟前及诸贝勒手下的奴隶,还有在满洲、蒙古家为奴的人,只要有些文化,都允许考试。凡考中的,都得从他们的“主人”家拔出,赏赐缎、布等,然后等待正式录用《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太宗指示举行第二次考试,这次只考“汉生员”,在汉族中选拔人才。考试结果,一等的十六人,二等的三十一人,三等的一百八十一人《清太宗实录》,卷18,10页。,总计录取二百二十八人,据此可约略知道,参加考试的总得在四百人上下。这也算规模可观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大学士范文程等建议:在满、汉、蒙古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和举人。太宗同意,指示他们要“从公考校”《东华录》,崇德六年七月。,七月揭晓,满洲有二人,蒙古族有一人,汉族四人中举人,其余诸生分得一、二、三等,各得到赏赐物品若干。

还有一种情况,本人自荐,也须考试。汉族生员刘其遇、刘宏遇久未得官,上书自陈。太宗命大学士范文程等亲自考核,决定录用刘宏遇,任命为内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去他和其兄徭役各三丁《东华录》,崇德元年六月。。

人才的选用,还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外部,即招降和俘获明朝的人。太宗说:“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得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 《清太宗实录》,卷6,33页。这就是说,从千万俘获和归顺的人中去发现和挑选人才,对国家有着无穷尽的利益。

从太祖到太宗时期是武功创业的时代。太祖在位时,“文治”和文人即知识分子问题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太宗已感到“文治”的必要,所以才正式开科取士,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各级官吏,并从各种渠道为国家搜求人才,从而适应了事业发展的日益紧迫的需要,为入主中原储备了最可贵的力量。

太宗很器重人才,但并不一概尊崇到盲目迷信的程度。至少他已指出脱离实际的“文人”不能一味轻信。他从清与朝鲜关系破裂的事件中,认为主要是因朝鲜方面一些“文人”、“书生”挑拨的结果。崇德二年(1637年),他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着重说明这一教训:“朕之所虑者,恐王复似当年听书生愚见,以空言掩饰,巧计朦胧为尚耳。夫文人固不可不用,而书生之谈,亦未可尽信。盖书生但知摘句寻章,拘泥成说,不知达变通权,虽有文章词藻,竟何益哉!”《清太宗实录》,卷39,25页。这里所说的“书生”虽不是一般读书人,而是朝鲜国事决策者,但太宗却看出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不善于从实际出发,以本本或古人的结论来处理现实复杂的事务,说话、写文章总喜欢夸大其词,寻章句于古人,工于词藻、气势,对解决现实问题一窍不通。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其一,有一次,内院诸臣代太宗草拟一份给朝鲜王李倧的敕书,他看了很不满意,批评他们说:“你们撰文,能做到顺理措辞就行,不得过为夸张。我素来就不喜欢夸大之言。他们明国之君,自比于天,轻视他人实甚,身无德义,却自我夸耀,这有什么益处呢?自今以后,撰拟文件切应详慎,不可草率。”《东华录》,崇德二年五月。其二,有一次,太宗召集文馆满汉儒臣、六部满汉启心郎,当众批评汉启心郎、生员等一班知识分子明明不懂用兵打仗,偏偏谈论不休,不管时机是否成熟,一再敦促进兵关内。太宗说:“你们动不动张口就说航海山东、攻取山海关。上天给予我的兵力很有限,如按你们意见进兵,即使稍有损失,我如何能受得了?你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帮了敌人而损害了我的将士,是用空话沽名钓誉。你们上奏这样的意见,有何用呢?我为一国之主,用兵打仗岂不明白?这是不待你们陈说的。如果我与诸贝勒不理国政,贪货财,沉湎酒色,你们就该直说,我若不听,这就是我的过错。”《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太宗在重视人才问题上,反对空话,不追求形式,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影响和改变一些“文人”的弱点。

二、重才胜于资历

清太宗珍视人才的另一个思想表现,就是重才胜于资历,无论尊卑贵贱,无论年龄壮老,惟才是用。资历只表明人的经历的一般自然情况,它只是一个时间指数的笼统概念。正常的情况是,经历越长的,人生的经验越丰富,才能也就越能得到发挥。但归根到底,资历本身不是才能与贡献的象征,当然,它也就不能成为衡量才能大小、智慧高低的惟一标尺。俗语说,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活百岁。太宗是深通此中道理的。他在用人上,总是把才能和“公忠”为国两方面的条件放在首位,从不把资历和社会地位、身份这些因素放得高于一切。

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准许诸贝勒和满蒙汉贵族家中的奴仆甚至连太宗的奴隶,有“少通文义者”都可参加考试。如考中,立即“拔为儒生”,同时拨给人丁代替他们给原主为仅。这在选拔人才上是一个大胆的措施,在大批有才能的人被掠为奴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也是绝大的好事,可惜太宗没有坚持下去。在考试两次以后就停止执行这项制度。崇德三年(1638年)初,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要求,应继续准许各家奴仆参加考试。太宗不同意,却讲了一席道理,他说:从前得到辽东时,有许多“良民为奴仆”。我曾下令从诸王以下到各官员及民人家庭中查出,都编为民户,又两三次考试,将稍有点文化的人选拔出来为儒生。现今满洲人不像以前那样滥行占取良民为奴,偶有一二生员都是经攻城破敌之际,或者经过血战而获得的,或者是因功赏给的,如把他们拔出,怎能酬劳这些将士的死战功勋?再说将他们拔出后另补给新丁,难道这些新丁就不是人了吗?无罪之人强令为奴,这是很值得怜悯的。你们只知道爱惜汉人,不知爱惜满洲有功之人和补给为奴的人。张存仁、祖可法一听,觉得有道理,就说:臣等见解还没看到这些。于是“叩首谢罪”《东华录》,崇德三年正月。。

太宗没有坚持通过考试从奴仆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主要是涉及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惟恐引起他们对自己的不满,才中道停止。但他能打破常规,破除旧俗,不问社会地位多么卑贱,只问有无才能,这一思想是值得称道的。经过考试或推举,确实发现并起用了一批出身微贱的人。宁完我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代善的儿子萨哈廉收为奴仆。因为通文史,太宗当面“召对”,马上提拔到文馆为儒生,参与机要。不久,又授给参将的职务,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入塞远征,在攻大凌河及招抚察哈尔等战役中,立下了功劳。宁完我有才能、敢说话。这里,且引述他于天聪五年(1631年)给太宗的一份奏疏,即可反映他的作风和政治才干:

臣蒙皇上出之奴隶,登之将列,不揣庸愚,妄自期许,是以初时召对,则荐五人;后臣等公奏请设六部,余留中不下。窥见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烦冗多事,诚见夫一念补葺不到,弊乱旋生……故创业帝王,虑国事无纪纲也,而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而置六科;虑科臣阿党,君心宜启沃也,而置馆臣;虑下情上壅,君心受欺蔽也,而置通政。此数事皆相因相制,缺一不可者。皇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另立言官?又或谓南朝多设言官何竟败坏到此?臣请为皇上明辩之。

我国自六部既立之后,曾见有一人抗颜劾罪者否?似此寂寂无言,果国中太平无事耶?大抵举国之内然“诺”成风,浮沈为俗,以狡猾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学成装就便为大僚,即有一二劲草亦自觉特立孤标之足虑耳。我皇上皇皇图治,亦何利有此景象也?况今日掌局之人,岂尽循理方正?属下既不敢是非官长,局外又谁敢轻议权贵?是弊窦从兹而开,乱皆由此而酿也。臣想国中之事,皇上亦时得闻知,然此不过犹古之告密,岂是拜奏阙下,扬言殿陛,兴利除害,堂堂伟伟之举动耶?若言官设立,人必自敛,指名弹劾人亦不怨,何也,责有所归、仇怨莫避君……

至于服制一节,是皇上陶熔满、汉之第一急事。满洲语言既同,贵贱自别,汉官不会满语,尝被骂詈辱打,至伤心堕泪者有之。皇上遇汉官每每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作践,将何以成一体,而招徕远人耶?宜急分辨服制、造设腰牌,此最简易关系最大者。皇上勿再忽之也。若定制设官,皇上难其人,何妨兼摄代理,但名目一立,各有职司不敢推诿矣!……昨年,副将高鸿忠出管甲喇额真,臣曾具疏奏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矣。若臣两三人尽入其中,岂复得慷慨激烈侃侃一言乎!《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此件作为一重要文献保留在《清太宗实录》、《东华录》和其他官方史书之中。

这本奏疏陈述二件大事:一设“言官”,以监察各官言行,揭发坏人坏事;二设服制,使其明等级,分贵贱,消除民族界限。所言所述,切中时弊,意气昂扬、直言不讳,“公忠”之心跃然纸上。太宗看了奏疏,也颇受感动,态度温和地说:“此本说的是。”当即批示诸事依次去办。他和范文程等同时奏请立“荐举连坐法”,他个人还荐五人,都受到太宗重视。在清初发展史上,宁完我作出了自己的建树。

在战场上,太宗总是十分注意发现人才,一经发现,就破格提拔。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率大军进关征明。在攻坚城遵化时,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第一个登上城,砍翻明兵的抵抗,为后继兵士登城开辟了道路,很快将遵化攻克。开庆功会时,太宗大赏立功将士,第一个手持金卮慰劳萨木哈图,说:“我军年来都怯于攻城,况且此城较以前遇到的城池更为坚固。萨木哈图第一个登上城,功劳很大,应该从优录用。”事后,授给备御世袭之职,赐予巴图鲁(勇士)的称号。不仅如此,还赏赐大量财物:骆驼一峰,马十匹、牛十头,蟒缎十九匹,布二百匹,还特许以后如有过失、概予赦免。太宗得知萨木哈图家里很穷,马上指示有关官员和部门,对他家进行周济抚恤《东华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萨木哈图只是普通一兵,根本谈不上什么资历,但太宗大胆提拔,使其从一名战士进入了将军的行列。

太宗对这样的勇士总是倍加爱护的。也是这次远征,攻永平城时,副将阿山、叶臣与勇士二十四人,冒火奋力登城,立下了功勋。太宗赞誉他们是“我国第一骁勇之人”。他规定:这些猛士与萨木哈图巴图鲁及他处先登城、骁勇出众之人,以后凡遇攻城,不要叫他们再登。如此有功之人,应让他们在诸贝勒、固山额真左右,对敌之时,令其同进,如他们想自己攻城,也应阻止,就是厮卒中有一二次先登城立功者,也不要再让他们攻城《东华录》,天聪四年二月。。太宗把这些立大功的将卒视为国宝,不愿让他们再冒第二、第三次风险,生怕遭到意外。因此,禁止他们登城,是为保护他们的一种办法。可见太宗对人才的爱护用心良苦,措施周到。

太宗关于人才的思想及其具体措施,为众多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使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政权的能文能武的人才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当中有的是能征惯战的勇将;有的是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从太宗中期以后,与太祖同时期的功臣宿将很快被自然淘汰,而第二代、第三代人正代之而起,他们既没有资历,也没有经验,但太宗仍给以重视,让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从各方面得到锻炼,使其迅速成长为新一代的英雄人物。像他的侄儿杜度,弟弟多尔衮、长子豪格,侄萨哈廉等等,在二十岁上下就已经是数万人乃至十万大军的统帅,清朝胜利前进的开路先锋。


分类:清朝帝王 书名:清太宗全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