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导读》第12章 咸丰


爱新觉罗·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清朝第九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七位皇帝,[1] 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也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奕詝是清宣宗道光帝第四子(嫡子),生于北京圆明园,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被立为储君[2] 。

奕詝即位后便勤于政事,大手笔的对朝政改革。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罢斥了道光朝军机大臣穆彰阿、耆英等。[3] 但此时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不断,最后以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场。咸丰朝以后也因企图重新扭转对内交外困的局面而开启洋务运动。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崩于承德避暑山庄,享年31岁。庙号文宗,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葬于定陵,[3] 死后由其子载淳继位。

人物生平

早年受教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十七日,奕詝生于京师圆明园澄静斋[4] ,道光帝第四子,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5] 钮祜禄氏是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家境寒素。她入宫之初,封为嫔。但她聪慧漂亮,妩媚动人,很讨道光帝的喜欢,晋封为贵妃。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她在紫禁城承乾宫生下皇四子奕詝。钮祜禄氏生子两年后,孝慎皇后佟佳氏病死。她时来运转,晋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之事。翌年,被册为皇后。钮祜禄氏虽身为皇后,但渐因色衰而爱弛,抑郁寡欢,得了大病。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病死,年33岁。奕詝当时只有10岁。

奕詝生母过世后,受静贵妃抚育。静贵妃是刑部员外郎花郎阿之女。静贵妃生有三个儿子: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和皇六子奕訢。奕纲和奕继已死,静贵妃膝下只有皇六子奕訢。奕訢比奕詝小一岁。静贵妃便将失去生母的奕詝收在膝下抚育。奕詝孝敬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訢如同胞弟。而同奕詝争夺皇储最有力者,就是他视作同胞的皇六弟奕訢。

奕訢和奕詝,他们俩都受静贵妃抚养。道光在连丧三位皇后——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的悲伤之余,没有再册立皇后。便册静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奕訢和奕詝,都在上书房读书,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并无嫌猜。不过,奕詝读书比奕訢早一年。奕詝6岁开始读书,师傅为杜受田。杜受田教导奕詝,尽心尽力,倾注心血。史载:“受田朝夕教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奕詝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士治疗,留下残疾,行动不便。他小时候还得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奕訢也在上书房读书,但较奕詝聪明,师傅是卓秉恬。史书说:“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集花枪法二十八势,曰‘棣华协力’;刀法十八式,曰‘宝锷宣威’。”道光以“白虹刀”宝刀赐给奕。奕訢身体很好,头脑聪明,书文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

立储风波

道光帝晚年在立储的大事上,犹豫不定。道光帝共有后妃二十多人,先后给他生了十个公主和九个皇子。其中长子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终年二十三岁。而儿子奕纲、三子奕继也过早夭折。四子奕詝声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长子奕纬死后的两个月。皇五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过继给嘉庆帝第三子绵恺为嗣,袭郡王位。皇六子奕訢,是诸皇子中颇受道光帝钟爱的一个。道光帝晚年,又陆续得了皇七子、皇八子和皇九子,但都年幼无知。道光帝建储较晚。道光帝即位后,并没有按清朝惯例马上着手秘密立储。道光帝晚年才想起建储,从道光帝后来在立储时极为谨慎的性格来看,可以这样进行推论,他是希望在决定接班人时有更多的挑选机会。因为奕纬之后,二子、三子幼殇,可以选择的嗣君只有奕纬一个人,是否建储并没有意义可言。道光十一年(1831年)后,随着奕纬的过世,几个小皇子的出生,道光才面临着建储这个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在奕詝为长的几个儿子中,道光皇帝最看重的主要是皇四子和皇六子。[6]

皇四子奕詝,“长且贤”,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訢,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颖异”,能文能武。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7]

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8]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道光三十(1850年)年正月丁未,道光帝不豫,宣召大臣示朱笔,立其为皇太子。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危,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冲阿、何如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匣,宣示建储朱谕:“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道光正式宣布: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二十五日午时,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城内紫禁城乾清宫停放。[9] 宣宗逝世后,己未,咸丰帝即位,颁诏覃恩,以第二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锐意图治

年轻的咸丰帝即位,颇有振作之心。咸丰帝即位之后的主要措施一是清洗军机处,任用改革派官员革新弊政;二是大举提拔汉族士绅官僚,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从《清文宗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10] 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就罢免了道光朝的军机大臣穆彰阿[11] 。随后又罢免了主和派的耆英等。而且咸丰帝初年为了缓和与恭亲王奕訢的政治矛盾,任命其为军机大臣;但是不久罢免了奕訢的职务,巩固了皇权。

咸丰帝罢免了道光朝的主和派大臣之后,重新安排了军机大臣的人选。咸丰帝开始任用肃顺等改革派官员,对之前的政治局面实行整顿。肃顺掌权后,以铁腕的方式面对自乾隆末期以来的官场腐败,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其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使得清王朝此后几十年间官场风气,特别是自乾隆后期越演越烈的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12] 咸丰帝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1858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13] 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洲宗室数十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两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岳州、汉口、南京等南方重镇,威胁清朝中部腹地,于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咸丰帝于三年(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14] 。由于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全力进行北伐以及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的“天京事变”使清廷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咸丰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合力扑灭太平天国运动。[2]

攘外失利

正在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等国再次染指中国。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廷提出修约等要求,遭到咸丰帝拒绝。[15] 故而导致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对清廷宣战,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攻占广州,但被击退。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以及英、法、美、俄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帝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劝诱,对英国则严词质问。谭廷襄奉旨行事,但是没有成功。[16] 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帝十分愤怒,但是不得不由批准。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17] 咸丰帝见大沽口获胜,尽毁《天津条约》。而后,英法调兵谴将,准备新的侵略。[18]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六月,向大沽口进攻,咸丰帝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和战不定,痛失歼敌的良机。[18] 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八月一日,英法两国舰队又一次抵达天津外海。法国也派出舰船40余艘,陆军6700人,而僧格林沁部署在大沽的守军总共只有10000人。为了避免纠缠,联军干脆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岸。僧格林沁为保存实力,下令南岸守军撤往通州。次日,英国舰队安然驶入白河。[20] 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之战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史称“庚申虏变”。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奕訢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17]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21] 次日遭到抢劫之后被焚毁殆尽。

崩逝行宫

咸丰帝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后,时刻关注京师的消息。在英、法议和退兵之后,咸丰帝一度有回鸾的打算,但是不久就打消了这一年头,最主要的是“亲递国书”一事尚未有着落,[22] 故而责成恭亲王奕訢尽快办理。此后咸丰帝又几次改变回鸾的旨意。主要原因除了夷人的因素,还有咸丰帝逐渐喜欢上了热河行宫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咸丰帝尤其醉心于戏剧。北京宫内的升平署成批的被召到热河。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起,“烟波致爽”殿每三天就要演一出。[23] 自从咸丰帝到达承德之后,肃顺与咸丰帝的关系更为接近,随侍左右。此时咸丰帝身体逐渐变坏,肃顺为了保证咸丰帝去世后政治不会发生大的变动,极力劝说咸丰帝留在热河。恭亲王奕訢与文祥等人见咸丰帝迟迟不回北京,而且热河还不时传来皇帝病重的消息,十分紧张。他上奏去热河请安,企图直接与咸丰帝见面,以打破肃顺的封锁。[24] 奏折受到肃顺的阻扰,由此恭亲王与肃顺集团的矛盾激化。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咸丰帝下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26] 。庙号文宗,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其后葬于清东陵定陵。

咸丰帝病死之后,其生前安排的政治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其子载淳年幼,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她与慈安太后和奕訢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后,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 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27]

为政举措

政治

整顿吏治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多方寻求对策。“文宗初基,东南糜烂,天下岌岌。朝廷怀恐惧之意而出之以端简,百官慑于大难之骤兴,瞻顾却立。[28] ”在这样的危急之下,咸丰帝勇于任用改革派官员,整顿糜烂的官场风气。咸丰帝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正当此时,“肃顺一人差强毅,敢任事。[29] ”向咸丰帝上疏提出乱世务必用严刑峻法的主张,为咸丰帝所看重。[30] 同时,咸丰帝罢斥了道光朝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贪位保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处决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员耆英。

重用汉官

清廷内部以文庆、肃顺为代表的中央官僚认为,只有采取以汉制汉的政策才能挽救清朝危局,不使用汉臣就无以摆脱这场政治危机。[30] 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胡林翼等自己组建团练,进而编练出一支新兴的私人武装,自筹军饷养活10多万军队,故肃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当然,给予汉族官僚以地方实权可能会导致中央集权的衰微,但不让曾国藩等掌握地方实权,不仅湘军似飞蛾扑火,自取一死,清王朝也难逃死劫。肃顺“两害相比取其轻”,决心重用汉士,暗助曾公。[31]

军事

镇压天国

道光帝死前一个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32] 咸丰帝即位后发展更为迅速,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咸丰帝对起义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坚决镇压。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咸丰帝听了肃顺和湖广总督吴文熔的话,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人组织勇营来对付。咸丰帝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补救八旗、绿营兵力的不足,先后任命了40余个汉族团练大臣。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令其协助湖南巡抚帮办湖南团练的寄谕。当时湖南兵力不足,湖南巡抚张亮基奏请选调乡勇,集中省城长沙加以训练,并委托团练大臣曾国藩办理。[31]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湘军开始进攻太平军。胡林翼远在贵州,咸丰看了吴文熔的奏疏,知道他能吃苦耐劳,畅晓兵事,马上同意吴文熔的要求,令他率领黔勇于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到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对于左宗棠,咸丰帝则令他自募一军,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帝终于依靠他们的湘军改变了形势,抑制住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

抗击英法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侵略利益,在咸丰年间,又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鸦片走私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咸丰帝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英法联军随即攻占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钦差大臣往通州和。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

经济

咸丰朝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1850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厘金制度出现之初,不但可以代替当时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使厘金局卡有随战区的变化“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因而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但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34] 。

外交

安内攘夷

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势,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35]

安内、攘外的次第与方法的决策,本来是朝廷的事,咸丰帝竟然谋及并非疆吏的地方官员,是否病极乱投医?其时清朝的形势确实是危机重重,太平军和捻军已搞得清朝焦头烂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进行。就是这种形势逼着咸丰帝君臣再次思考安内攘夷的战略大计,所以才在召见中谋及地方官员,并且坚定了他们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36]

签订条约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当时清军的防御重点在大沽口,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进而攻占大沽口。英法联军随即攻占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钦差大臣往通州和。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奕訢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轶事典故

巧斗奕訢

道光帝晚年时,传位的问题日趋临近,第四子奕詝和第六子奕訢成为了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而且奕訢天资聪明,深得道光的喜爱。侍读学士杜受田为咸丰帝的师傅,一心希望奕詝继位。他杜受田清楚地分析了两位皇子的长处,他认为,奕詝的优势在于仁厚孝顺;奕訢的优势则是聪明伶俐。而此时步入晚年的道光帝更需要的是一位孝顺的儿子,要牢牢地抓住这一点。

一次,诸皇子们随道光皇帝去南苑打猎。这可是在父皇面前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机会,但论射猎骑术咸丰显然不是六弟的对手,因此,杜受田告诉奕詝只要坐着看兄弟们驱马打猎,自己千万不要射杀任何动物,并教他怎样对父皇解释。打猎当天,大家都有所收获,皇子中奕訢的猎物最多,而奕詝却一无所获。当道光帝责问时,奕詝答到:此时正值春季,万物繁衍,不忍射杀,也不愿和兄弟们争个高低。他的回答深深打动了道光帝,道光帝一心想为天下百姓选择一位仁厚的皇帝,奕詝自然比盛气凌人的奕訢更和道光帝的胃口。道光就密写了奕詝的名字,放在锦匣之中。[2]

跛脚皇帝

据说咸丰帝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坠马伤股。经过上驷院正骨医师的治疗,留下残疾,行动不便。[37] 咸丰帝20岁登基后,便下一道旨令:每次退朝后,皇帝后走。只是有一次因为生气,忘了那道旨令,比群臣先走,这一秘密才被世人所知。

喜吃凉粉

咸丰帝爱吃凉粉。他微服私访,在大街胡逛,看到有卖凉粉的。他一口气吃了两碗凉粉。吃完后,直夸凉粉味道好极了。为了能天天吃这人间美食,便把卖凉粉的叫到了宫中,一连吃了一个月的凉粉。顿顿吃,天天吃,咸丰帝最后直接吃腻了凉粉,在短时间之内是不会再吃了。卖凉粉的后把祖传手艺传给了御厨,也好日后能随时为皇帝做凉粉。[38]

邂逅懿妃

慈禧获得咸丰帝的宠幸,由多重因素的综合效应所致。她天生丽姿,容貌出众。据德龄在《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中所记,古稀之年的慈禧“还是一个很美丽动人的女性”,一双手“不仅白腻,而且是极柔嫩,决不在我们年轻人之下”,由此可以推想,五十年前豆蔻年华之时的慈禧该是多么娇美出众。故而得到咸丰帝的青睐。

咸丰帝不少奏章便让慈禧代阅。因她书法不错,有“端腴”丰采,又“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慈禧于权力似乎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与敏感,她津津有味地做着这一切,还相机参与政事,为咸丰帝出谋划策。日子一长,就对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套运转模式了解得一清二楚,为日后的垂帘听政提供了便捷与基础。可以想见的是,没有这段执掌清廷政权的实习与锻炼,对政事一无所知,此后的垂帘听政便无法施行。[39]

躬行节俭

《南亭笔记》卷一中说,咸丰帝亲政的时候,和他父亲道光帝一样躬行节俭。有一次上书房的门枢坏了,内务府请求换个新门,咸丰帝没批准,说修理一下还可以继续用。后来门修好了,内务府的人报账说费银五千两。咸丰帝勃然大怒,下令讯问有关人员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的人见咸丰帝认真了,慌忙说数字报错了,是五十两,这事才算了结。另有一次,咸丰帝有一条新的杭纱套裤,因不小心烧了个约蚕豆瓣大的窟窿,太监说丢了吧,咸丰帝再三惋惜,说:“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尽量给补补吧。”后来才知道,这样补一下,下面的人竟然报销了数百两银子。听到这里,咸丰帝慨然叹道:“做皇帝想勤俭都不容易,何况是奢侈呢?”[40]

人物评价

总评

从一个帝王的角度来说,咸丰帝的资质在清朝帝王中大概能居中游偏上。他重用汉族大臣,严惩贪污腐败,改革力度超过了嘉庆、道光两代君主。[41] 从个人际遇来说,在历代帝王之中,咸丰帝的命运差不多是最惨的一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让他赶上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让他摊上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没落也让他碰上了,他驾驭的又是一条已经航行了二百年的千疮百孔的破船。他无处回避,责无旁贷又无力回天,为此痛心疾首,抱终身之恨。[42]

从政治角度来看,咸丰帝虽说是呕心沥血,用力改革,可还是没有挽回败局;再加上他下了很多错误的抉择,所以清朝还是那样千疮百孔。他的大变革没有取太大的作用。政治腐败,国库空亏,民生凋敝,兵将腐朽一个也没解决。他的疏忽太多了,他的最大的疏忽竟然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他没有阻止慈禧篡政,还加速了慈禧的篡政。[42]

其他评价

道光帝十分中意文宗之仁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43]

刘体仁《异辞录》:①文宗勤于政事,万几之暇,颇耽逸乐,王心弗善焉。②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44]

晚清重臣郭嵩焘:文宗初基,东南糜烂,天下岌岌。朝廷怀恐惧之意而出之以端简,百官慑于大难之骤兴,瞻顾却立。[28]

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等地的告示: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 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刑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十八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既未参预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45]

赵尔巽等《清史稿》:①文宗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②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46]

清末民初学者宗彝:文宗体弱,骑术亦娴。[47]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喻大华:①“咸丰在整顿吏治方面是个狠角色,处理官员的级别之高、力度之大比雍正还要厉害。”②“任贤擢才,洞观肆应”,改变了清朝实行了二百多年的“重满抑汉”的国策。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可是在当时,所谓“天下丰衣足食”,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咸丰皇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而他却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48]

著名历史学者茅海建:咸丰帝知道自己不是绝顶聪明,但绝不会承认自己不够当皇帝的资格,他知道了太多当皇帝的规范、原则、机谋、策略和秘诀,知道了太多的成功和失败的治国经验。他认为只要按照恩师杜受田的教诲,只要按照千年不变的政治教科书所阐释的经义,只要按照已创造出的“康乾盛世”的祖制,必然会创造出一片辉煌。他非常注重克己,尽量使自己的一切行为符合“帝德”。即使是对他个人的私行的批评,也最终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在历代帝王亦属罕见。[49]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看来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坚强的领导者,他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

相关争议

秘立皇储

道光帝秘密立储的故事,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一说:追思亡后而施恩其子。奕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有一首《清宫词》写她暴死,事多隐秘。传说道光帝十分悲痛,决定不立其他妃嫔的儿子,而立皇后生的儿子奕詝,以此告慰孝全成皇后的亡灵。二说:欲立奕訢而改立奕詝。传说道光皇帝宠爱奕訢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訢。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别长,猜想写的是“訢”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

《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同上面类似的故事:至宣宗(道光)晚年,以文宗(咸丰)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死因探究

先天不足

相传咸丰帝的母亲孝全成皇后(当时还是全贵妃)怀上他的时候,预产期在祥妃(皇五子奕誴母)之后。由于皇长子奕纬早逝,谁先生下孩子,只要是男丁,就会是事实上的庶长子。这样,不仅儿子多了一份问鼎皇位的筹码,连母亲也可以在争宠大战中占得先机。所以,全贵妃威逼利诱某太医为她下药,使她终于比祥妃提前几天生下儿子,就是未来的咸丰帝。但由于非正常手段,咸丰帝事实上是个早产儿,这就导致他终身身体不好。[51] 由于后宫妃嫔管理之严格,再加上全贵妃之已然得势,这一说法可信度实在不怎么高。但咸丰帝终其一生体弱多病,乃是不争的事实。

后天恶习

咸丰皇帝有四大不良癖好:

其一,贪美色。在避暑山庄,他依旧不问窗外风雨,今朝有酒今朝醉,只图自己逍遥快活。据书中记载:奕詝置兵败于不顾,携妃嫔游行园中,寄情于声色既聊以自娱,又自我麻醉。野史记载,山西籍孀妇曹氏,风流姝丽,脚甚纤小,喜欢在鞋履上缀以明珠。咸丰帝诏入宫中,最为眷爱。国难当头,他却依然沉浸于美色,不思进取。

其二,贪丝竹。他把一个戏班挪到承德 ,上午唱叫“花唱”,下午要“清唱”,天冷在屋子里演,夏天在“如意洲”演出。每天乐不思蜀。咸丰逃往热河避祸时,还不忘在行宫召集戏班为他演唱。有一次,他在演出中当众训诫演员称有一字读错。当演员表示旧的戏谱子上就是如此标注时,他答:“旧谱错了!”[52]

其三,贪美酒。咸丰贪杯,一饮即醉,而且大耍酒疯。野史记载:“文宗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者,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有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

其四,贪鸦片。咸丰即位不久,违背祖训,吸上鸦片,并美其名曰“益寿如意膏”。而且咸丰在热河期间常常吸食鸦片来刺激自己、麻醉自己。

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病重,临死前立载淳为皇太子,并命八名心腹重臣为顾命大臣。两天后,31岁的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烟波致爽殿一命呜呼。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即道光帝

母亲: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后妃

皇后

孝德显皇后(1831年—1850年),咸丰帝为皇子时的嫡福晋,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1850年1月24日)逝世,无子女。

孝贞显皇后(1837年—1881年),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光绪七年(1881年)暴崩,死因成谜,葬于定东陵。[54]

孝钦显皇后(1835年—1908年),即慈禧太后,名杏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崩逝后,即日尊为太皇太后,次日崩逝,葬于定东陵。

皇贵妃

庄静皇贵妃(1837年—1890年),他他拉氏,初封“丽贵人”。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卒,时年五十有四,谥曰庄静皇贵妃。葬于定陵妃园寝。

端恪皇贵妃(1844年-1910年)佟佳氏,宣统二年逝世,谥号为端恪皇贵妃。

贵妃

玫贵妃(1835年-1890年),徐佳氏,咸丰八年二月初五生皇二子悯郡王,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八逝世。

婉贵妃(1837—1894.5.17),索绰络氏,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十七日崩逝,终年约五十七岁。

璷妃那拉氏,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十日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逝世,葬于定陵妃园寝。

禧妃(?-1877年)察哈喇氏,光绪三年五月十六日卒。

吉妃王氏,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逝世,葬于定陵妃园寝。

庆妃(1840年-1885年)张氏,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初一日生,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初三日逝世,享年四十六岁。

云嫔武佳氏,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奉安。

容嫔伊尔根觉罗氏,同治八年五月十二日卒,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安。

璹嫔那拉氏,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光绪元年三月十二日奉安。

玉嫔那拉氏,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卒,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奉安。

常在

玶常在伊尔根觉罗氏,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卒,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奉安。

瑃常在,名氏未知。咸丰九年正月初四日卒。正月十五日彩棺奉移暂安。

鑫常在,名氏未知。咸丰九年五月初六卒,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奉安。

子女

长女荣安固伦公主,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生,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病死。年仅22岁。

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年号“同治”。

次子悯郡王,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初五,出生当日就死了,未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