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24.5节 谋而后动


这一日,康熙正在养心殿批阅奏章,少顷,他似乎有意无意地又翻开了恩师伍次友的折子。

康熙看着看着,竟情不自禁地小声读了起来:

“……臣以为四方不靖,当先以安内为要。不能定民,不可言靖藩;不能聚财,不可言兵事。东南波兴,天下板荡,则西北边患弥甚,实难骤然荡平。见事不疑,疑事不为,详虑而后行,则事鲜有不克之理。吾主乃天下圣君。自有明断。臣一管之见,不得之愚,敢不曲陈于陛下。

臣本疏旷散人,游历江淮、讲学山东,观士子之心,似已翕然向北,当勉心尽意,广罗人才,荐贤于庙堂,为吾主大业,竭奉绵薄之力。久违圣颜,时念不忘,对此孤烛昏焰,草章远呈,能不潸然涕下……”

康熙读着,泪水情不自禁地淌了出来。

自己的这位恩师,才真正够得上“居庙堂之高,心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啊!

康熙感叹不已,朕的每一言,每一行不是得益于恩师的教诲吗!

朕早已一连免了七个府的钱粮,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岁收入了。

朕并非沽名钓誉,朕恨不得天下掉下几库粮食来!但眼见春荒将至,百姓总得有充饥的东西才行,有吃的便有法度。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诸大臣也尽心尽力,为撤藩后引起的叛乱为朕尽职尽守。

户部大人米翰思尤其令朕感动。

地震修殿,朕跟他要钱,他一口拒绝,说府库没钱。朕很生气,正准备治他的罪。谁知道在朕正为撤藩后平叛所需响银发愁时,他竟一口向朕保证,说他户部有钱买粮,可以支用五年。

朕为了能很有把握地平定这次叛乱,遍征贤臣良士,索谋问计。尤其是周培公的谋略深得朕心。

周培公之才能实令朕佩服之极;

那日在乾清宫的一番畅谈阔论,朕至今记忆犹新。

“为将之道,”周培公说道,

“军火未升,将不言饥;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鼓一鸣,将不记身家性命……这都是通常之理。

“为将者代天征伐,以有道伐无道,纛旗一升,耗国家百万帑币,驱三军蹈死生不测之地也;值此非常时期,应施之以非常之道。

“仁义礼智信,对我则可;对敌则不可。对敌当施之以暴,诱之以利,欺之以许,残之以忍,无忠恕之可言。”

康熙听至此,插口问道:“你愿意做个什么将军?”

“臣愿为善败将军!”

“善败将军?”康熙吃惊地问道。

“对!”周培公振振有词地解释道:

“善败将军并非常败将军。淮阴侯韩信、蜀汉之孔明,皆善败将军!兵法所谓善胜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终胜——小败之后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再造胜势,比之项羽百战皆胜而乌江一战一败涂地,岂不好得多么?”

康熙不禁哈哈大笑。

周培公受到鼓励,不禁大为兴奋,双眸炯炯有神,接着说道:

“臣请以南方军事陈言!”

“国家一旦南方有事,会怎样呢?”

周培公双手相合,沉吟着说道:

“臣以为将以岳阳、荆州或南京为决战之地!”

“你说详细!”康熙将椅子朝前拉了拉。

周培公的目光好像穿透了墙壁在遥视远方。

“如叛兵调度得方,那他们就会以岳阳、衡阳为根据地,夺取荆襄,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由宛洛插向中原,会师于直隶。但现在看来,他们未必做得到。叛军中骄兵悍将居多,心思不齐,指挥不一,民心不从,这样的如意算盘打不好,臣以为他们只不过想划江而治而已。”

“我当以何策应付?”康熙目光深不可测,幽幽地审视着周培公。

周培公一笑。

“倘苦真的如此,主上当以湖南为决战之地,同时沿长江布八旗劲旅,稳定北方局势,以江西、浙江为东线,以陕西、甘肃、四川为西线,割断敌军联络,倾天下之力各个击破——如此跳梁小丑,敢不束手就擒?”

说到这里,周培公略一顿,又道:

“当然,要剿抚并用,恩威兼施。打仗的事,不单是两军矢石交锋啊!”

康熙听得是既紧张,又高兴。

面对目前局势,康熙不禁赞叹周培公的远见卓识是何等正确!

吴三桂“划江而守”的战略,迅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

在政治上,吴三桂“划江而守”的战略,使之处于被动的受舆论谴责的地位。自吴三桂山海关引清军入关大败李自成后,多尔衮统重兵进取北京,接着迁都于此,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斗争。

清军先后击溃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又颠灭了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请南明政权。至康熙初年,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大业(当时台湾有郑氏势力盘踞抗清)。

康熙即位,尤其是亲政以后,躬理政务,励精图治,采取了积极的巩固统一事业与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数十年战乱,土地荒芜,人民倍受战乱流离失所之苦,他们迫切希望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生产。康熙的所作所为符合了人民的要求,顺应了时势的发展。

正在此际,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发动了规模浩大的“三藩之乱”,使人民再次遭受战乱之苦。而且,更为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是,吴三桂兵驻长江以南,奉行“划江而守”的战略,并进而发展为“划江而国”。重演东晋南宋偏安江南半壁江山的历史,这对受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颇深的大部分中国人民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故口诛笔伐者四起,吴三桂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他失去民心,如何能成功?

在经济上,“划江而守”的战略,使吴军的财力物力步入了困难的境地。

吴三桂起兵在经济方面虽然已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由于坐失战机,未能速战速决,形成长期对峙,使已备财力物力耗尽。为了支付战争费用,吴三桂不得不对其占领地勒索搜刮,纵使将士烧杀淫掠。如此,又导致了人民怨声载道,形成恶性循环。

在军事上,吴三桂奉行“划江而守”的战略,致坐失战机,形势逆转。

吴三桂进抵湖南兵临长江后,曾有两个极为有利的时机。

第一个时机即吴三桂以迅猛之势攻占长江南岸时,清军虽作了某些布防准备工作,但尚未因御,且有惧吴之心。如果此时渡江北上,恐怕皇帝的宝座得易主了。

另一次是陕西王辅臣发动宁羌兵变后,数月之间,西北要地秦州、巩昌、定边、靖边、临洮、庆阳、绥德、延安、固原、兰州等地相继失陷,西北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甚至对北京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成为康熙最大的后顾之忧。

此时,清廷正集中全力在正面战场上抵御吴三桂的凶猛攻势。

可见,清军的主力几乎全在正面战场上。在此西北空虚的情况下。吴三桂若能审时度势地派出一员大将率一支主力部队由四川北上,再由西北出山西内蒙包抄京城;江南吴军再趁势渡江北上。南北夹击,最终胜负就很难预料了。

然而吴三桂没有想到这些,只派出小股兵力声援西北,未到却已被堵截。相比之下,康熙则先稳西北,再集中攻击江南,比吴三桂集团在大局判断上要高出一筹。

由于骤然停顿自守,大周国内江尖锐化,尚之信、耿精忠各怀鬼胎;王辅臣也难以自保;孙延龄则不能调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