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督粤之初，正逢中法战急，“自到任以至解严。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心血过伤，肝脾俱病，战争结束后，请假一月，一面经理职守，一面设法调治。但繁重的政务容不得他稍为喘息。”千条万绪，纷至沓来，无一非棘手之事，无一有可循之例，……仍复夜以继日，寝馈不遑。并无片刻休息之时”。督粤五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睹成功者，真徼幸也。”治粤政绩，确为世人共睹。
（一）理财艰辛
广东财政，素来艰窘。之洞初抵粤时，偌大一省，藩库存款不及五十万两，善后局欠债无算。而战争机器的运转和各项洋务事业的兴办，又无不需要巨额用度，战争期间为本省海防而借洋款约五百万两，为滇桂台越各地防务借洋款四百万两。九百万两的巨额债务原定由各省协拨摊还，但战后户部却奏请由广东一省独立归还，这更是之洞的不堪重负。但他多方筹措，开源节流，甚至不惜冒劣政恶名，开“闱姓”赌捐，历尽艰辛，不仅从根本上扭转粤省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而且做到略有节余。临去粤时，存现款银正项银二百万两，书院书局杂款银五十余万两，面交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时中外哗言之洞在粤滥用巨亏，李至是愕然大惊服。“肃然起立，长揖以谢。”
在广开财源方面，之洞采用以下办法：
向官商筹集资金。为筹建枪炮厂，之洞知道直接要求政府拨款，或者动用海关关税都行不通，他便向广东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募集捐款。原来，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 年），文武官绅商贾捐款八十万两，充作海防经费，定造了“广甲”、”广乙”等兵轮。这时之洞召集官绅、盐商筹议，将此种捐款“接续劝办”。各官绅商“以款巨力继，颇形观望”，之洞“竭力开导”，始允续捐三年，以供建厂之用。
整顿税收，缉查走私。之洞查出广东税厂隐弊有“黑钱”（税官勾结商人少报货量以偷漏税）、“人柜钱”（包揽人插手商人与税官之间，偷税分肥）、“办用钱”（税厂于正税之外另向商人加收银两以中饱）等十余种，其舞弊银额竟超出正税！之洞取消税厂的包揽制，各级税务官员均由官府派遣。又行三联单制，商人完税执单，税厂凭单按月报帐，革除一切苛税。之洞先后整顿肇庆、潮州、黄江、梧关等税厂一，将增加的税金收入分别用于筑台购炮、兴修堤工等事业。
对于华洋商人勾结走私，之洞也予以严查。光绪十二年（1886 年），有英人勾结华商走私鸦片，之洞下令查封参与其事的洋行，并通过外交途径，驱逐英国不法商人。
开“闱姓”赌捐。”闱姓”赌博是两广地区的一种劣习。它起源于山紫村机房中人“斗彩”，以猜中闱场考试士子中式之姓的多寡赌输赢。起初以文武乡试榜中小姓为赌，赌注不过百钱，后逐渐扩大规模，开局收票。咸丰年间，广东巡抚郭嵩焘令其罚缴款项，以充军用，后又准其立案，招商承办。这无异于官府认可”闱姓”赌的合法存在，因而愈演愈烈，由乡试推广至会试，以及学政的岁、科考试。”闱姓”赌不同于一般赌博形式，它利用科举考试来进行，给人以“正规”、“高雅”、“公平”的错觉，不仅一般平民，而且社会中上层人士也多有参加。它类似于买“彩票”，因而又不受名额、金额的限制。因此，“自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股、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每值试年，群情沸腾，赌票金额为数钜万。赌商因之大发其财。是，赌商甚至勾结考官作弊，以操纵科举中试，从中攫取暴利。无论从哪方面看，“闱姓”赌博都危害巨烈。因此，历任粤督都奏请严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赌商们相率转移至澳门设局。缴纳巨额赌税于葡萄牙殖民当局。澳门方面坐享其利，当然乐得为其提供庇护。
之洞督粤之时，为救燃眉之急，不得已想到开“闱姓”赌捐的筹款办法。光绪十一年（1885 年）四月二十日，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
闱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光绪元年申禁以后，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藉此巨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澳为粤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饷。此时饷源无出，亦可籍纾目前之急。
之洞当然知道，一旦正式宣布解禁，“闱姓”赌风之炽将更为嚣张。运用这种手段来筹措资金，必然为自己的政敌提供绝好的攻击口实。但是，“据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呈办，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如此巨额的款项，对于囊中羞涩的之洞，实在太具诱惑力。为了军政大局之急需，个人毁誉也就在所不惜了。他先后从”闱姓”赌捐中抽出上百万两，分别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加固堤防。
在缩减开支方面，之洞于中法战争之后，立请裁军以省军费，又革除税厂例向官府交纳的“充规”、“节礼”、”季规”、“堂礼”等款项。为倡导廉洁之风，在兼署广东巡抚时，他于抚署后园，辟畦种菜，筑草亭于其中，其榜联云：“稼墙艰难君子教，菜根风味士夫知”，一时传颂士林，流为美谈。之洞督粤五年，经手款项数千万计，均秉公从事，不染私利。光绪十九年（1893 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出于宿怨，弹奏之洞于两广任内“恣意挥霍”，“亏耗国家帑项及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万两”。朝廷命继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核查事实，李据实复奏：
取之于关蠹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而非抑勒于富家；用之于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销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得为苛。针对当时对之洞督粤理财的种种非议、讹传，李瀚章进一步辩释：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烦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误也。此系公平之论。
（二）社会治安
广东濒临外海，“粤洋向来多盗，廉琼海面以九头山为巢穴，省城六门内外海面以香港、澳门为逃薮”。粤境多山，又为群匪出没之地。中法战后裁军，大批游勇流入社会，更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加之粤省“民情强悍”，宗族、村落之间的大规模血腥械斗更是此起彼伏，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重。之洞在《查办匪乡折》里分析：
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日盗劫，一日拜会，一日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斗，斗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芽日盛。
为了绥靖地方，之洞以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诸“匪”，这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人民群众正义反抗的屠杀，如派冯子材镇压琼州陈钟明、黄清起义，但大多数仍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措施。
广东沿海海盗出没，十分嚣张，他们装备洋枪洋炮，行动敏捷，不仅劫掠过往商船，而且公然与官军摆开阵势对垒。形势不利时，则逃往港、澳，托庇于外人。之洞令冯子材率军于光绪十二年（1886 年）直捣海盗巢穴九头山，击杀惯匪多人，重挫海盗气焰。对于各地缉拿到的盗匪，之洞下令“无论水陆，不分首从，凡有案情重大罪于斩枭斩决者，一体照土匪马贼会匪游勇章程先行惩办”，“就地正法”。
广东的械斗，历史久远，情形惨烈。其名为两族两乡互斗，实则临时雇募土匪盐枭海盗及专习此业之游手亡命之徒，号召者或数百人或千余人，附和者或数村或数十村。所持武器，不仅有刀枪剑就，甚至装备洋枪洋炮。一旦攻入对方村落，即恣意焚杀搜抢，所烧房屋动以数百间计，所杀人口以数十命计。不少村落经一次械斗，即丧失数年乃至数十年聚集起的资产。
对此民间恶俗，之洞援引同治六年（1867 年）清廷惩办天津“锅匪”成例，严厉禁绝。“四命以上绞立决，十命以上斩立决，二十命以上斩决枭示。”对其主谋者，敛财纠斗者，受雇持械帮斗审明素行不法凶暴显著者，无论杀伤几人，均照土匪例，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对于胆敢阻挠官军制止械斗者，也“立予格杀”。
另外，之洞依据“夫杀一贼不如使民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的一贯思想，在运用”铁腕”的同时，也注意采取停沙田各捐，革除税厘之弊，禁“白鸽票”赌，抑制强豪势力以及办校兴学，倡导“教化”等安抚措施，双管齐下，维护治安，取得相当成效。
（三）开发海南
海南岛为我国第二大岛。西汉时，中央政府即在此设置郡县。明代于海南设琼州府，清代改置琼崖道，辖三州十县，隶属广东省治。虽然咸丰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规定海南开放通商，但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甚低。张之洞在督粤任内，对开发海南予以相当的关注，并取得一定实绩。
黎族是海南的土著居民。由于清政府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黎族同胞与官府关系十分紧张，武装抗争时有发生。之洞专门设立”抚黎局”，一方面弹压反抗，另一方面也采取筑路垦荒、设市贸易等“安抚”措施。又从黎族上层人士中任命村、峒行政首脑，“以黎治黎”，缓和矛盾。
光绪十三年（1887 年）二月，之洞拟订《抚黎章程》十二条，作为开发海南的纲领，奏请实行。《章程》规定“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健全户籍制度，设置黎族土司，听任自治。保护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不许侵夺，违者严惩。鼓励发展经济，新开田亩三年内免征赋税，于黎族聚居区开设“义学”，延聘塾师教以汉语汉文，”渐被冠裳之化”。他还对琼州道台予以具体指导：
琼事平浅而细密者三：抚良黎筹耕具一，确议永靖土客之策二，选牧令筹津贴三。博大而繁重者三：入山恳田一，伐木通商二，详查昌化矿情形三。开路未尽事宜三：修坚固大木桥梁一，要隘速设碉卡防守二，于数十里冲要，宽平处造板房草棚数十间以棲行旅，即就其处立墟市以利民黎三。
为开发海南经济，之洞制订一系列鼓励办法。“黎地未开上腴何止数十万亩，无论商民，听其择地认垦，分清经界，报官给照，三年内免其升科。”个人认垦千亩者，授把总职，万亩以上者授千总职，三万亩以上者从优给予奖叙。为鼓励开采森林资源，规定“凡由琼州出口木材，三年之内所有关税、厘金暂行宽免。”对于商人开采昌化县内铜矿，也给予税厘方面的优惠。
海南山多林密，交通不便。之洞令于全岛新开大路十二条，纵横连网，路宽一丈六尺，险峻处亦不得窄于八尺。“奥区荒徼，辟为坦途，人以为便。”为加强海南防务，又铺设琼州至廉州海底电线，以速军报。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之洞乘兵轮亲临海口，视察军务，指示加筑炮台，添置巨炮，以杜外人觊觎。
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海南文教十分落后。之洞除于黎区广兴义学，教以汉语汉文外，又于光绪十二年（1886 年）十二月专上《请编定琼州乡会试中额折》，奏称“海南风气近朴，游学不易，以故近十年以来每科乡试大率七八百人至九百余人，往往竟无一人获隽”。为激励海南学子进取之心，之洞奏请从广东全省中式员额中，划出专门名额给海南，“每文武科乡试编为玉字号，取中三名，会试取中一名”，“愚民诗书被泽，不为异端邪说之归。”
（四）保护华侨权益
起自明代，东南沿海便有贫苦者出洋谋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为满足本国的劳务需求，更是不择手段，在广东、福建等地拐骗、利诱，甚至绑架中国劳工出洋。咸丰十年（1860 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中国政府应”毫无阻禁”，华人出洋更趋普遍。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辛勤血汗，为侨居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而且不忘故国，致力于造福桑梓。广东是华侨出洋最多的地区，侨眷遍及全省各地。注意保护华侨权益，是广东地方长官不同于其他方面大员的特殊职责。之洞对此十分关注。他说：中华人民散处外洋各埠，略分工商两途，百年以来生聚日盛，虽侨居异域而频年捐赈捐饷，不忘本源，深堪嘉尚。特以谋食地方，漫无统属，不免为他族欺虐，大约海外各国之待华人情形虽不一致，而意存畛域则一，有官申理则共庆来苏，无所控告则苛虐殊甚。
为此，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保护各地华侨的权益，作出极大努力。
光绪八年（1882 年）以后，美国各地日渐掀起排华浪潮。原来，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数十万华工先后赴美，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耕作农事，经商贸易。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发生，劳务市场紧缩，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排华运动漫及全美。1882 年，美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更助长了各地的排华浊浪。光绪十一年（1885 年）以后，张之洞先后从驻美公使郑藻如、香港东华医院、旧金山华侨会馆等不同途径，了解到华侨被虐杀，商店、住宅被焚毁，资产被掠夺的悲惨处境。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一地以及世界各地数百万华侨的权益，而且关系到沿海侨眷聚居地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张之洞在奏折中指出：“假如将此十余万华民尽行驱归中国，沿海各省何处容之，既属可闵，亦多隐忧。此外南洋诸埠设皆踵事效尤，何堪设想。”他急电总理衙门，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方面提出停止暴行、严惩凶犯，赔偿损失，抚恤死难者等严正要求。同时，他还亲函美国公使，申明广东境内亦有美国侨民，如美方不停止排华活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以示惩戒。
东南亚地区，华侨分布最广。为保护这一地区的华侨权益，之洞建议朝廷派出专使，巡历各国，“宣布德意，联络商董，访查情形”，与侨居地当局会商保护华侨事宜。又推荐“皆习洋务”的记名总兵王荣和、候选知府余为专使人选。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光绪十二年（1886 年）七月二十七日，王、余从广州起程。他们历时一年，行程五万余里，先后巡查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澳洲悉尼等二十余埠，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同当地政府就华侨问题谈判。归国后，之洞听取王、余报告各地华侨境况，又建议朝廷于华侨聚居区派驻领事。光绪十三年（1887 年），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临行前，之洞专购经书令其携往，“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札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
张之洞对远在异邦的华侨关怀体恤，并以母国传统文化相感召，显示了一种博大的襟怀和深远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