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6.2节 “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他兴学育才数十年,目的始终如一,即培养思想立场“卫道”,知识能力“开新”的忠实干练的“经世致用”之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光绪二十八(1902 年)年十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

张之洞在论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时,并不是将这三个侧面等量齐观、并行论列。他特别强调“体用兼赅,先后有序”,显然是以德育为体,以智育、体育为用;以德育领先,以智育、体育随后,这既是张氏本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体用观的表现,也直接因袭了中国的德化主义教育传统。张之洞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强调德化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意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堂歌》,阐发体育—德育—智育的要旨,刊印一万五千份,颁发至各学堂。其歌唱曰: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

关于德育,张之洞将忠君爱国列为首要。光绪元年(1875 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书中说:“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世祖皇章卧碑八条,圣祖皇帝圣谕十六条尽之,凡属上林,恭敬遵守。”二十余年之后,他已由旧式官僚转化为洋务大吏,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忠君爱国的德育主张不曾改易。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他在《劝学篇》中以更为急切的态度,更为明晰的语言申明:“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他的德育思想,“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1903 年),他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仍然规定“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

以上主张在今天看来,多为过时之论,不过,张之洞的德育思想在一般道德品行的培养方面,也蕴含若干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他在《輶轩语·语行》中所论列的德行谨厚(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人品高峻(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立 志远大(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满,立志希古,不随流俗)、砺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等等,在今天仍可参酌。

张之洞反对将学生培养成“高而不切”,“不知时务”的“陋儒”,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忧乐,树聋国利民的襟怀抱负,以此作为德育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务,方为切实经济。”讲求“切实经济”,明于时务,正是中国教育“经世致用”传统的发挥,同时又暗合近代社会对于学校教育,人才素质的实用要求,表现出张之洞德育观的开明性。

关于智育,张之洞的思想变化轨迹十分明显,但要而论之,终不离“人才维国势”的根本宗旨。

历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期间,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囿于传统儒学的轨范。这在他的《輶轩语·语学》中有充分显现。该篇列举“为学之道”有四:一通经,二读史,三读诸子,四读古人文集。显然,此时的张之洞头脑中的“智育”概念,完全以中国传统学术所涉及的领域为限,以其重心为重心。“通经”被列为智育的首要内容。虽然从纯粹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分析,《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不乏精彩之处,如读书宜读可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的“有用书”;为学忌分门户,“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等等,但若从开发青少年智力以建设近代国家而论,此时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实在过于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光绪八年(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起步,张之洞开始向洋务大吏转化。在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开发商务、编练新军等一系列“求富”“求强”以振国势的洋务活动中,张之洞对于社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的知识结构、素养、技能,有了日益丰富的新认识,因而他的德育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他逐步意识到,传统教育传授给学生的“修齐治平”功夫,显然不敷时用,社会急迫需要的,不是泥古不化的迂儒,而是“道义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的于才。要培养这样的全面之才,“智育”的内容必须扩充,结构必须调整,重心必须转换。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他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说:“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他决定在储才学堂内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繙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此时张之洞对“智育”的理解,可以《劝学篇·外篇·益智》为代表:

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他接着批评道:“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农、工、商、兵等各门专科知识作出真切反省。对照二十余年前《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已大相径庭。此时他所认定的“智育”内容,远远突破经史子集、修齐治平的狭窄、陈腐范畴,而以“新旧兼学”,“政艺兼学”为标帜。所谓“新旧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又要学习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所谓“政艺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之学,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之学。从所列科目的广泛、完备看,近代教育的“智育”内容,至此已基本定型。

张之洞此时的智育思想有两点应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他之所以大大拓展智育的范围,完全服从于“人才维国势”的根本目的,所谓“智以救亡,学以益智”。他声称:“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他之所以提出仿效西方广开“专门之学”,主要是出于开办多种“洋务”事业的急迫需要,而并非出于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起近代教育的“智育”理论体系。

其二,正因为张之洞的“智育”服从于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的目的,所以在“开新”的同时,又留有顽固的“卫道”尾巴。其典型例证是,他在自己开办的第一所近代课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中,要求学习管轮、驾驶、马步、枪炮、营造专业的学生于“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经史,试以策论。”这种不伦不类的课程安排,丝毫无益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但它却真切的反映出张之洞智育思想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关于体育,正如《学堂歌》所唱,张之洞将其视为教育“第一桩”。为了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张之洞在拟定的《学务纲要》中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对此,张之洞的好友、军机大臣瞿鸿机(1850—1918)表示异议。之洞致信瞿鸿机,说明“学堂兵操万不可少。……所谓兵式体操者,乃操练步法行列并演习放枪之式,若无枪械,即操法不全。……此乃环球各国办学者第一注意之事,在中国今日学堂尤为自强要端”,“似不宜删除也”,在他主持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中,各年级均设有体操课目。

出于“卫生先使民强壮”的考虑,张之洞一向对摧人体魄,毁人精神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早在抚晋期间,他就严禁在校诸生吸食鸦片,规定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订《学务纲要》,又专立一条:“查洋药为鸠毒之尤,各省学堂均应悬而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