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评传》14.3节 “用兵之道”


左宗棠善于讲求“用兵之道”。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

左宗棠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向来主张“规摹局势,先后缓急”①。还在浙江镇压太平军之际,左宗棠便“亲履行阵,于军情、贼势、地形刻意讲求,颇有所悟”②,从而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其战略意识不断成熟。在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时,他的基本战略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他指出:“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因此,他主张先进剿捻军,然后镇压陕甘回军。他还认为:“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③这就是说在镇压陕甘回军的过程中,以进兵陕西为先,然后进取甘肃。当阿古柏匪帮侵入新疆,俄国又派兵占据伊犁后,左宗棠积极“筹布出关大略”,认为:“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①他还指出对新疆局势应“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②。左宗棠制订收复新疆的战略计划正是在认真“规摹局势”后作出的。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③因此,“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著手。”④“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⑤这样,先攻北疆,次取南疆,然后索还伊犁,形成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正确战略思想。

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方面,左宗棠主要强调了“布置后路”、“缓进急战”两个方面的问题。左宗棠一贯主张布置和严防后路,以便前线军队能够长驱直入,无后顾之忧,层层推进,稳扎稳打。他在浙江同大平军作战时说:“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①他在进兵陕甘的过程中也说:“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②特别是在收复新疆的用兵谋略上,左宗棠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方面的思想。他在玛纳斯南城既克,北路一律肃清的情况下,认为“官军方图下兵南路,扫荡而前,北路所宜筹者防,南路所宜筹者剿,大致判然。……主剿之军,步步向前,步步顾后,克复一城一堡,即宜分兵驻守,要隘冲途,均须设局防护,以通运道而速文报。程途愈进愈远,兵力愈分愈单,其不得不预筹增调以为之备,固也。”③正是鉴于底定南疆路途遥远,保固后路更加困难也日趋重要的特点,左宗棠一再强调指出:“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其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譬若兵器,丰其本而锐其未,锋芒自无顿挫也。”④他还指出:“实则用兵之道,前进必须先固后路,坚扼乌垣等处关键,庶规取南路得以一意驰驱,论功固无防剿之分也。”⑤

“缓进急战”是左宗棠总结出来的颇为有效的用兵策略。所谓“缓进”,就是在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部署;所谓“急战”,就是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速战速决。左宗棠说:“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①这表明他不同意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的做法。他在收复南疆的战略准备方面可以说有独到的见解。刘锦棠率军于光绪二年(1876 年)秋克复乌鲁木齐之后,认为已基本肃清北路,从而主张急于出师南路,拟进兵事宜8 条,请左宗棠批复。左宗棠指出:“以见在局势言之,则今年万元进兵之理。总统新病甫愈,将养复元尚须时日,所部患病甫痊者亦多,非缓养不可即戎,一也;玛纳斯南城未复,助剿之军未能归营,二也;蜀军、嵩武转运军粮于药未能加以迫促,三也;古城采运不能迅速,民车民驼既经周守迫压从事,人多逃散,见难招致,而伏贼四出,劫掠频仍,人皆视为畏途,该总统前存之粮尚未运竣,后采之粮凭何转挽?四也;节届大雪,冰凌载涂,南进之后战事、运事均难着手,而人马已形困瘁,五也。思之,思之。察看情形,通筹利病,进兵之期非俟明岁春融不可。天时人事皆显而易见,智勇所不能违。”从左宗棠的这段批文内容来看,“缓进”即做好准备和部署要充分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投入战场的兵力和将领的状况,需要经过养精蓄锐,然后才能发动下一个战役;二是要集结优势兵力配备和补充好军队的武器弹药和粮饷;三是应详察天时地利,根据自然气候的变化选择有利的进兵时机。“惟进兵虽俟明春,而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如此则明岁春融师期不致再误,而局势仍以缓进急战为义,可以制胜矣”①。左宗棠重视与强调“缓进”,意在为“急战”做充分的准备,一旦准备得当,时机成熟,便“取急风雷雨之势”②民因而他把“缓进急战”视为克敌致胜的法宝。“急战”是吸取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讲的“速战”主张,强调在“缓进”的过程中速战速决。

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③“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④孙子这种兵贵神速,以速战来解决战争的战略思想颇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和汲纳。左宗棠既继承这一思想的合理因素,又针对用兵新疆地域广袤、行程较长的特点,根据自己多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在缓进中求速战的战略思想,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战略方针”⑤,同左宗棠的“缓进急战”主张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左宗棠能够成功地完成收复新疆的壮举,可以说是他“缓进急战”策略思想的实践结果。他自己也总结说:“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①

左宗棠用兵之道所坚持的原则是一个“慎”字。他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希望“诸君其勉之又勉,毋以逆耳置之。”②左宗棠在督率军队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无论在制订和实施战争谋略,还是在运用战术方法方面,都尽量做到“慎之又慎”。③他指出:“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著不得。”④他尽管对收复新疆抱有充分的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却仍怀抱慎重的念头,强调在执行战略的战术安排上应重视敌人,认为“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⑤。“贼势虽甚衰弱,然悬军深入,不可不倍加审慎,能劲气直达,而又后顾无虞,庶免差错。”⑥左宗棠还常常告诫部将即使在胜利在望之际,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骄傲,务必谨慎。他反复指出:“惟事到将成,尤宜加意稳慎。须饬诸将勿争功好利,致有贻误。”⑦“南疆勘定有期,幸稳慎图之为要。”⑧“官军即会攻喀什噶尔,兵力足资分布,大功告成为期定当不远。惟屡捷之后不期骄而自骄,当时以此申做所部,勿忘敬慎之义。是为至要。”①“功到垂成之际,更宜小心,随处随时详审周密,庶免疏虞。‘慎’之一字,彻始彻终,不可忘也。”②左宗棠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很少失误,当归因同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慎以图之”的原则。

在左宗棠的戎马生涯中,他逐步由独当一面的领兵将领发展成为统帅一方的军政大员。他作为一名将领,在战略战术的谋划方面要亲自过问,正如他所说:“臣自咸丰十年忝任军寄,军中事无巨细,均出亲裁。营务人员非别将一军,独当一路,遇有军事,皆须咨禀而行。”③但他成为率领各路大军的统帅后,则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左宗棠认为:“军事胜负,难以预决。然必彼此互相知照,战状毫无虚饰,庶主兵者得以随时布置,克协机宜。”④因此,在进军新疆时,“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⑤。他还强调:“兵事无遥制之理,缓急之宜,分合之用,惟该总统相机酌之。”①这表明左宗棠并不是揽权独断、我行我素的武夫,而是一个善于用将的高明军事统帅。他认为战略的制订并非难事,关键是怎样去实施战略目标,如何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对于两者的关系,他的阐述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指出:

“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儿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只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臣自忝预军事,至今阅时颇久。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算”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挚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矣。”

左宗棠不仅于此重申了其善审机微和慎之又慎的主张,而且着意阐述了兵事“断无遥制之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才能。左宗棠“精择出关之将”,选用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事务,目的也在于此。他在谈论营务处的作用时说:“军中以营务处之权为重,而委任之意却难尽同。……大抵营务处之设,有隆其事寄者,亦有等诸虚设者,得其人则崇其事权,虚衷委任可也;不得其人则躬亲经理一切,战事则与各统将谋之。取其更事多、阅历久,任事之人即论事之人,尤无隔阂之可虑也。”②刘锦棠恰是得力的人选。左宗棠称赞刘“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近察其志虑忠纯,尤堪重任。现令率所部老湘全军从征,并委总理行营事务,俾随征各营得有禀承,庶资展布”③。他委刘锦棠以前敌全权指挥权,强调:“师期迟速,一听该总统酌定,本爵大臣阁部堂不为遥制。”④刘锦棠也未负左之厚望,“每战身先士卒,忠勇奋发,独出冠时”①。他在率军进击南疆阿古柏匪帮的战斗中,“筹策之周,赴机之速,古今未尝有也”,以致左宗棠在肃州大营“一俟接到贵京堂详细续报,红旗驰报,仰慰宸廑”②。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务令王诗正率楚军援台时,也嘱其到台后可根据“军情瞬息千变”,一旦“机会可乘”,要“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③。

左宗棠在用兵的过程中非常讲求阵法,其中最典型的是采用了孙武的“常山率然”之阵。孙武说:“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④左宗棠指挥收复新疆的战斗中,正是从古之“常山率然”的阵式中汲取养料。结合新疆地方的山川形势,排布用兵法式,屡屡获胜。他曾这样描述道:

“自肃州、嘉峪关以抵吐鲁番,自吐鲁番托克逊以抵库车,皆防军也。自库车至阿克苏、巴尔楚克,为且防且战之军。自巴尔楚克、玛纳巴什以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则主战之军。常山率然势成,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象。”①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观的战争场面就这样布置起来了!

左宗棠在战术的确定和应用方面主要采取了“分道进捣”即分进合击的方法。他在进剿捻军时,认为应当“视贼之所向,随时随地分三支,一拦头,一击尾,一横截”②。左宗棠在用兵陕甘和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也分别使用了“三路平回之策”和“三道并进”的进攻战术,通过分进合击,互相呼应,以实现“终归于合”的目的。他指出:“曾文正、胡文忠曾力主兵不宜分之说,虽老成慎重、阅历有得之见,然弟每与之争,谓当看贼势轻重,贼踪整散因而定计。又必择能当一面者分任,然后有分兵之益而无其弊,若守定不分之义,亦未免坐昧机宜,攻吐鲁番必两面下手,虽系暂分,终归于合”。③因此,他指示刘锦棠说:“明春进兵,以道路远近计之,大约嵩武军先进,蜀军次之,湘军暨马步各营乃鼓行而前,仍应由该总统先约师期。盖以三道井进,须克期会集,非数千里外所可遥制。”④攻占吐鲁番、达坂、托克逊三城后,左宗棠又认为下一步“分道进捣喀什噶尔,及嵩武进规叶尔羌、和阗,安远军进驻库车、拜城,均合机宜。”⑤左宗棠提出分兵进击的战法,恰是以三支力量相对强而有力的军队,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其要取得的结果是“克期会集”、“终归于合”。对左宗棠的这种作战方法,杨昌浚曾评述道:“其行军也,分三道并进,使诸回各自顾,莫相应援,而后出奇以挠之,蹈瑕以攻之,招降以携之。当机决策,因应无穷,而胜算乃独操矣。”①

在左宗棠的“用兵之道”中,他把军队的后勤供应问题看得十分重要。首先,左宗棠强调了后勤工作中的三要素为“筹饷”、“筹粮”、“筹转运”。他认为在西北地区作战,“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②。因此,他每在筹画用兵方策时都事先把这三件事办得有着落才可放心。他还进一步指出:“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古今不易之局。而采粮、转运两者,尤非实饷到手,无从筹办。虽有良将,不能点铁而成金;虽有神兵,不能煮沙以当粥。迨军士因饥致溃,伍籍空存,搜括民粮以为食而民亡,强募游手以充兵而兵废,卒至战不能战,守不能守。”③其次,左宗棠阐述了后勤工作对实施用兵方略的重要关系。他指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千钧之驽,必中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疾与失之徐,亦无异也。”④再次,左宗棠认为对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应与前敌将士一视同仁,“一体论功”。在左宗棠看来,“转馈之功,岂出于战伐下哉”①。因此,他强调指出:“转运、采办各局,遍地设立,非实心奉公、廉能耐苦之员,不足以胜繁剧而任艰险。然有志之士,无不争赴前敌军营,以图自效,至于后路差使,翻党委任乏才。臣因多方激励,许以经理无误,当与前敌一体论功,而后鼓舞奋兴,军用无缺。”②所以,左宗棠在每次褒奖“打仗出力”的将士时,也对那些“不避艰险,设法运解”军火、军装、军粮的“著有劳绩”人员“一律奖叙,以昭激劝”③。他还认为“于前敌将士保案宁从其薄,而协解之劳未敢或忘者,亦义在则然也”④。这种注重加强后勤保障的主张,对于前线的作战是有利的。

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8 页。

② 《复奏筹画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37 页。

③ 《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72 页。

①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3、177 页。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

③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1 页。

④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

⑤ 《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1 页。

① 《复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27 页。

② 《答陈舫仙》,《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五一。

③ 《请裁汰北路征军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577 页。

④ 《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应办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73 页。

⑤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1—392 页。

① 《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9 页。

① 《湘军刘总统禀病痊筹议进兵南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84—385 页。

②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3 页。

③ 《孙子·九地篇》。

④ 《孙子·作战篇》。

⑤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0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① 《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04 页。

②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67—168 页。

③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67 页。

④ 《答刘峙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八。

⑤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七。

⑥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九至十。

⑦ 《雷提督正绾等禀全剿峡口获胜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17 页。

⑧ 《湘军刘总统禀攻克达坂城擒获安集延夷人押解肃州监禁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9 页。

① 《湘军刘总统禀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3 页。

② 左宗棠《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6 页。

③ 《复陈定边安定失陷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4 册,第 329 页。

④ 《巩秦阶张道瑞珍禀请兵援剿甘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33 页。

⑤ 《会报抵兰出塞日期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0 页。

① 《总统湘军西宁刘道禀筹办防剿各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71 页。

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8 页。

② 《湘军刘总统禀周道汉闻赴回籍请遴员接办营务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8 页。

③ 《请敕两江迅解老湘全军月饷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330 页。

④ 《湘军刘总统禀攻克达坂城擒获安集延夷人押解肃州监禁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9 页。

① 《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5—416 页。

② 《湘军刘总统禀克复喀什噶尔叶尔羌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7 页。

③ 《派员援台并会筹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至四四。

④ 《孙子·九地篇》。按:常山指恒山,是五岳之北岳。

① 《剿除沙雅尔逆回分道进规喀什噶尔各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801 页。

② 《与李少荃宫保》,《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③ 《与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一四。

④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3 页。

⑤ 《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6 页。

① 《平定关陇纪略序》,《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244 页。

② 《料理西征就绪即行赴京陛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761 页。

③ 《请敕各省力筹协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4 册,第 97 页。

④ 《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473 页。

① 《答刘岘庄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

② 《请奖各项差使出力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134 页。

③ 《遵保南路官军出力员弁勇丁暨采运制造各项差使人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141—142 页。

④ 《答刘岘庄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