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2.3节 “经世”、“务实”学风


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因其所矣。”张之洞的学风,亦大受时代熏染,以经世、务实力其特色。

孔儒之学素有“经世”传统。经世,即治世。孔子一生栖栖皇皇,为的是按照周礼的模式匡救时弊,以成大治。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均服从于这一终极目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从根本上看,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人,也非亟亟于名物训诂的学者,而是全身心地考察伦理一政治问题,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广为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也不是为了培养徒托空论、不切实际的学究冬烘,而是为了造就经邦治国的栋梁之材。他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

儒学“经世”,又以“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为其完美体现。“内圣”,是讲求主观伦理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达礼治,行仁政,以求天下大同,这便是“外王”。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本浑然一体。其后孟轲侧重于“内圣”之学,荀况侧重于”外王”之学,儒学“经世”走向,遂生歧义。

汉代以后,儒学取得学坛正宗地位,其“经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儒学“经世”传统及其社会实践的生动概括。

宋、元、明三代,正宗儒学以“理学”形态行世。理学家讲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大谈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鬼神、死生、无为、无欲等等。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高足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有关“性与天道”的高深哲理,成为理学家们全力探究的中心问题。理学极大地发展了思盂学派的“内圣”之学,使之哲理化、精微化,理论形态臻于烂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理学将学术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盂时代的伦理一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从而严重削弱了原始儒学“内圣”落实于“外王”的“经世”功能,正如梁启超所论: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

宋学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为其终结,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绝好表征。明亡于清,士人于学术方面查寻祸根,自然归罪于宋明之学的空疏玄妄。清初学者李塨(1659—1733)指斥道学先生: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烽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

早于李塨的顾炎武亦尖锐抨击宋明儒“清谈孔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以此为契机,清儒拨其乱而反之正,于学术上倡导“经世”、“务实”,开出一代新风。有清一朝,执学界牛耳的人物,无论是宗古文经学的的顾炎武、惠栋、戴震,还是宗今文经学的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虽然其学术门户壁立,但于“经世致用”宗旨方面,却息息相通。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两翼,经过千余年的分道扬镳,至清重归合流。顾炎武于此论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程晋芳亦说:

夫古人为学者以治其身心而从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

张之洞本宗孔儒,又生当“经世”、“务实”之风笼罩学坛之晚清,故“通经致用”被其视作圭臬。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比喻道:

书尤谷也,种获春揄,炊之成饭,住以庶羞,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与己元舆也,于世无舆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实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畜德,事本相因。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不劳读书矣。

张之洞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

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宋范文正、明孙文正,并皆身为诸生,志在天下。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抵。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吏所讥高而不切之病。

为纠此之弊,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道: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上词章,多撰璅碎虚诞无理之书。宋人笔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论衍成长篇,著书亦然。明人好作应酬文字,喜谈赏鉴清供,又好蓝本陈编,改换敷衍,便成著作,以故累车连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专意要籍。唐以后书,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其余陈陈相因之经注,无关要道之谱录,庸猥应酬之诗文集,皆宜屏绝廓清,庶几得有日力,以读有用之书耳。

综上所述,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取舍标准,这便是是否“切用”、“实用”。这里所谓的“用”,便是传统的经世致用之“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学术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线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泰西哲学被视作“不经之论”遭到排斥,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被视作”不急之务”受到冷落。西方技术知识,因切实用,则备受青睐,然而因其与哲学基础№论科学相割裂,并不能完整、深刻地被急于求成者所掌握。张之洞的这种以“切用”为旨趣的学术路线,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典型表现。

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生发出来的实用观念,是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得以生成的思想根源,在近代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接纳新知(符合“经世致用”需要的新知)的可能,近代中国人正是在“经世实学”的旗帜下接受两洋技艺并迸而创立新学的;另一方面,又局限着新文化全方位的发展。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成就,凡属突破经世致用轨范的,便遇到强劲阻力。张之洞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张之洞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有学养并且终生关切学术的政治活动家。大凡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往往喜作纵横谈,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论。张之洞正是此类论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当然是他研讨的范围,因本书另辟专章,此不赘述;仅就较纯粹的学术而言,张之洞论及的方面就相当广阔,经史、诗文、词章、训诂、版本、目录诸多领域均有涉猎。就论学的范围之广而言,张之洞颇类似梁启超。这位以淹博著称的粱任公的可爱处之一,便是勇于解剖自己,他曾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张之洞虽然未能象梁启超那样坦率承认,而实际上,他论学也有“入焉而不深”的芜杂之弊,但其可取之处,则在务求平实,切济时用。

对于文学,张之洞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偏重于“质”。他认为,“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之洞厌恶文风轻浮者,他批评“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奡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人道。”之洞平生“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抵,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字矣”他在《连珠诗》中写道:

凡百文学科,积理为根核。
衷圣义乃高,广纳言乃恢。
古今归一贯,雅郑慎别裁。
左氏肇经传,千篇搜帝魁。
班生擅史法,九流综兰台。
能漱六艺润,始起八代衰。
勃如芝菌生,浩如江河来。
文笔且犹然,何况著述才。
玄言王弼谬,卖饼公羊哀。
逃虚诗喻禅,破道文类俳。
陋乃理之贼,碎乃文之灾。
吾闻南华经,风积必待培。

张之洞强调“中国文章不可不讲”,“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他卓有见解地提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他主张文章应“有意、有词,有气,有势,有声,有色”,“通乎上下,意笔为先”。文体不同,要求亦随之而异。“古文之要曰实,骈文之要曰雅。实由于有事,雅由于有理。散文多虚字,故尤患事不足。骈文多词华,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为尽美。”至于时文,则宜“清、真、雅、正”。无论何种文体,均应“先求法变可观,再议神明变化。”

张之洞于诗亦多有论述。他认为:“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乃臻极品。数语虽约,颇能赅括前人众论学诗者。”诗家所忌,因体而殊。“五古忌散缓垛积,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节饤饾,绝句忌剽滑。各体之通忌,曰言外无余味。”⑨对于试律诗,之洞提出“宜工(不率)、切(不泛).庄(不佻)、雅(不腐)”四条标准。在诗学理论方面,之洞不赞成钟惺、谭元春、袁枚等人所倡导的好孤峭、主性灵之说,而认为“体制必当学古,惟在有意耳。”他批评”明钟、谭诋七子,近人主性灵,变本加厉,尤非。”以此为据,在诗家评骘上,之洞极度推崇深沉凝重、辞警意丰的杜(甫)诗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白(居易)诗。他赞杜诗曰:

稷契寻常便许身,忽侪孔跖等埃尘。
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

又赞白诗曰:

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己迟。
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

另一方面,之洞又贬抑风格险怪、词句苦涩的李(贺)诗和贾(岛)诗:“李昌谷诗乃零句凑合者,见之本传,贾长江诗乃散联足成者,见之唐诗纪事。岂特去诗教太远,古来大家直无此作法,其险怪不平易、苦涩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他还批评黄庭坚:“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

张之洞论史学,亦多从切济时用着眼。“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卞,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之洞认为,”全史浩繁”,而以“《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对于史论之作,之洞推崇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又品评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他还批评“本朝史学家搜考亦极繁细,然亦稍有贪多识小之弊”。

相对而论,在诸多学术门类中,之洞于版本目录学见识为精,贡献尤大。

光绪元年(1875 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洞因作《书目答问》“以告初学”。此书于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七年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告竣。《提要》对一万另二百五十四种古代典籍分类编排,并作出简要考订和评论。至今为止,它仍是最重要的问学门径之书,但其内容繁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而且,《提要》编成以后近百年内,又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且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来充当治学者的入门向导。

《书目答问》便担负了这一任务。《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标明著述宗旨: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汪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

《书目答问》的选录标准是:

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

《书目答问》共收录典籍二千二百余种,学术精要之作。基本网罗。又于每一种书目下列举若干重要的、通行的版本,加以简要切当的比较,以为初学者指点要津。

由于《书目答问》具有简约、精要、实用的特点,素为学界所推重。梁启超回忆,他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任公此言,是当年士人的真切感受。对国粹派素持批评的鲁迅,于真正的中国学问仍深表敬意。1927 年,他在抨击”整理国故”口号的同时,又告知青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清末至民国间,求国学的入门之径者,莫不就教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仅此一例,即可见张氏在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