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九世纪》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06)


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即位,史称敬宗。

李逢吉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眼下他更担心的是新君会不会重新启用李绅。至此,逢吉那种妒贤嫉能的奸险品性已完全暴露无遗,他不允许逆己者阻挡他满足独秉国钓的欲望,他既要排挤反对者,也不容许被排挤者报复,这是心胸狭窄、私欲过重之人的通病。逢吉丝毫也不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有王守澄和他站在一起,这也许就意味着天子以及整个帝国都在他们的手中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世上若是没有了叛变投靠和反戈一击的人,阴谋也就不会存在了。李绅有个亲戚叫李虞,算起来是他的族子,相当于远房侄子,以文学知名,自称无意于仕进,隐居在华阳县。有次来长安看李绅,与其叔父李耆以及前进士程昔范都投在李绅的门下,相与过从,亦颇投机。未几,李耆拜左拾遗,回到华阳的李虞有点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引荐引荐一下自己。

不料带信的人把此函误投给了李绅。李绅一见好笑,心想我这个侄子不是不乐仕进的吗?如何进退之心反复无常若此?倒要劝劝他。顺手就写了封回书,言辞中真是把李虞讥诮了一下。

李虞看到李绅的信闹了个大大的红脸,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觉得李绅太不给面子。由怨生恨,李虞咬牙切齿:“不报此辱,誓不为人!”

李虞立即上京去见李逢吉,把以前李绅与他私下的谈论,特别是有关中伤逢吉的话,诸如逢吉如何奸邪,如何附和宦官等等,再加上自己的添油加醋,一古脑全说了出来。逢吉听罢,气了个半死,更恨极了李绅,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彻底打倒,绝不能让对方借着新君御极的机会东山再起。

具体的计划用不着逢吉自己操心,李仲言已为他招致了不少人,正日夜计议着如何抓到李绅的把柄。

李仲言为其叔罗致的死党中,有两个人最厉害。一个叫张又新,一个叫李续之。当逢吉问计于二人,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时,两人皆曰:

“朝中缙绅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谁肯为相公搏击?此事须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为。我等知道有一个叫刘栖楚的人,即是个奇士。”

“哦?”逢吉问道:“怎么个奇法?”

李续之接着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为吏,承宗有次将其绑了起来,他以首叩地固争,承宗竟也无可奈何,其果敢坚锐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为谏官,令其侦伺李绅过失,待机暴扬于圣上之前,恩宠必替。即使不成,亦过在栖楚,牺牲掉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此计甚毒,却也正合逢吉之意。于是,李虞、程昔范、刘栖楚三人都被逢吉擢为拾遗。“拾遗”,乃是本朝谏官的一种名号,分左右而置,与谏议大夫、左右补阙一样,专门以进谏为职,又称言官。左右拾遗品秩虽然不高,只有“从八品上”,但谏诤之任不轻,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即是设置“拾遗”一职的本义。不过,三人此际的“拾遗”目标却没有这么高远,不外乎就是“拾”李绅一人之“遗”而已。

李仲言与张又新在舆论上为推倒李绅推波助澜,他们对那些胆小而又头脑简单的人广为散布,说李绅看到有人在一起议论,便到皇上面前密报,说某某人结党、某某人拉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们对李绅都有点畏忌。

不过,单凭如此这般寻找机会是要花点时间的。楚州刺史苏遇也是个倒李绅派,他对逢吉门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找到张又新等人说:

“新君一旦听政,必举行延英殿廷对。李绅乃次对官,这是他希蒙圣恩的惟一机会,要防就防他这一点!”

又新等人猛省,急急建议逢吉道:“事情确已迫在眉睫!若是拖到圣上正式听政,李绅一旦入觐而为上所用,后悔就晚了。”

逢吉心想:“此话有理。看来不下重手不行!”

这事最后只有靠王守澄。

守澄对新帝道:“陛下之所以立为储贰,臣备知其中过节。”言下已有深意。

敬宗好奇,问道:“贤卿此话怎讲?”

“当初陛下之立,全赖李逢吉之力。而杜元颖、李绅辈,原本都是想立深王为储的。”深王李察,是穆宗的弟弟,新帝敬宗的叔叔。搬出这种事情来,就是击到问题的要害了,守澄在宫中多年,他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在这方面,他又要比李逢吉和他的门人强多了。

新帝年轻,对帝国储副常生不测的事没有切身体会,觉得杜、李等人都是几朝老臣,做不出这种事,不大相信。

可随后任度支员外郎的张又新也上了一表,说李、杜二人其实对皇上不利,他们曾暗蓄异志,欲立深王为太子,只因先帝不听,才未得逞。新帝尚未面见群臣,表奏都由枢密院呈上,守澄急劝皇上览这一封。敬宗见此表内容与王守澄所云如出一辙,早先的想法有些动摇起来。

未过几天宰相李逢吉的奏疏也上到,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这下不由得皇上不信了,二月初三,皇上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按常理来说,国家去一奸佞,自然是一大幸事,逢吉也知道这个道理,为郑重起见,还特地率百官赴阙表贺圣上英明。可当百官退下,又有不少人按惯例转赴中书门下的政事堂贺喜时,逢吉开始觉得有点不妥。

逢吉不想让人觉得是他在里面起了作用而使李绅被贬,因为事情做的风声太大,反于事无补。他一回到政事堂,就把张又新叫了进去。

朝廷百官都已来到阁门,值事者报:“相公正与人谈话,请诸大人稍候。”

这一候就是好久,众人正感纳闷,忽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对着大家团团一揖,道:“‘端州’之事,实为天子除忧,为朝廷造福之举,分内之事,我张又新不敢谦让,就此谢过诸位盛意。”说时,大汗淋淋而下。

原来是这个人的手笔!众人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么个小小的员外郎就因依仗宰相,竟做出如此大事,真不可小觑!”大家都不作声,缓缓退出,片刻就走了个干净。

朝中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初六,公开表示了一些不满的右拾遗吴思被命为吐蕃告哀使,远赴异域报告先帝穆宗的死讯;李绅所推荐的翰林学士庞严、蒋防同日被贬。在这种时候,没有原则的人纷纷暴露出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在贬庞、蒋二人的诏制下来后,与庞严交情甚笃、具有封驳权的给事中于敖,竟把敕书封还。见者以为他为庞严鸣不平,都为他担心。不料诏书再下,他的奏议竟是认为此两人贬得太轻而请求重议的。落井下石,没有比这更狠的了,逢吉居然还大大地奖许了他。

张又新已被逢吉推上了前台,他为己为逢吉考虑,也得一不做,二不休。连续几天,每日上书皇上,坚持认为对李绅责罚太轻。皇上见他说的有理,便答应他可将李绅处于极刑,事态越发严重了。翰林学士兼皇上侍读韦处厚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立刻奏上一表,一是指出李绅实为逢吉所诬谄,二是认为即使有罪,也应缓刑,更何况李绅根本就无罪。在逢吉与王守澄主宰一切的时候,韦处厚是惟一敢说话的人。

一个偶然的事情救了李绅的命。这一日,新帝无事,阅览禁中的有关文书,忽然发现了穆宗时期封存的一大箧档案,打开来,正好看到了裴度、杜元颖、李绅请立太子的奏疏。皇上这才觉得李绅冤枉,想到自己差点就将这位忠臣杀掉,也有点内愧。皇上叹了一会,吩咐左右:“将人所上谮绅之疏统统烧掉,此后再不准奏!”但皇上烧了几封不痛不痒的奏疏,却没有把李绅召还。天子尽管年轻,也是懂得要点面子的,更何况这原本就是枢密与宰相的主意,并非是天子的独裁。皇上的心理立刻就平静了,他还有其他事要做呢。

逢吉和守澄实际上过虑了,新帝只到三月初五这天才第一次在延英殿召对宰相。即位以来的几个月里,皇上都是在游宴、击毬、奏乐中度过的,还常常赏赐宦官、乐人财物,耗费不可胜计,哪里有时间来考虑国是朝纲!有宰相和禁中的枢密也就够了,让他们去烦心吧。新帝无论在心理上、年纪上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他原本就不懂得什么,李绅的事就是个例子。

皇上好歹听政了,可每日上朝极晚,往往日头高起尚不见天子坐殿升班。时维三月,春寒料峭,百官在紫辰门外列班等候,老病者都几至僵踣。新君如此御极天下是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的不论,即比数年前宪宗的宵衣旰食来,差距亦不可以道里记。臣子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皇上尚未成年,谁又有什么办法?谏议大夫李渤就因为自己不能尽谏职,自请宰相降罪。

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敬宗皇帝又一次到极晚才临朝。大臣们又一次在殿外被冻得够呛,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刘栖楚居然挺身而出。

栖楚也许是想报答一下宰相李逢吉的知遇之恩,尽一下自己未尽的“拾遗”之责,跨班而出,力谏皇上。“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治;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也……”刘栖楚又祭起他“以首叩地”的绝技,“请碎首玉阶已谢谏职之旷!”言毕,果然以额叩墀,声闻于外,血流不止。

敬宗没见过这一套,一时手足无措。不过,栖楚做得也太过分了,皇上不允,叩首不止,眼见阶上已是一片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