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时代》初唐大臣众生相


这个题目似乎起得大了,单说宰相,唐朝就有三百之多,就是初唐的宰相,要是细说的话,没有个几万字也是下不来的,更何况还包括宰相之外的人?因此只能挑一些重点人物说一说。

裴家先说裴寂,此人几乎成了公认的太子党的人。像很多说、电视里,甚至很多比较正式一点的史论都这样认为。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一本书上说裴寂表面上看是个老好人,实际上是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不过也有人认为裴寂事实上并非如上所说的对李建成那么铁,当然更不会起到压制李世民的作用了。其实裴寂倾向于李建成还是明显的。这也难怪。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事件,裴寂已经和李世民闹翻了脸,挽回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我也不同意把所有事情都推到裴寂身上去。像武德后几年,李渊有很多次对着裴寂报怨说李世民不再是过去他那个儿子了,裴寂是如何反应的,史书未记。既然未记,说明后来并没有引发太的事,因此裴寂此时最有可能的是劝李渊息事宁人。

个人感觉裴寂本人应该并不想介入兄弟之争太深。裴寂绝非一个只会在李渊面前搬弄事非的废物,他应该很清楚这里面的厉害关系。不错,裴寂打仗是很差,那是他欠缺军事才能,但不一定代表他在为官上也很白痴。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和李渊交往这么久而一直没危险?——能和皇帝交往很深的臣子危险也是很的,而李渊直至退位对裴寂都是十分好,一来要说李渊对这个朋友的确很够意思,二来也说明裴寂在为官上还是很有一套的。如果说裴寂只是起到一个跟班的作用的话,那么封德彝在揣测迎合圣意方面的本领要高出裴寂很多了,但李渊对裴寂的信任超过了众人,这就不单纯是揣测圣意这么简单了。而且要看一个人,就要看他交往的朋友如何,像李渊就算结交不慎,也不至于跟个白痴交往过密。

裴寂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于隋朝的太子之争应该有很深的印象:凡是参与了杨氏兄弟争夺之战的,下场都不好。这眼前的教训李渊没忘,裴寂也不会忘,现下自己处在这种境地,有多危险裴寂不会不知道,如果再在这个问题上走错了一步,那么日后就更难说。但裴寂又是躲不开的,因为他和李渊友情太深了,李渊很多话都要对他说。像报怨自己孩子这样的事,一般谁都不会和一个不怎么亲近的人说。既然躲也躲不了,那么他的个人好恶对李渊的影响不可避免,虽然他未必全是有意如此。裴寂主观上应该不想和李世民为难。父子关系和朋友关系哪个更近,任谁都能看清楚。无论得罪哪一位皇子都不划算,有句话叫疏不间亲。像裴寂和刘文静闹翻,未必是针对李世民。

但是到了后期,裴寂的倾向性就有些明显了。玄武门之变,尉迟敬德逼宫之时,李渊第一反应是问裴寂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裴寂不可能不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顺水推舟地说一番秦王如何如何好的话,当时他什么都没说。可见他心是绝不支持李世民这么做的,但是明说出来,无疑是自取死路,他也不敢。我觉得裴寂介入太子之争,被迫成分更多一些,而且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倾向于太子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也肯定得罪过李世民,但要说他是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只怕他还当不起。

李世民当政后第三年为刘文静平反,同时罢黜裴寂,可见他对裴寂的恨主要来自于刘文静那件事。以后李世民又想起裴寂的好处——裴寂的才能主要还是用在他自己身上,对国家的贡献倒的确是有限,说李世民是因为想起裴寂当年的功劳而让他回京,有点匪夷所思,这或许是李渊的意思吧。能让裴寂再次入京,一方面说明李世民的确宽,另一方面,如果裴寂真像某些书里所写的那样,这第二次征召是不可能会有的,即使李世民同意,当年秦王府的人也未必会同意。不过裴寂最终没有再次回到长安,在路上就去世了。

提起裴寂,就不得不提一下刘文静。和裴寂的定式一样,刘文静基本上被认定是李世民的人。这个倒没有什么异议。因此裴寂常被描写成坏人,而刘文静则是好人一个。

其实刘文静绝不是那么好的人。他自认为功劳过裴寂,但职位却比他低,于是愤愤不平。按说这本是正常的,任谁也不会甘心,但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可见不管对错,只要是裴寂所说,刘文静都要反驳,这样的态度就很恶劣了。就因为此事,他甚至恨裴寂恨到要他死的地步,心胸可谓狭窄。这就很过分了,且不提什么国家事,刘文静这样做是很让裴寂下不来台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有不对之处,何况,他这样做,于李渊面子上也不好看,因为造成功与职不相符的就是李渊,刘文静实际上是在报怨李渊赏罚不当,何况裴寂还是李渊的亲信,刘文静报怨他本身就有点不给李渊面子。有句话不是叫打狗还得看主人吗?虽然把裴寂比作狗也有点滑稽,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李世民和裴寂虽然关系不好,但李世民对裴寂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要温和许多,而且也有教养得多。一个每字说明刘文静驳裴寂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想必李渊和裴寂都隐忍了很久。杀刘文静之时李渊和裴寂的快感概和若干年后李世民贬萧瑀的心情一样(消灭西秦是在武德元年末,那时刘文静就应该复职了,而杀刘文静则是在武德二年八月,李渊和裴寂至少是忍了八个月)。   

然而刘文静依然不知趣地我行我素,这可以说他性情急躁。但是,刘文静倚功自恃的情态也相当明显。他今日可以恃晋阳之功而对李渊如此,他日未必不会这样对李世民,而且裴寂他尚不看在眼里,像房玄龄等人他更是可以不放在眼里。裴寂怎么说都比房玄龄资格老吧。

李渊不喜欢李世民和刘文静交往,其一或许是有不希望藩王与朝臣交往的原因——但李世民与朝臣交往又不限于刘文静一个人,都不见李渊如何反对,而且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还是很爱护的,应当不至于此。其二,李渊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而李世民虽然看人的眼光比较独到,但毕竟年轻,还是李渊更老辣一些。他觉得刘文静此人不宜深交,因而反对,也有不希望刘文静把儿子教坏了的意思在。我觉得李渊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刘文静的确心术不正,起兵时他的很多谋划都反应出来他不拘节,或者可以说有些不择手段。李世民的野心的确可说是他教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文静倒真是李世民的启蒙老师。李世民于唐建国之初可以辞让太子之位(这件事我认为并非为假,理由在前面已经提过),可见当时的李世民还是比较单纯的。当然像他这样的人物早晚都不会安于一介藩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说刘文静启发了李世民,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刘文静当时不得意,既然在李渊手下不得重用,那么他想到可以让李世民成为唐皇帝,从而自己就可以凭着这个功劳飞黄腾达。当时李世民刚消灭薛仁果,可以说他潜伏着的那颗雄心此时也开始发芽,因而二人十分投机。刘文静的脾气上来之后基本上口不择言,再加上怨望深重,很可能说了一些让李渊敏感的话,因而给自己惹了祸。但李世民并不认为刘文静不好,他又不会有李渊和裴寂的那种感受,再加上刘文静这次的确有点冤,所以反对杀他。

有时在想,如果刘文静当时没死,那么日后李世民和他会很融洽吗?不尽然呐。像萧瑀,脾气就和刘文静有相似之处,而李世民讨厌的正是萧瑀的脾气。那为什么李世民隔了许多年还要给刘文静平反呢?这个自然有当时他二人交情的确很深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面子问题。李世民当年为刘文静求情,结果李渊依然杀了他,这于秦王面子上是有些折损的,很令李世民尴尬了一阵。而裴寂在这件事上则因为他无奈的不明智,使得李世民把气全集到了他的头上。

总之,刘文静此人是很有才华,起码比裴寂是强了许多,但他的为人却不一定那么好,只是由于他死得早,所以他的缺点来不及全部暴露出来。

上面提到了萧瑀,不错,萧瑀的脾气是很别扭,不但李世民不喜欢,就是和同僚之间,也是常有冲突。看贞观二十年李世民贬谪萧瑀时下的手诏,其提到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这口气可是憋了有二十年啊,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李世民的特点有一点就是忍,然而,面对萧瑀人,李世民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可见萧瑀脾气的威力啊。其实要不是萧瑀此次太过荒唐,何至于引火上身?本来李世民是问张亮既事佛何不出家,张亮不答,萧瑀却自请出家——就算是想为佛家争口气也不是这么个争法。萧瑀概以为李世民不会同意,但在李世民的字典当没有什么不可能。想来李世民正为每天必须受着萧瑀脾气的折磨而痛苦,这次萧瑀说要出家,于人于己都是个解脱,真是太好不过了,索性就答应了。萧瑀一下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过了一会儿只好又说他不能出家。其实这于萧人面子上也不是很好看啊,不知他说完这话之后周围有没有人笑。我想李世民多半猜到了萧瑀不会出家,知道他刚才这么说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所以才会同意,也是有意让萧瑀出个丑——这纯属个人猜测,有点以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李世民也真够坏的了。

其实早年李世民对萧瑀十分地尊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这句现在人们还常用的诗句就是送给萧瑀的。由诗意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萧瑀的性格脾气早就知道,但萧瑀可以说帮过他很的忙,李世民当时应该想到了以后面对他要忍耐的事情。后来如果不是顾着当年这份恩情,也许萧瑀遭贬会提早几年。

萧瑀对李世民的确可以说是帮了忙的,主要是在太子之争,萧瑀是倒向李世民一边的。虽然其他的人捆到一起也抵不过一个裴寂,但是多个友军总比多个敌人强,而且作为朝重臣,萧瑀的话还是有其作用的。但萧瑀自始至终说了些什么,我们却查不出来,不知是有意抹杀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无疑在李世民眼,萧瑀是自己人。玄武门之变,李渊一时无计,裴寂也不应话,此时萧瑀和陈叔达一起出来说要李渊把权力下放给李世民。看起来这件事简单,但实际上效果却是很的,如果当时没人出来这么说,说不定会闹成僵局。

萧瑀的为人的确还是很正直的,只是太过分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多少也和他出身高贵有关。李世民也曾经提醒过他要他改一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萧瑀至死都还是那个脾气。萧瑀列传说骨鲠儒术,骨鲠二字,可谓十分传神。

如果说萧瑀在武德时期的争斗帮了李世民的忙,那么陈叔达更可以说是有恩于李世民了。

武德九年,李渊相信建成、元吉的谮言,要加罪于李世民。在这紧要关头,陈叔达劝住了李渊,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意思不难懂,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病来(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李世民会忧愤成疾而最后导致死亡),陛下即使后悔也是找不着后悔药了。可以说,这番谏言很有学问,他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致李世民于死地的心理,因此立时见效,比说些其他的话都有用得多,可谓一针见血。

想来,当时建成、元吉所告之事一定很严重,使李渊气到这个地步,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史书未记,也不便猜测了。只是当时离事变时间较近,又是在张亮事件和东宫毒酒事件之后,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李渊当时将罪世民,从陈叔达的话可以看出来,绝不是批评两句就能完事的,所谓挫抑,很可能是废掉其王位,最轻也是剥夺权力,散去府属。   

奇怪的是怎么只有陈叔达一个人劝谏李渊,其他人呢?玄武门之变时,李渊身边有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裴矩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可以推想一下,武德九年这件事在场的人,至少还应该有个萧瑀站出来说话。但是没有。要么是因为李渊太过生气吓住了众人,要么就是在场的只有陈叔达。其实陈叔达虽然位居侍,但与李渊关系似乎并非很密,武德时期关于他的记载比萧瑀等人少了很多,甚至还不如封德彝。道理上按说这么一件事,实在不该少了裴寂等人。不过,那些人的倾向性这时都比较明显了,所以李渊才会找陈叔达这么个相对立的人商量。

现在一般都把陈叔达归到了秦王党,而实际上除了武德九年这件事外,以前还真找不出有力证据说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他是连随军出征都没有过的。后来李世民答谢他时,陈叔达说是为了社稷,这话我觉得有一半倒是真的,陈叔达未必真是秦王一党,只是皇上突然间说要惩办当朝秦王,任谁也得吃一惊,我觉得即使是裴寂,也未必会真会赞成——想想吧,李渊气头上说要惩治李世民,然后裴寂声叫好的情形会是什么样,消气之后李渊一定又得生气,生那个给他火上浇油的人的气。所以无论是谁,怎么都得劝两句。而后来陈叔达与萧瑀在尉迟敬德面前共同劝李渊,倒有些政治投机的味道了。裴矩也是类似于此,他素来倾向性不明显,何以此时也摆出向着李世民的姿态呢?是因为势已定。还有,如果李渊此时强硬到底,敬德接下来的任务未必不是杀掉李渊,这样一来,在场众人谁都不保。

尽管如此,陈叔达还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无论如何都比封德彝明确。正因为有这两件事,因此可以将陈叔达归到秦王党。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对陈叔达还是很感恩的,贞观初,加授光禄夫,不过,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对御忿争,的确有损朝廷脸面,但朝上打架的事也不少见,何以一下子就到免官这么严重的地步呢?看一看忿争的人,一个萧瑀,一个陈叔达,都是玄武门事发之后劝李渊让位的人。他们此时会不会是因为争功而吵起来呢?李世民一向不喜欢别人说破自己不想说出来的事(如杜正伦说破李世民要他监察李承乾之事,李世民得知怒,然后把杜正伦贬为穀州刺史),这次陈、萧二人居然当众吵起来,自然是十分不悦,因此惩罚得这么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陈叔达的情况比萧瑀好了很多,一是他本身性格脾气不至于那么别扭,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知进退。后来陈叔达散秩归第,和萧瑀的一直为官比起来,陈叔达和李世民的关系毕竟还是不如萧瑀,也可以说明除了武德九年的一些事外,陈叔达的确是比较立的,不像萧瑀一直都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

有的时候总把宇文士及和宇文化及搞混,当时实在是粗心,但这两个名字有四分之三的字是一样的,也难怪我会搞混。

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化及为人不怎么样,宇文士及比宇文化及强了一些,但有些地方还是不足。他还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就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也就是偷偷地向李渊示好。宇文化及有这样一个弟弟也是个悲哀,其情形,就好像楚汉时的项伯。宇文士及也许早就看出来自己的哥哥不可能成功,他唯一替他哥哥着想的一次,就是劝他哥哥一起去长安。但是如果化及答应了,那么他就没命了,凡是投到李渊那里的反王,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宇文士及此举无异于拿着哥哥的人头去给李渊做见面礼。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但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呢?要知道,隋炀帝是宇文化及所杀,而李渊听到炀帝噩耗之后,可是哭了一通的啊,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发丧。尽管是做做样子,但这无疑表明李渊当时就和宇文化及划清了界线。李渊能够迅速稳定长安人心,就在于他能尊隋,可以想像,如果宇文化及真来到长安,李渊连脑筋都不用费就可以杀了他。

其实宇文士及也并不是很忠于隋朝,从他和李渊商议谋反就可以看出来,而且这个时间要早于李渊身边的其他人。只是,既然宇文士及赞同反隋,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哥哥商量,而是和一个外人商量呢?一般来说,谋反的事情都是找关系越亲密的人越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宇文化及谋反的时候,也没有找这个弟弟商量。看样子兄弟二人像是互有戒心,但他们又确实没有什么嫌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兄弟二人如此呢?这只怕要说到宇文士及的妻子南阳公主了。正因为弟弟是隋朝的驸马,所以化及谋反的时候不敢通知士及,怕有万一,但他确实是多虑了。从后来南阳公主决绝的态度来看,出事之时宇文士及对他的妻子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后来夫妇两人分离,重遇之时士及要求重为夫妇。这个重字,说明当时士及是抛弃了南阳公主的。可见宇文士及是墙头草,随风倒一样的人。

归唐以后,宇文士及在秦王麾下。曾看过一篇论文《宇文士及割肉及其他》,说的是李世民和宇文士及的关系问题,那篇文章看法倒也独到,认为李渊安排宇文士及在秦王府,实际上是要他看着李世民。而李世民对宇文士及其实是很讨厌的。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赞同,但有些地方值得思考。比如李渊这样安排的目的,上述的理由,或许有之吧,但更多的可能是李渊想有个稍微年长一点、自己信得过的人来辅助李世民。李世民身边人虽多,但真正是李渊安排的并且很得重用的人却没有。本来温雅兄弟倒是好人选,不过相对于李世民,李元吉更需要人来辅助。至于文章提到武德七年元吉送劣马给世民,世民驯服之后对士及说的话,是有意通过他传达给李渊,这个就不敢赞同了。李世民当时未必会想那么多,而且那样的话让李渊知道总归不好,何况又不是李渊想要害他,传给李渊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李渊知道这句话是通过建成和元吉等人,而并非是宇文士及。李世民后来对宇文士及概是有些讨厌,比如说他是奸佞之人,这概是因为宇文士及本身那种性格和李世民所喜欢的性格不同。但是从很多事情来看,世民对士及还是很不错的。文章认为玄武门事变后宇文士及之所以能够依旧在新太子手下受重用,是因为李渊起到了作用——李渊当时连自己的十个孙儿都保不住,又何以影响世民让他安排重任给自己的眼线呢?总之,我还是倾向于宇文士及是李世民的人。

还有,宇文士及的妹妹宇文昭仪可以说在后宫也有一定地位,李世民在后宫不是很得力,因此,他应该很是拉拢宇文士及和他妹妹的。演义(我指的是说《隋唐演义》,不是《说唐》)宫门带发生后,李世民写诗辩冤,解诗者即为宇文昭仪。这个是说家言,但我觉得事实上宇文昭仪的确是帮着李世民的,只是由于张、尹二人更得宠一些,因此收效就不如李建成了。说到宇文士及好的地方,那就是他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以及他的谨慎。赞曰:士及通变谨密,亦为一时之称。

下面一个说说封伦吧,也就是封德彝。

封德彝的情况比较复杂。说是建成的人吧,但他绝对帮了李世民很的忙,不然不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且还让李世民一直把他当心腹;说是世民的人,也不对。《旧唐书》有一句话,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止的是谁呢?我觉得所指当是李世民,这样无论于语法还是语句上下文的意思都比较连贯。

封伦的阴持两端是很著名的了,不少作品都安排了他一头给李世民出主意,一头又维护建成太子地位的事。但这实在不能怪他,因为如果走错一步,那可是要赔上性命的。举个例子,一般人们都认为杨修是曹植的人,但实际上杨修也并非不想结交曹丕。曹丕曾送杨修一柄剑,说明曹丕也有意拉拢他。不过文人气质的曹植和杨修更投合一些。后来杨修终为曹植所累,死前于此也不无怨悔。封德彝比杨修可是老道多了,不但阴持两头成功实现,而且还不露痕迹,至少是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做到此的,古往今来人可不多,封德彝就是其之一。这样的人也是一种人才,只是这种人才就不必太多了。

以上这几个人,都是隋朝旧臣。若说起来,其实还有很多,像裴矩、屈突通、虞世南等等。裴矩上面提到了,一直是个间派——所谓间派,不反对李世民,也不支持李世民,也就是安于现状了,安于现状实际上就是支持李建成。最后裴矩在事变发生之后表现比较热心,当是一种政治投机。裴矩还有一个特点,按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佞于隋而忠于唐。而屈突通则是忠于隋而又忠于唐。那么忠于隋的话怎么最后降唐了呢?看来还不是死忠的那种。屈突通比李渊还要些,算来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但在李世民手下却很是听话,而且很得信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是派他去洛阳镇守。还有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他们是书法家,只怕对政治产生不了太的影响。此外还有个苏世长,倒有些像是魏征的先驱,但对他的评价却有一个字是诈,李渊就说他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苏世长有一件事实在是很好笑,就是他在陕州的时候,他的属下贪污而他却无法禁止,于是在街上命人鞭挞自己。结果那位鞭者好不给刺史人面子,心里讨厌他的诡诈,于是痛下毒手,居然鞭出血来了。就这样苏人一边呼叫着一边在旁观者的笑声逃走了。

这些人当初和李渊同殿称臣,有些人甚至比李渊的官还要。如今金殿之上面对当初的同僚,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温雅兄弟

温雅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唐创业起居注》。现在很多人说起兵时李渊是多么的勇武,而李世民只是个陪衬,参考的就是这三卷书。不错,新旧唐书是有溢美李世民之嫌,而起居注则是在溢美李渊。不过起居注还是补充了很多史实的,比如李渊下狱都说过什么话,这些新旧唐书是没有的。温雅算是秦王党的人了,他曾数陈秘策,只是不知说了些什么,李世民后来就是派他去洛阳的(李世民对洛阳很重视,所以派去洛阳的有好几个,张亮、温雅、屈突通,不过各人时期不同,任务也有所差别)。温雅对自己的弟弟很好,他改葬祖父时占卜出来的结果是害兄而福弟,温雅笑笑说如果弟弟能够安康,那么他就含笑九泉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就死了。古时的占卜貌似很准,想想真是有点可怕的神秘感。

温雅的二弟温临,字彦博,基本上和汉朝的陆贾、郦食其做的工作差不多,属于专业外交人才。史书上说他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比较引人注目。李渊有一次让李世民去宣诏,宣完之后问旁边的人说:何如温临?史书上说是见重如此,可以感觉到李渊好像是不甘心让别人压过自己的孩子呢。不过也不必把他想像得多么英俊潇洒,温临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纪是六十四岁了,推到武德怎么也是五十多岁,古人重视的是气质……温临在突厥比较不走运,被扣了好几年。但不幸的万幸是,颉利可汗没有想出什么类似于公羊下崽这样的怪招来为难他。后来贞观二年唐朝又把他弄了回来,所以不至于惨到像苏武那样一辈子全都贡献在外交事业上。不知在阴山脚下的温彦博,有没有迎着朔风颤抖着唱:苏武留胡节不辱……

如果说温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三弟温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得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唐俭,就是家比较熟悉的李靖征突厥时差点害惨了的那位使者。据说是太宗和李靖心有灵犀,因此才用招降使者来麻痹敌人,也就是说,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这个使者多半保不住了,所谓死间者是也。也不知唐俭于乱军之是怎么逃回的,难道是李世民曾面授机宜?另外唐俭最的功劳就是及时揭发了独孤怀恩的谋反。当时独孤怀恩打算谋反,唐俭知道后派刘世让去告密。李渊本来乘舟都走到了一半,忽然遇到刘世让,听说此事惊失色,于是赶紧回去了。如果没有唐俭,李渊这次真的很玄。作为奖励,李渊把独孤怀恩的家产全都给了唐俭。这情形有点像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奖赏尉迟敬德,但齐王的家当可是丰厚多了,不是独孤怀恩可以比的。

长孙顺德是长孙无忌的族叔,自然是李世民一党,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些都不说了。要说的是,贞观时期他曾贪污别人送的丝绢。李世民知道后,处理方法很别开生面——当然不是朱元璋剥人皮那种别开生面,而是他不罪反赏,在殿上又赐给长孙顺德数十匹绢。太宗脑子没有糊涂,他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认为如果长孙顺德懂得羞愧,那么赏绢比惩罚他更有效,如果不知道羞愧,那就是一只禽兽,杀了也是白杀。后来长孙顺德因事罢官,一年后,太宗在凌烟阁看功臣画像时想起了还有长孙顺德这么个人,又想起他当初的功劳,顿生怜悯之心,便让宇文士及去看望他。结果看到的是长孙顺德一副酩酊醉的样子,当是比较狼狈可怜的,论者以为达命。长孙顺德好容易这次做了泽州刺史,但不久又因事免职,运气也实在是不好。最后太宗对他的评价是:顺德无慷慨之节,多儿女之情。然而长孙顺德死后,太宗还是为他罢朝一日,以示哀悼——不过,这是太宗想偷懒也说不准……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的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说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那个鸡犬,其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地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祏谋反。在《全唐文》,有一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祏诏》。诏书很明确地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得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儿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祏,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祏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得比较近有关。辅公祏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像。总之李孝恭很豪气地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祏授首的象征,所以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祏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

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应该没有什么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地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地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那么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贞观时期再也没有带兵的机会,而李道宗则作为宗室的将时常出征,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张扬,但贞观他的表现是宽恕退让,无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死后儿子们能否守住家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和李世民比较疏远,或者曾经得罪过他。虽说李世民不记旧仇,但实际上太宗所用很多仍为秦府旧人,对于他们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于当初的间派他可以亲任,对于当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旧怨,但不免以心计城府待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计较,但那些人心也难以安定,像魏征、王珪那样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宫廷斗争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来。只不过李孝恭比较聪明,在被召入朝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顶多就是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待遇依然优厚,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神通,其实叫李寿,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不是有考古学,谁也不知道神通其实是字。他是被记载武德年间之前做了些什么事的三个人当的一个,他的儿子李道彦是另一个,其实两人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李渊起兵受连累,不得不跑到南山避祸。山里的逃亡生活还是比较苦的,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道彦下山去讨饭——注意,是真正的乞丐那样的讨饭,这对于一个生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受罪的。而且讨来饭之后有时他并不吃,而是先给自己的父亲,实在可以算是李家孝子的代表。当然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李神符,也就是李神通的弟弟,即第三个被记载武德之前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实在有商议,只能算是起兵时的表现),在李渊起兵之后被抓了起来投入狱。他是惨,但是没丢性命,真正在起兵时就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就是李渊的亲儿子李智云了,他是李渊庶出的儿子,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走的时候被抛弃然后被官兵抓到杀掉。毕竟起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神通在山里苦熬了一阵子,后来当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到来之后,李神通就与他们合兵一处,干脆一起造起反来。别看这样,这还是很难得的,毕竟是响应了义兵,所以李神通后来也很以此为荣,要不然李渊为什么在他败给窦建德之后又很信任地让他去讨刘黑闼呢?只是他实在不够争气。武德后期李神通在兄弟之争是倾向于李世民的,虽然李世民对于他的功业多半不以为然,但好歹有一个宗室的支持者也比没有强。武德九年的毒事件,就是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秦王府。

关于李神通,我们也不多评价什么了,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李神通的功业: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李世民揭穿了李神通举兵的实质其实是为了自保——这种话李渊概是说不出来的,顶多心照不宣,而像全军覆没、望风奔北这样的词居然都拿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不留情面。但后面说的倒是实情,李世民后来对李神通及他的儿子还是很不错的。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先封任城王,后来则为江夏王。他最初时封为略阳郡公,当然靠的是他宗室的身份。武德二年随李世民出征时,李道宗年方十七岁,此前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但少年的李道宗首次出战便显示了他的才能。在一次成功却敌之后,李渊说道宗和曹操那个很能打的儿子任城王曹彰差不多,所以也封他为任城王。跟着李世民一起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还有李道玄,他比李道宗还要两岁,这时年方十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相互之间也得用兄弟来称呼,李世民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就带着这两个弟弟上战场,可见李家确实是以勇武著称的军事贵族。当时征刘武周的还有一个人,李道宗的亲叔叔李孝基,这位就比较惨了,就是不幸被尉迟敬德杀掉的那个烈士,战后他的尸体找不着,只好招魂以葬。不过后来李道玄死于另一个姓刘的反王手,非常可惜。

李道宗和李道玄都是和李世民一起打仗过来的,比较亲密,而从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可以断定他们的倾向性。道玄早死,而道宗在贞观时期还是很受重用的。其实李世民对宗室并不好,他没有延续李渊那样的政策,把一家族的人都封为王公,相反在武德九年上台不久,就把除了有功有几个人之外的所有郡王降为了县公。他这样做既精减了政府开支,同时这样做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李世民自身地位的稳固并不靠着他的这个宗室,而是完全建立在秦府人员的忠心上,而且他很自信能够控制局,没有李渊那种担心,所以他没必要将宗室武装得很强。甚至,和李渊的目的强宗室相反,李世民就是为了削弱宗室的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节省一笔开支之外,降封最主要的结果无疑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削弱宗室的实力呢?很可能是因为宗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李世民的执政,也就是说,李世民得到宗室的支持并不很多。目前比较可靠的就是李道宗、李道玄和李神通是秦王一派——不支持自己,李世民很可能不会去计较,但曾支持过自己的人,他都是很知恩图报的。由他对这三个人比较好,如此推测应该没错。而李瑗、李艺(虽然罗艺是外人,但赐姓后实际上就属于宗室了)   (唐)阎立本《步辇图》。描绘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前来请求和亲时的情景。

则是因为阿附李建成而死的,还有上面提过的李孝恭。如此看来,当初支持李建成的人应该还有。即使是持立态度,也是变相地支持当时的李建成。因为李世民的胜利只有以夺得太子或皇帝之位才算成功,如果是原状的话,那等于还是失败了。那么,为什么李世民在宗室得到的支持要少于李建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年龄结构,李瑗、李孝恭都比李世民,李孝恭贞观十四年去世是五十岁,九年后五十一岁(按李世民599年出生计算,至649年加一为虚岁)的李世民去世,也就是说李孝恭比李世民九岁,和李建成的年龄极其相近。而李道宗、李道玄都比李世民几岁,基本算是一个年龄段。这就是年岁上的代沟问题了,毕竟年龄越相近越合得来嘛。另外李氏家族传统观念似乎比较强,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得到的支持更多是合情理的。而能得到李神通这样一位长辈的支持在李世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可惜,李神通功绩不显,李道宗他们则太,几个人说话份量都不重,不像李孝恭那样说几句话肯定是有作用的。

李道宗在贞观年间是朝一员不可多得的将,参与了灭突厥一战。可惜后来他有一次因贪污,被罢免了,不过第二年就恢复了官位。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就是派李道宗送去的。一般派去护送的人员,有时会和公主有些关系,一般是父兄。见到松赞干布时,赞普喜,见道宗,尽子婿礼。基于此我们猜测文成公主就是他的女儿。自然可以说因为李道宗代表了皇帝,所以松赞干布对他行子婿礼是应该的。但并不是所有护送人员都受到这样的礼遇,比如后来金城公主和亲时没有这样的记载。李道宗似乎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关系不好,因此高宗时发生房遗爱的谋反后,李道宗被诬陷与房遗爱很亲密,结果被流放到象州。李道宗死时才五十四岁。其实李道宗是个挺不错的人,可惜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而且在现在的评书,李道宗竟然以一个奸王爷的形象出现。史载贞观六年有一次宴会,尉迟敬德因为气愤有一个功劳不如他的人坐在了他的上位,怒道:汝何功,坐我上!眼看就要起争端,坐在尉迟敬德下手的李道宗赶快来劝架,结果被尉迟敬德一拳打在了眼上,差点瞎了,相信当时李道宗一定是半只熊猫的形象……事后尉迟恭被教训了一顿,而李道宗则没有非要讨一个说法,当然如果他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也多半是碰一鼻子灰。就是这件事,到了评书说里,则成了尉迟恭痛打奸王——李道宗真是够冤啊。

李唐后来宗室里还有几位比较有名,只说两个,一个是李思训,是唐朝著名的画家,被奉为北宗画派的领袖;另一个是李林甫,就是唐玄宗时期有名的奸相,不过他不能算在初唐人物里了。

自然,除却宗室,还有外戚、驸马的一堆。比如平阳公主的驸马柴绍、武德时期的国舅窦轨、窦诞等。本来独孤怀恩是李渊的表兄弟,但他却因谋反而亡身,奈何奈何。

窦威是窦夫人的堂兄,有一次李渊跟他聊天,说到北周有八柱国,窦氏和李氏都在其,现在自己已经是皇帝了,窦威却是内史令,问他是不是感觉很不平。李渊总爱问别人这个问题,独孤怀恩的谋反就和他问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有关。窦威的回答很规矩也很狡黠,说他们窦家在汉朝时就两次是外戚(这当然不可信,窦威是鲜卑人,而汉朝时的窦家都是汉族人),到了南北朝时又有三次,现在家里又出来皇后了,是十分荣幸的事。李渊笑着说你们家世代都是皇亲国戚,不亦贵乎?

而初唐最有名的外戚,则非长孙无忌莫属。但是我对凌烟阁上第一功臣国舅长孙无忌却有点无话可说。这个无话可说,倒不是什么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无话可说,而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甚至以前对这个人物是有些反感的,原因说来有些荒唐,居然就是因为人家是国舅……说是偏见吧,可很俗很俗的电视国舅、国丈没有几个是好的,不倚势欺人就算是客气的了。再加上时候学历史,讲到东汉的衰落时,有一条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揽政。所以基本上是条件反射,对国舅这个词没什么好感。然而历史可不是肥皂剧那么简单,国舅当很多还是有才华的,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比如卫青,如果按正常渠道的话,基本上后来挂帅出征是没戏的;就像李广,良家子啊,尚且如此,更何况卫青本来的身份只是个奴仆。不过卫青和姐姐卫子夫找对了东家,而李广就只好去哀叹生不逢时。时候有一次看到长孙无忌主动辞职而李世民怎么也不肯答应的记载,竟有些愤愤。可是后来看唐史时才发现,李世民倒的确是不怎么同意臣辞职的(李靖的情况有些特殊)。而后来长孙无忌还是一直坚持,因而这件事上倒对他有些好感。

要说长孙无忌才华也是挺出众的,只是要想找到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怕是没有。不错,唐律的确是他主持修改的,可感觉那件事也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吧。凌烟阁上的排位李世民倒真有些偏心了。但,长孙无忌未必是没做什么,或许是史书不敢记载。比如玄武门之变,那时候在李世民面前提这件事还是不好的。即使是高宗时去世的尉迟敬德,事变杀死齐王元吉的功劳在墓志上都不曾提及。所以,除了看到长孙无忌等人整天劝李世民之外,就真的看不到什么了。

至贞观后期,基本上贞观重臣老的老,死的死,长孙无忌成为举足轻重的臣,即便是废立太子,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李世民竟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此李世民偶尔也会抱怨一下,比如在长孙反对立吴王恪的时候,李世民一句你是不是因为这孩子不是你亲外甥才反对啊是有一些不给他面子的。但抱怨归抱怨,毕竟长孙所代表的陇西贵族是朝廷的一支柱,还有他也是将来可以贯彻自己政策的臣,另外,毕竟他们有几十年的交情。

李世民对他十分倚重,以其为托孤重臣。只是后来长孙无忌真的有点放肆了,连宗室贵族都不放过。比如冤杀吴王恪——这件事令很多人讨厌起长孙来,连毛主席对此都有微词。不过,令我更加同情的并非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的单单凭着一句吴王类我而著名的李恪,而是为唐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因为有了这些事情使长孙无忌的形象打了折扣。挺为长孙无忌叫屈,这才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唐朝初立之时,自然要有旧臣的拥戴和亲贵的出力,但单是如此,则未免沉闷。下一篇要介绍朝堂之上的新鲜血液——有了他们,唐初的舞台格外绚丽多彩。

太宗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名乔,以字行。从年龄上,他比李世民整整二十岁,在李世民选拔的人,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臣,很少有比李世民还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着几岁,一般情况下,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像屈突通那样的老将,是比李渊都的,可是李世民一句话,便乖乖地替李世民去坐镇东都。

当房玄龄杖策谒见当时还是敦煌公的李世民时,不知可曾想到过以后的事。李世民可是有上级的啊,房玄龄却偏偏投奔他,再加上房玄龄那么老实的人,居然在兄弟相争之时出那么的力,不得不让人有点儿怀疑他的动机。然而这却是房玄龄年轻时比较反对的事,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他自己也卷了进来时,是根本不会想到以前的想法了。

当了宰相的房玄龄似乎有些无所作为,可是有句话叫房谋杜断,绝不是没来由的。和长孙无忌一样,房玄龄的谋在史书上也是不怎么记录的,而且,即便是记了下来,也未必能令人对他增加很多钦佩,所以不记未必是一件坏事。做李世民的谋士挺清闲也挺郁闷,一来人多,二来李世民本身就很有主意和判断力,不必像有些君王那样特别需要倚重别人来出主意,所以房玄龄在战争年代常做的事情就是替李世民回家去向李渊作报告。要是放在通讯那么发达的现代,房玄龄恐怕这时有失业的危险。好在不是总打仗,到了宫廷斗争的时候房玄龄还是很有一套,不然李世民也不会夸他在自己皇帝之前房的功劳最了。

何以房玄龄当了宰相后显得那么软弱,甚至谨慎微到了就是一句话也能把他吓得跪在地上请罪的地步。也许和对李世民的了解有关——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房玄龄经常回去向李渊解释,李渊就说: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但是对君王了解太多有时也不是好事,尤其是君王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难免会对知道的人有点儿异样的感觉。还有一点,了解越深,也越清楚地知道其为人。其实李世民还真不是那种过河便拆桥的人,更多时候还是更想保全他们,甚至希望就连他们的后代都能这样一直和平共处下去。但人总是会有自己比较忌讳的事的,而且脾气一上来若说真不想杀人也不是这样。房玄龄之所以谨慎也并非全无道理,所以他不像魏征那样敢于说话。有时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口说出来效果不见得会一样,魏征那么说,李世民可以接受,房玄龄说出来,也许李世民就会觉得生气。应该和亲疏程度不同有关,越是亲近的人,越在意他的话,而面对一个陌生人的破口骂,气则气矣,未必会上心。

一提起唐贤相,人们总是想起房杜、姚宋等等,可是杜如晦死得太早,而房玄龄又好像没干过什么,难免令人嗟叹。可是要从君主驾驭臣的角度看,房玄龄却是一个标准的贤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则能办事,去则无怨言,整个一个没脾气的人。起初李世民还对他说要他多说话多办事,可是后来就不说了,倒是对他发火的次数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很可能是李世民自己的脾气也快被他磨没了。虽然把他赶回家若干次,可是宰相还是很乐意由他来当;虽然对他生气若干次,可是信任还是很信任。有人报告说房玄龄要谋反,房玄龄乖乖把人送到李世民那里,也不知心里怕不怕,反正最后除了又挨了一次批,什么事都没有——如果那样也叫批的话:你怎么这么没自信?以后再有说这些话的人,你自己干掉。这种批就是多挨几次也无妨。贞观二十二年,病重的房玄龄于病榻上上表,劝谏朝没有一个人敢劝谏的征高丽一事,当下李世民便落泪。还是那句话,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本身是东宫的太子洗马——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官职时着实笑了半天,脑海里又想起了孙悟空的弼马温。当然这个官名的意思可不是望文生义理解出来的那样,而是东宫的一个谏官。不过好像也没看到他谏了什么,只知道他劝李建成杀了李世民。因此有人以此证明李建成其实不像史书上写的什么声色犬马什么无能……当然史书是夸其辞,但这属于事,想不出来李世民布在东宫的探子还要把这种事报告给他知道。另外,魏征后来当然不可能告诉李世民当初怎么怎么算计他,也不可能会提到当初劝你哥什么什么事。以前的事,尽量还是提得越少越好。

面对胜利的李世民,魏征的话很值得玩味:如果你哥要是听了我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阶下囚就会是你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多会说什么先太子冤枉啊,你杀了是他逆不道(庸俗电视剧庸俗台词,但确实很贴近真实情况),魏征此话当然和这个不一样,但也不像软弱投降者那样先痛骂一下故主然后表示效忠新主。他的话其实很性,没有替自己辩解什么,家反正都心知肚明,说那废话没用,但这样的话也并不过分激怒李世民——我的确当初谋算过你,可是他不听,没用。这就是魏征的老道了,他可以说在语言艺术上是很高明的。

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得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儿气得没话说。比如有一次皇甫德参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所化。可是李世民却曲解为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当然是被魏征给劝住了,而且魏征还说,如果皇上你和臣辩论辩得太多,那么别人就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于是把李世民这条路也堵住,只好由着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但渐渐也有了变化,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最终不想刚愎自用都很难。于是魏征的进谏也有了变化。所以说,魏征进谏当然还是更多为了国家,但同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是名臣,而不是忠臣。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太宗面前说起的时候,很是让李世民吃了一惊,但接下去魏征说忠臣往往都被皇帝杀了,但皇帝自己也都不得好报,这只是纯粹成就了臣的名声,于国于君却无好处,不如名臣,既可全身,也可以有利于国君。这话说得不假,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他不想因进谏而无谓牺牲。

魏征提出的问题当然多数是有用的,可有些事情似乎也管得宽了。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在宫搭了一个高台,经常登上去远望昭陵(也不知人自己看自己的陵墓是什么感觉,不过他当时是思念亡妻,概不怎么想到这一点吧)。有一次,他错误地把魏征也拉了上来,于是,这也宣告了这个台子被拆掉的结局——李世民要他看昭陵,他却装作没看见,李世民一不留神上了当,用手指给他看,哪知道,魏征竟然说:啊,昭陵啊,早就看到了,我以为皇上说的是献陵(李渊的陵墓)。这等于是说李世民只惦记着亡妻,却不想念亡父。这话很刺耳啊,而且也毫不留情面,李世民当下就落下了眼泪,然后马上拆台——这可以算是魏征拆的台吧。要说皇后对魏征可是有过救命之恩的,可是他却拆皇后的台,心里暗暗想到一个词:人走茶凉……当然这件事不能这么曲解,只是觉得,人家夫妻伉俪情深,又是刚去世,思念一下不但正常,而且也难得啊,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也许是吸取了教训,三年后到献陵去拜祭先父的时候,李世民那可是动了真感情,皇帝至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因此这件事上魏征真的是多虑了。

太宗手下最有名的武将莫过于尉迟恭,即尉迟敬德,在演义他并不是第一位勇将,可是在史书,却觉得这个第一的称号非他莫属。李玄霸、宇文成都、罗成这些说耳熟能详的人,实际上要么死的早,要么就是没有,像秦琼那样的被抬高,简直是件莫名其妙的事,程知节则被写成了一个废物一样的人。实际上,秦琼、程咬金等人应该都差不多,反正也没比过,谁更强些不好说。但是他们表现的机会却没有尉迟恭的多。

尉迟恭本来是唐的敌人,甚至唐还因为他牺牲了一个郡王级的烈士李孝基,不过要是没他,李世民就很有可能成为唐的一个亲王级的烈士了。李渊本应很恼怒他才对,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压下火来原谅尉迟恭,但可以猜到,其李世民起了很的作用。毕竟还是儿子亲些,所以那个仇也就不报了。

于是尉迟恭成为秦王卫队的一员将,属于保镖型将军。由敌人到嫡系,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身上下的功夫还真是不。如果不厚道一点用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经典的收买案例。李世民当时拿出的钱虽多,但比不上后来李建成那一车的东西,可问题不在于钱有多少,而在于时机,更在于,李世民并不是纯粹地用钱来收买,他的以国士待之终于使得尉迟恭对他像豫让一样回报智伯。当时尉迟恭没有收李建成的钱,表明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将军,同时也不是可以用钱来收买的人。一般来说,尉迟恭很快地便找着机会报答不可能,可是不久秦王就有一次遇险,被单雄信追得挺狼狈。自然了,这时便是尉迟恭嘿咻嘿咻地过来把敌人打跑。按说李世民自己也是很英武的,这样子狼狈还是第一次,如果再以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有意落败,为了给尉迟一个立功的机会,好把那盘金银打发了。自然,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世民,不过即使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失色的秦王,这一次的表现确实有些蹊跷呢。

在诸多将军,李世民似乎最愿意带着尉迟恭一起闯荡沙场,一方面说明尉迟恭确实非常勇武,另一方面,在诸武将,尉迟恭和秦王的关系似乎是最好的了。可能性格上有相通之处吧,因此比较投机。可以说,尉迟恭是绝对的秦王死党,他可以为了秦王一句赞马的话跑到敌阵去夺马。只不过面对太子那车金银不会变通。李世民说把金子收下来然后顺便打听情报固然是妙招,但真要这么做的话,只怕有点解释不清——毕竟尉迟恭是个武将,哪里有那么多心眼儿……既然敬酒没吃,后面肯定就是罚酒了。在狱很是受了些苦,终于在李世民的求情之下出来了。于是出来之后的尉迟恭非常积极地劝李世民下手,并最终在玄武门之变杀掉了李元吉。

但是,在以文治国的贞观年间,尉迟恭却有些有力无处使了,也许还很有失落感。有一次在宴会上居然动手打人,打的还是江夏王李道宗,可以想像,李世民得有多生气。不过还好,闯了这么的祸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算是警告处分吧。不过李世民居然提起刘邦来,这个是满吓人的——只是他不知道日后还有个名叫朱元璋的伙子,比刘邦那是狠得多了。那么,话已至此,任谁以后都不能再犯,所以尉迟恭后来安安心心地过起了舒服日子,据说是信起佛来。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说是某座寺院,里面还有供奉尉迟恭的塑像。印象的尉迟将军黑不溜秋,五三粗,金刚怒目,威武狰狞……总之,是受了门神画的影响。然而看那塑像,黑确实是黑,但是面目却很周正,虽则刚武,却并不野蛮粗鲁,当时吃惊不呢。

忽然想起秦琼来,这本来是唐史挺平常的一位将军,不知怎么到了演义里就一下子那么威风起来,而且还编出了那么一个不平常的来历,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事实上,秦琼的爸爸多半不是来自于陈朝,而罗艺的妻子姓孟,当然不会是说宁夫人的妹妹。选这样一个人来神话,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秦琼确实非常骁勇,在美良川,曾破尉迟恭,也就是三鞭换两锏故事的原型。但秦琼比较平和,在秦王府没受到什么迫害,不像尉迟恭、程知节他们又是入狱又是调走。贞观,秦琼多病,他把原因归于自己当初流了太多的血,这放在今天觉得有些好笑,但古人也许就是这样想的。看《红楼梦》里袭人有一次吐血,就以为自己是个废人了。如果拉他们到现代来献血的话,他们一定吓得够呛。

和秦琼常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程知节,就是演义里那个草胞程咬金了。说的力量真是无穷,这本来差不多的两个人(感觉程知节更勇猛一些),结果经过演义的改写,一个成了天神一般,一个则是令人哭笑不得,甚至他敢拿李世民做人质交给尉迟敬德。他和秦琼早年都在来护儿手下为将,后来都在瓦岗,瓦岗失败后也曾短暂地投奔王世充,奈何程知节认为王世充是个老巫婆所以不愿久留,于是两人阵前又一起投奔了唐军,后来又一起成了秦王的护从人员,一起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没有在一起死,程知节活到了高宗时期,结果老将军又挂了一次帅,却是以失败告终,于是被罢官。尽管后来又封他为岐州刺史,但老迈的将军很有自知之明地主动辞职了。其实程咬金比秦琼更忠于李世民,当李渊要把他调走的时候,他说就是死也不走。秦王就是凭借这些忠心耿耿的属下才取得了政变的胜利,由此可见,李世民得人心的手段十分高明。

李靖李卫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在唐初除了李世民之外,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文武兼备。

不过从唐朝开始李靖的形象就被歪曲,编出了什么虬髯客和红拂——难道李靖是拐骗妇女的人吗?一经加工,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本来比李世民二十五六岁的李靖常被人们认为是和他差不多,然后又演义出来一个类似于妖道型的军师形象,不过比之于徐茂公还是不错的,徐茂公被编得更像妖道。

其实很希望能看到一场李靖和李世民的交战,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跑去告密的他困在长安,结果就只能等着得罪了的人发落。可当时李靖身在马邑,怎么能看出来李渊要谋反呢?推测是李渊拉拢过李靖。李渊虽谨慎,但不是没向人说过自己的想法,除去自己的儿子,他和宇文士及就曾畅谈事,可见,李渊不是一个心眼的死也不说,只要是他认定的人,多少会透露点东西。而李靖表面上也许答应,至少不会拒绝得太干脆,不然李渊哪能留个后患?然后李靖偷偷跑去要告密。真不知他是出于什么目的,难不成真要保隋?没想到山不转水转,自己转到了长安,李渊也转到了长安。要不是李世民求情,那么今天看到的记载顶多就是马邑李靖欲往江都告密,滞长安。长安下,斩。告密的行为李渊当然生气,但事先应该有准备,纸包不住火,总会有人告密的。因此单纯地告密李渊还不至于生那么的气,李渊在乎的很可能就是李靖对自己的背叛。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渊后来一直对李靖不放心。或许也正因此,李渊才格外对他注意,就连拖延出兵这样的事都想到要治他的死罪——李渊自己也知道那不是什么事,要不然何不正光明地定罪呢?幸亏李靖及时立了功,也幸亏那个接到李渊密旨的人没有照办,不然现在的记载则是将军李靖,怯战,不出,斩。总之武德年间,李靖一直跟着李孝恭,虽然也算是立了功,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些不得志。

有着崇高追求的李世民,找到了李靖,可咱们李将军真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主动放弃了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硬是没答应。不过李世民后来倒也没计较,反而重用,这可不是一般的气了。不过心理上的隔阂或许还是难免有一点的,比如刚灭完东突厥回来就是一个下马威,还有对于李靖的辞职,往常李世民都至少是挽留一番,这次则是允许李靖光荣退休了。当然,李靖的地位待遇一直还是很高的,毕竟李世民还没有那么阴鸷。

李靖最为人叫绝的是他的战绩和一部《李卫公问对》。贞观时期李世民不再方便亲自挂帅,也不像李渊那样非自己宗族者不得为帅,他起用的是两个外人,而且还是当初没支持自己的外人。于是李靖终于有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灭东突厥一役,率三千奇兵攻定襄,又率一万精骑趁颉利不备一举成功,俘虏了当初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唐初对外的几场仗,李靖多有参与,而且,也可说是常胜将军。另外,《问对》虽然经后人考证说是伪作,但这些却绝对是内部资料。看他们讨论奇正简直就跟讨论哲学一样,有《老子》的风格。

但人总有老的时候,李靖后来无法再上战场了,但这个资源怎能轻易浪费?于是李靖又收了几个徒弟。可没想到,侯君集居然告了一状,说李靖是因为想谋反,才根本没有把全部知识都传授下来。再问李靖,李靖则说侯君集要谋反,所以才贪心地想学全部的东西……有句不雅的话叫狗咬狗,一嘴毛,虽然不听,但倒是满形象的。事实很争气地验证了李靖的正确。不过李道宗也曾提醒李世民侯君集要谋反,看来这位侯将军还真是不心呢,只是李世民好像没看出来,一直不肯相信。因为当初侯君集很忠心地跟着自己,所以十分信任,也许在他看来,以前那样的凶险都过来了,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背叛自己呢?这个不单是对臣的信任,而且也是一种自信。但李世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谋反了,和当初支持自己一样支持现任太子,为的都是殿上的那个宝座。因而李世民的这份自信和对臣的信任都有所动摇,造成了后来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君集真是做了件天的坏事,连累了自己的同僚啊。

和李靖一样,徐世勣也是一个在玄武门之变没有支持李世民的人,也同样在后来受到重用,当然李世民对他也一样有些不放心。

徐世勣就是前文提到的徐茂公。时候听评书听到这个名字,于是去翻书找,可是怎么都没找到。好容易找着一个字懋公的人,可是居然是姓李。后来才知道人家原来是被赐姓的。有些愤愤,本家一个这样子的名将,居然改姓李了……那么通常是称他为徐世勣,虽然犹豫再三,决定本文也统一用徐世勣,毕竟他活着的时候后半生都是姓这个姓的。

演义里把他写成一个神乎其神的妖道军师,想像一下的话肯定是一派文人气象,但历史上的李世民十几岁就干起了杀人的营生,后来则成为名将,与文人似乎从来都没怎么挂钩。这倒是个的趋势,唐初尚武,即使是文人而不会武也会被人笑话。

徐世勣有过两次全军覆没的惨痛经历,其一次做了人家的俘虏,当然后来是逃回来了。只是这两次惨败实在有些不幸兼不光彩。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他成为唐朝的名将。   

徐世勣在并州类似于流放一样一呆就是十几年,但这可不是流放或者皇帝的疏远,相反正是因为皇帝的信任才会这样,不然在一个地方呆十几年,除非是后来的藩镇军阀。

为了给太子多找几个托孤的人,李世民便把徐世勣调到了央,就是在培养托孤的骨干力量了,所以着手拉拢他——之所以说是拉拢,是因为李世民最后一次动用心机暴露了他的真实态度。一次徐世勣生病,大夫开出须灰这种药引。收买人心的机会不是很多,一定要抓住,而且丝毫不能犹豫,如果李世民顾虑剪了胡子之后不好看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就错过了。而且还不能用替代物,伪劣假冒的不行,货真价实才能打动人,而且最好还是让他看出来……也不知李世民当初有没有想过这些,不过他行动是很果断的,一看到这个药方,便立即动手剪胡子。还有一次徐世勣居然在皇上面前喝醉了酒。不该啊不该,还好,酒后的表现不是撒酒风,只是睡个觉而已。于是机会又来了——解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徐的身上(说句题外话,李世民概是最会抓住机会的人了,看他收降尉迟恭时就是准确地把握了时机)。只是李世民要是得知后世另有个叫赵匡胤的伙子就是因为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不知还会不会这么草率地把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而第三次,则撕下了罩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利用关系——如果他不听令,就杀了他。印象,唐太宗还真没这么阴沉着说过话。因此,李世民本来是很值得我们同情的。然而,徐世勣的反应也是超常,接到圣旨就立刻走掉了……

李世民后来在立武后的问题上表现不如其他几位,于是难免遭到后人讥讽,又有人认为是对李世民的报复。李世民在此事上的表现是不尽如人意,但只怕他也不会想到日后会是那样子。而另外几人反对也未必是看到武后将会怎么怎么不利于李唐,多半还是因为她身份的关系。这也未必有多高尚。

忽然间想起徐的好兄弟单雄信。事实上单雄信最后死时可不像锁五龙那样的戏里或是演义里那样死得多惊天动地,不但李世民没求他归顺,反而不同意徐为单的求情。不同意把此事归为李世民记仇,因为薛万彻、冯立、魏征、王珪这些当初的敌人他都可以不计前嫌,没理由认为他因为这件事而一定非杀单雄信不可。其实,单雄信轻于去就,翟让死则投李密,李密败则归王世充,王世充降又想求老朋友求情到唐,的确不是个很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李世民杀单雄信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很可能武德年间看到秦王势弱的单雄信会成为秦王府的第一个叛徒。而李世民与单雄信的不同是,尽管他在窦建德那里受的待遇十分好,但他仍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回来,而如果是单雄信,还会那样逃回唐朝吗?

李世民其实是有些别人说的圆滑,但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不想参与政治斗争。李世民对名节倒是真的在乎,他的弟弟李感被王世充抓到的时候就拒绝为之招降李世民,当时他说:家兄立身,不亏名节……

最后死的时候李世民还是很达观的,除了朝廷赐的药,其他的药全都不喝——似有些求死的意思。他不想自己的子孙像房遗爱那样败家,所以定下不肖子孙就要打死的规矩。李世民说他不需要什么贵重宝物陪葬,只要一件朝服就够了,因为他还可以穿着它去见先帝,可见是十分地忠心了。但是他的孙儿徐敬业正是因为忠于李唐才会使全家遭殃。九泉之下,李世民也只有摇头叹息了吧。

其实唐初臣人数众多,很多还没有写,比如武后时期的名相狄仁杰等等,而且很多都很有说说的价值。但限于篇幅,也只能写到这里。

有了唐初臣们丰富多彩的众生相,唐朝的凌烟阁从来都不会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