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是钱镠创建的割据于今浙江地区的一个小国。关于钱镠其人，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杭州临安县（今浙江临安北）人，世代以种田打鱼为生。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与邻居的孩子们一同砍柴时，凭借自己身强力大，强迫别的孩子为自己砍柴，多交者赏，少交者罚。长到十几岁时，为人无赖，不愿从事生产，遂走上了贩盐谋生的道路。
唐朝后期实行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对走私食盐打击颇严，但是由于有厚利可图，因此私盐贩卖活动非常猖獗。为了对付官军的打击与查禁，私盐贩子往往也组织武装团伙，进行武装对抗。据说钱镠贩盐时，每担盐重二百馀斤，他却可以行走如飞，可见其气力确实不小。旧史又说他“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说明他少年时就有一身好武艺，喜爱抱打不平，颇具号召力。钱镠早年的这种生活经历，对增长其见识，结识各方人士有很大的益处。二十多岁时，由于唐末社会大乱，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钱镠便散尽贩盐所得的财产，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来他投奔石镜镇将董昌，以战功逐渐升为都知兵马使、刺史。以后他翦除了刘汉宏、薛朗、董昌，占据了两浙十三州地区，成为江浙一带颇有实力的割据者。
钱镠据有两浙后，身兼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并把镇海军的治所从润州移到杭州，从此杭州便成为其统治中心。唐天复二年（902年），唐廷封他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改封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吴越王。学术界通常将钱镠担任镇海军节度使的这一年，即公元893年视为吴越国建立之年。
钱镠在创建吴越前后，与吴国的杨行密争夺江南诸州，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互有胜负。南唐建立以后，双方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对峙，但在军事上却比较缓和，除了援闽一役规模较大外，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基本不存在了。钱镠因为国小力弱，自知实力不足，为了能在群雄割据中生存下去，遂采用了向中原王朝称臣的策略，以牵制周围的邻国，尤其是吴及南唐，从唐朝末年历五代直到北宋，这种政策始终没有改变过。中原王朝为了拉拢钱镠，也前后授与他很高的官衔，如后梁授他尚父、吴越国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等官衔；后唐除了授他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尚书令，封吴越国王外，还赐给玉册金印，以示宠渥。
但是钱镠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也想和其他割据小国一样称帝，只是自知自己的实力还不强大，所在的两浙地区周围潜伏着强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他只好关起门来过皇帝的瘾了。他将自己所住之处称为宫殿，将办公的府署称为朝廷，令其部下称臣。从公元908年起，他三次改元，其中“天宝”年号共用了十六年（908—923年），“宝大”年号用了二年（924—925年），“宝正”年号用了六年（926—931年）。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时，方改用中原王朝年号。钱镠虽然未公然称帝，但以上这些行为却与称帝无异。
因为钱镠的这种作为是严重的“非臣”行为，是不“恪守臣节”的表现，所以其子孙都对此极力否认。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钱镠的确改过元。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吴越濒海的便利，与新罗、渤海以及居于海岛的部落建立了臣属关系，派遣使者对其“行制册”，“加封爵”，这些都是钱镠“僭越”不臣的表现。在唐末、后梁时期，中原王朝无力制约，只好隐忍不发。后唐统一了中国北方后，实力强大，遂对吴越采取了制约措施。后唐明宗时，在枢密使安重诲的坚决主张下，下诏削去了钱镠的尚父、元帅、国王之号，勒令他以太师致仕，也就是退休。后来由于其子钱元瓘上表请罪，言辞恳切，明宗遂又恢复了他的官爵。
钱镠富贵以后，将其故乡改为衣锦里，并兴造第舍，穷极壮丽。他还经常回归故里，大会故老宾客，车马雄壮，万夫罗列，场面十分宏大。山林树木，全都以锦幄覆盖，以表示衣锦归乡之荣。他受封吴越国王后，“悉起台榭”，扩建杭州城，周长达三十多里。其晚年更加奢侈，《五代史补》说他：“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但是也有不同的记载，说钱镠生活节俭，衣服被褥皆用细布，未尝用锦缎；非公宴，所用器皿惟瓷樽漆器而已。他所用旧寝帐已经破旧不堪，其子媳要用青绢帐换下，他执意不肯，说：“虽然我提倡节俭，仍担心后世子孙生活奢侈。此帐虽旧，还可以挡风，为什么要换下呢？”他还用小圆木为枕，上面缀有小铃，熟睡后枕动则铃响，由是而醒，取名曰“警枕”。他还担心夜晚守卫者睡着，常用弹弓射弹丸于城外，使守卫者不能入睡，当时人称他为“南方不睡龙”。这种记载也不能说不真实，多是其早年所为。至于其自制“警枕”，夜晚不敢深睡，则是总结了多年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经验的结果，深恐有人暗算于他。
钱镠统治两浙期间，赋税徭役非常繁重，其税额比唐朝统治时期增加了数倍。南唐曾派遣汤悦、徐铉出使过吴越，亲眼目睹了其盘剥百姓的情况，说：两浙之民，只要欠斗升之税，便要受到严刑拷打，乃至于处以徒刑。曾在夜晚闻听有人号叫，惨痛之声若獐麂悲鸣，等天明询问，才知是官吏吊打欠税之民。由于负担过重，下民贫困，这里的百姓多穿不起衣服而裸行，或者以篾竹系于腰间以遮羞。
自从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以来，五代十国多沿袭此制。两税法规定将一切杂税包括身丁钱并入其中，不再另行征收，而吴越却规定每丁交三百六十文钱，这种现象就是一税两征，而且在当时诸国中税额最重。由于百姓负担过重，所以有些人便通过隐瞒年龄的办法来逃税，以致“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通常男子满二十岁为成丁，便要负担赋税，这个年龄也是举行冠礼的年龄，所谓“不冠者”就是没有举行成年的冠礼，隐瞒年龄，以逃避交纳丁税。
吴越的杂税也很繁重，所谓“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收算，就是收税。甚至连西湖捕鱼也要收税，规定必须每日交纳数斤，称之为“使宅鱼”。有些渔民终日劳作，也打不够应交之数，只好花钱到市场买鱼交纳。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只对酒曲实行专卖，而吴越则对酒也实行专卖，与民争利。此外，吴越百姓的徭役也很沉重。有人曾利用夜暗之机，在钱镠府门上大书曰：“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意思是说吴越的徭役没完没了，每天清晨出去服役，直到夜幕降临才能回家。以表示对繁重徭役的不满怨愤情绪。
在这些重负之下，百姓纷纷破产，贫乏之家，生子不能赡养，或弃于襁褓之时，或卖为奴婢，也有寄养于佛寺道观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说，吴越统治期间，米粟谷帛之价比旧日上涨了三倍，鸡豚菜茹薪炭之价上涨了五倍，田宅价格上涨了十倍，肥沃良田及其他珍稀之物的价格上涨了数十倍。在这种重负的压榨下，以至于百姓中最贫困的人家也负债累千金。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千百年来，古今不少学者却对吴越钱氏的统治多有溢美之词，说钱镠“自奉节俭”，钱氏子孙能“轻徭薄赋，奖励垦殖”云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钱氏归宋后，世代高官，声誉颇佳，因此宋人自然不便揭其祖上之短。另外，有些钱姓之人写书撰文竭力美化钱氏在吴越的统治，也掩盖了不少事实。当然也有正直学者敢于站出来说真话，可是却引来了一些诽谤之词。
首先敢于站出来批评钱氏重敛的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他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谴责了钱氏在吴越的严刑酷法、重税盘剥的政策。于是有一个名叫钱世昭的人在其所撰的《钱氏私志》毁谤说：欧阳修早年在钱镠的子孙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时，在其手下任推官，曾经对一妓女非常亲昵，然此女却被其上司钱惟演占有，欧阳修因为不能染指，心怀怨恨，后来撰《新五代史》时，便对其祖上进行诽谤，诬其重税盘剥。后来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便采录了钱世昭的这种说法，遂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只要查一下宋人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欧阳修在洛阳任推官时与钱惟演相处甚欢，两人关系亲密，时常聚会，赋诗游乐，并无交恶之事。欧阳修后来写了一部名曰《归田录》的书，其中涉及到钱惟演的共有三件事，均为宣扬其美德之事，反倒对他书批评钱惟演之事只字未提。如同是宋人所撰的《东坡志林》、《清波杂志》等书，记有钱惟演依附丁谓，毁谤寇准，进贡洛阳之花以求宠等事，《归田录》虽然多记当年洛阳之事，但却对这些事只字未提，并且还对钱氏归宋之举多有褒奖。可见挟私毁谤的是钱氏子孙，而非欧阳修。
其实记载钱氏重税的典籍还很多，只是撰者没有欧阳修声誉高、名气大，加之《新五代史》又是所谓正史，此说一提出来影响很大，所以钱氏子孙自然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欧阳修。
需要说明的是，钱氏统治两浙期间，在修筑捍海石塘，兴修水利，发展商业等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方面是应该肯定的。
钱镠死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三月，其子钱元瓘继位。数年后，钱氏家族内部发生了兄弟阋墙之事，钱元瓘杀死了其兄弟钱元球、钱元珦。
之所以会发生钱氏骨肉相残的悲剧，还得从吴越国的政治格局说起。钱镠生前鉴于国内曾发生过部下将领主导的军事政变，因而对这些人很不放心，所以命其诸子分任各地军政长官，其中元球、元珦二人因为数次立有军功，钱镠遂授与他们兵权，让他们掌握一定数量的军队。钱镠死后，元球任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静江节度使、兼中书令，恃恩骄横，私增兵仗数千。面对这种情况，钱元瓘当然不能听之任之，派人劝其上交兵仗，并出任温州地方长官。元球不从。这时有人告元球派亲信向神祷告，求为吴越国王，又派人携带蜡丸与元珦密谋。天福二年（937年）三月，钱元瓘命使者召二人宴于宫中，其左右称元球有利刃藏在袖内，将元球、元珦同时杀死。这次事变未酿成大的动乱，也未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后吴越政局再未发生大的变故，钱元瓘死后，其子钱弘佐继立，弘佐死后，其弟弘倧继位。钱弘倧后来被统军使胡进思所废，改立钱弘佐的另一弟弟钱弘俶继位。北宋先后灭掉南方诸割据政权后，吴越迫于形势，自请归顺。在北宋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吴越是惟一没有经过干戈而归于一统的政权，从而使两浙地区避免了战火的破坏，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吴越从公元893年钱镠任镇海节度使时算起，至公元978年钱弘俶归宋，共历五主，八十四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