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道家》第六章 隐士思想与道家(3)


(三)隐土与历史政治的关系

讲到历史政治与隐士的关系,这在我们整个的历史系统里,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问题,只是大家都相沿因袭惯了,谈到历史,不是用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来读,便抱着疑信参半的态度来研究;可是无论属于哪种方式,对于历史政治上幕后隐士们的价值,都被忽略过去了。我在前面曾经强调说,隐士思想与隐士们,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但是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被道家的人们,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我们现在提出与历史政治有关的人物,也只能算是“半隐士”的一样。所谓“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后,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其余半截的生活,就出山人世,参与现实社会,和实际的政治有了牵连。

关于“半隐士”与“隐士”,我们引用宋代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做为恰当的说明、放翁的诗说:“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隐士,已经辜负了自己当初逃隐的动机了,姑且不说别有用意的严子陵们,就是许由、巢父他们,被人发现了踪迹,有了“高尚其志”的“隐士”声名,也早就错到底了。这虽是陆放翁有所感而发的话,然而也足以代表“半隐士”们的一般感叹!至于历史政治有关的“半隐士”,例如伊尹、傅说、姜尚,以及间接有关的,鬼谷子、黄石公,与秦、汉以后的“半隐土”如张良、司马德操与诸葛亮。南北朝以后,列入道家人物的,如王猛、陶弘景,唐代的魏征,宋代的陈抟,元代的刘秉忠,明代的刘基、周颠,清代的范文程等等,都是其中的荦荦大者,为一般比较容易熟悉的人物。这便形成中国历史政治上特有的情形:凡在拨乱反正的阶段,或建国创业的时期,身为中国文化幕后的“隐士”们道家的人物,就见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们的精神,辅翼命世之主而创造新的时代和历史。到了治平的时期,便又默默无闻,把成果与责任,付之自命为儒生们的手里了。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演变,及其兴衰成败,成学术思想的关键,几乎有一共通不易的定例:那便是凡当拨乱反正的时期,大多是道家人物与道家学术思想的功劳;到了天下太平,坐而论道,讲究修齐治平之学的时期,就成了儒家的天下了。

隐士”的道家人物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政治具有这样举足轻重之势,除了“通古今之变”,如司马迁等少数人以外,一般人几乎不明实况,所以把真正道家的人物,与真正道家的学术思想,就一直蒙在冤枉的档卷中了。我们姑且举出正反面一、二种历史资料,以便有一新的认识,恕限于时间与篇幅,不能具体地详细讲明。

1.历史上畏惧“隐士”思想的反面

周代:“太公望(姜尚,字子牙,因功被周室尊称为太公),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族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这一历史故事,便是说明姜太公得封为齐君以后,要杀齐国的“半隐士”华士。他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请他三次又不出山,这便使“半隐士”出身的姜太公动了杀心了。因为姜太公是行家,他懂得“半隐士”的利害,又加上他初到齐国,旧有的地方势力,还没有投诚,他决不容许这种不合作的作风养成。所以周公吃惊地问他,你何以随便就要处决一个“高士”呢?他就说出他的意见,认为假使像华土这种人,还要褒扬他,那么,我还要做齐国什么人的君王呢?这真是痛痛快快地说明统治者的苦经,同时,也由此可以了解上古对“隐士”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在战国末期,齐国派使臣到赵国去,赵国的女主赵威后,在接见齐国大使的时候,还没有谈到正题,赵威后便问了几个有关齐国政治的问题,最后,便说:“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个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杀华士的说法,是同样的观念,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权者对于“半隐士”的畏惧,和惧怕侠义道的情形,是同样的心理。其实,齐国的“半隐士”于陵子仲,已经大非姜太公时代的华士可比,赵威后挑拨齐国大使,也许正是惧怕这个“半隐士”于陵子仲的才能,对于齐国与赵国之间的外交政治上,是一个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于去掉故国贤人的心理意识上,便冲口说出这种政治心理作战的话来了。

2.历史上尊重“隐士”思想的正面

帝尧想要让位于许由,周初用姜太公的建议,尊重伯夷、叔齐的志节,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知道的事件。秦始皇一怒而坑不听命、不合作的儒生,因此又大失人心,汉高祖要想换立太子,结果日后用了张良的建议,把那高隐在商山的四皓,素来不理汉高祖的四个“半隐士”,死拉活扯地拖下山来,做了太子的老师。这样,便使汉高祖不能不屈服,只好变更计划,也就不敢再谈换立太子的事了。此外,如历代帝王向山中的“隐士”,动问国家大计的,也例不胜举,有名的如陶弘景,称为山中宰相。因此,在历史文化的著作上,便有上古的“隐士”,秦、汉以后的“神仙”,唐、宋时代的“高士”与“处士”等无位而得高名的称号产生。尤其在宋代,有一类的“处士”,以“半隐士”的姿态而得到一举成名的光荣,致使后人笑他们有“功名捷径在烟霞”的讥刺。以及后来两宋理学家们,讲学不仕的作风,都是由这种传统文化幕后主角的“隐士”流风所造成的。清兵入关以后,英明的康熙,屡开博学鸿辞科来网罗不称臣、不投降的汉族知识分子,也便是对付“隐士”的一个政策。

我们为了说明道家学术思想的渊源,稍微多加牵扯了有关于隐士的问题,暂且到此为止。至于“隐士”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利弊,一时很难详细来说明,总之,姑且拿老、庄做代表的道家“隐士”思想,与孔、孟做代表的儒家思想来说,他们最高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动机,所谓救世治平的宗旨,其实并无两样。所不同的,就是采用的方法与态度,各自别有主张。儒家的孔、孟,他们的作法是积极的强行人世,冀图挽救世道人心;道家“隐士”们的主张,是因势利导,处之于无形。所以道家的方法是用“”、用“”,结果往往被用错,而致于柔弱不堪,这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在好的,有利的一面来讲,它正是《易经》乾卦上。用九”的精神,所谓“见群龙无首,吉”。“龙德而隐者也”。因为它不在任何的那一个交位上,所以它能够绝对的冷静,绝对的客观,在幕后领导九五的变化。倘使它也人了交位,当然便被变道所构,自身难免不受其变,而无补于时艰了。我们研究道家的应用,必须先要了解这个精神,才能谈道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利弊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