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墨子与帮派


我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认为墨子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超越了儒家、道家,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就有这种侠义精神的成分。后世的《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墨子的精神,甚至于描写盗寇的《水浒传》,所谓的忠义堂,也是墨子的精神。现代写的武侠小说,乃至帮会组织,也都属于墨子的精神。

这种社会的形态,从战国以后,经秦汉以迄清朝末年,甚至到抗战胜利以前,这种精神,在今日海外的华侨社会,仍然存在。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这种特殊的社会,就有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中央等五方。例如项羽下面的名将季布,有一次在和汉高祖的战斗中,汉高祖落败,季布乘胜追击,季布的马头和汉高祖的马尾,已经相连,只差一点,就可以把汉高祖杀死,或者生擒过来。幸亏,汉高祖终于逃过了这次危险,但已恨季布入骨。汉高祖当了皇帝以后,知道季布并未战死,也没有被俘,于是通令天下,悬重赏,缉拿季布,如果有人捉到季布,可以封王;如果窝藏他的,则全家有罪。这时季布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到山东的大侠“朱家”的家里做佣人。过了三天,被朱家看到了,从举止仪态上看,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奴役,晚上把他找来,问他究竟是谁?要他坦白说老实话。季布这时知道已经无法隐瞒,于是对朱家说:我就是季布,你把我绑送到刘邦那里,可以封王,又可以发财。朱家笑笑说:你这样逃亡不是办法,跟我去见刘邦。刘邦当亭长出身,还没有发迹时,和朱家这些人都是一起喝酒打牌的朋友,朱家当然能够以老朋友身份去见他。

于是,要季布化装成车夫,替朱家赶马车,直奔长安。当然,以朱家的名声,一路上通行无阻,还有人远迎远送的。过去在大陆的帮会领袖,并不是想象中的一脸横肉,动辄脸红脖子粗,伸出胳膊肌肉鼓鼓的那样的人物,也不像今日在社会上乱闹事的青年,他们都是生活非常朴素,非常讲道德,对人也是客客气气的。

他们到了长安,萧何、陈平,这些地位高的文官、武将,都是朱家的朋友,纷纷请他吃饭,问起他到长安的原因。朱家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为季布而来的,季布是一个人才,为什么要缉拿他呢?招降他为自己用不是很好吗?现在还有些边远地方,没有完全平定,像季布这样的人才,如果他向南方投奔到越国,或向北方投向匈奴,岂不是培养了一个大敌人吗?何不取消通缉令,给他一个官位呢?这些文臣武将听了觉得很对,报告汉高祖,刘邦听说是朱家说的,就照办了。最后季布还是做了汉朝的大将。

从这些历史片断看到,在汉代初年,墨家精神仍然存在,不过并不称为帮会或帮派,而叫做“墨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收拾这种局面,由于当时有游侠郭解,经常拔刀相助而杀人,于是汉武帝就把他杀了,但以后的社会反而比较乱了。汉高祖是深懂安抚特殊社会人物的,汉武帝到底是职业帝王出身,不吃这一套,社会因而就成了问题。所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对这个题目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等于研究现在的美国历史,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是怎么来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移民在这里的生活形态,以及独立之前的政治制度,都有什么关系?或者研究所谓“三K党”、“黑手党”等等,为什么依然存在。

墨子下面的巨子精神,来源如此久远,影响到后世的每一个时代,甚至中华儿女的血液中也存在这种精神。有时候墨子的精神就出来了,这是特有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

例如,在孟子以前的时代,秦国有一个巨子,只有一个独生子,犯了国家的法令,依法非杀头不可。公文送到秦惠王面前时,宰相报告,这个犯人是某巨子的独生子。秦惠王便派人把这个巨子召来,告诉他依法本来非杀头不可,因为知道是独生子,特赦了他的罪,让巨子把他的独生子带回去管教。这巨子当面谢了秦惠王,可是,他把儿子带回去以后,还是把儿子杀了,送消息到秦惠王那里说:这孩子做的事,国法可以赦免他,可是墨家的家法,不能赦免,所以还是依家法处死。

所以老式的社会,几十年前的青、洪两帮中,完全是儒家、墨家的精神,讲究的是仁义道德,规矩比外面社会的法令还严格,不对的立即处理,家法绝对不能犯。这是说墨家巨子们的精神。

宋牼,就是墨家的巨子,所以他有墨家的精神。

有一天,宋牼准备前往楚国,半路上在河南、湖北之间的石丘这个地方,和孟子碰了面。孟子称他为先生,他的年纪比孟子大,是前辈,所以对他很恭敬。尤其墨家的巨子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道德、学问也好,有一方影响之力。所以孟子就问他:“先生将何之?

对这个“”字,大家要注意,“之者至也”,在这里是“”的意思,就是到哪里去。但现在的青年往往只把它看做一个虚字。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已得了硕士学位,在教书,他的学生写了一篇论文,请他批改。这篇论文中有“卦之”一辞,我这个硕士学生,把它改成“之卦”,然后送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把这个硕士学生骂了一顿,因为“卦之”是对的,从这卦到那个卦,就名为“卦之”,而他反而改错了。这就是“”字的运用。

像古诗中“之子欲何之?”现在年轻人读古文,读到这种句子,一定要大骂,一句话五个字,用了两个“”字,开头“”,结尾也“”,在说些什么?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你要到哪里去?在古文“”是客气话,孔子、孟子,就是孔先生、孟先生,“之子”就是“你先生”,“之子欲何之?”就是你先生要到哪里去?所以读古文,不可把文章中的“”字,全看作是虚字,那样就会卦之、之卦,弄不清了。

孟子问宋牼要到哪里去,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在发动战争,又要打起来了。现在我准备到楚国去看楚王,想叫他不要打仗,因为打仗,老百姓死得多,国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太大,受不了。如果楚王不高兴,我就到秦国去看秦王,说服他不要打仗。这两个国家,总有一个听我的意见。

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件事,会觉得很滑稽,以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身份,去看别国的君王,想叫他不要打仗,似乎是异想天开。所以要了解,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家的巨子们,就有这个力量,与现在的在野党派相似,相当厉害。他们去见那些国君,用不着登记,只要拿一张名片递进去,还非见他不可,不然他会发动整个社会反对。所以他要去劝他们不要发动战争,自有他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像现代的帮派那样乱搞的,他们的学问道德,都是在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程度非常高。

这就看到我们中国社会,从上古时代开始,几千年来,有一个特殊的形态,一直存在。后来到汉朝,就是门第观念,是儒家和墨家结合起来的。在宗法社会里,对于一件事情,如有一族的人反对,就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包括文化、政治、哲学思想、社会、经济等等的历史,这是不可不知道的。否则写出来的书就是外行,因为缺了这一环,就错了。

孟子听了他的话,很客气地自称名字说:我孟轲,不想请教你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只想听听你劝他们这两个君王不打仗,用什么主旨,准备怎么说。

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这两个国家打仗,损失都太大,没有一点利益,两败俱伤,以利害关系去劝说他们。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