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离娄》调和鼎鼐


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国,尚人治而不尚法治。君王就是法律,后世演变成了「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所以,要想反过来,改正君王、改正领导人的错误,就很难了,非「大人」而不能为。

中国儒家特别标出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读书目的,就在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做到这样,才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就是大人了;大人是小人的对称词,小人就是普通人。这里孟子说,只有大丈夫才能改正一个领导人的错误。

明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说:「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也就是从儒家的「大学之道」思想来的。只有立大志为大人的才能做到,就像历史上的良相、大臣。所谓大臣、名臣、能臣、具臣、奸臣等的涵义区别,前面都提到过,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唯唯诺诺的,上面指东即东、指西即西的,则不是大人,那是奴才,更不是为国为民的人才。为国为民的人才,应该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改善领导人思想观念上的错误。由于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一定全对,所以孔孟一直推崇尧、舜为领导人的榜样。

同样的,一个社会团体的理事长,学校的校长,工厂的老板,以及各阶层、各行业的领导人,他们的作为不一定完全对,而辅助者的责任就在改正他们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看到大宰相的责任在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

鼎鼐是古代煮饭、炖汤的锅子。从字面上看起来,似乎当宰相的一定很会煮饭烧菜,好像是掌锅的大司务,深谙调和百味的烹饪之术。但是大家知道,我们所标榜历史上的好宰相,首先是商汤时的伊尹,他最初是以厨师的身份来接近并说服商汤的,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名臣。「调和鼎鼐」的典故,可以说是因他而来的。

事实上,人人会吃饭,人人也能把菜煮熟,但并没有几人能够把菜做得既省钱又营养,同时色、香、味俱佳。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其中有大道理和大学问,很不简单。

宰相的调和鼎鼐,也就是「燮理阴阳」,但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不能做到调和阴阳,很难肯定。有时一个人与朋友也相处不好,更何况对上要秉承一位绝对权威人的意旨,对下又有那么多的意见,所以调和鼎鼐太不容易了。并且好人、坏人、好意见、坏意见都有,所以说,想要使上下和平、同心协力做一番大事,那是多么的困难。

燮理阴阳,不是说能够呼风唤雨,要晴便晴,要雨便雨,而是可以调和人心的善恶,以及人事的是非。更重要的是,他能「格君心之非」,就是能够改革君王心中错误的想法。古代曾有几位有名的宰相是能够做到的。

所以,孟子先说「人不足与适也」,这个「」当然也包括国君在内;纵使是贵为国君,也不可放纵、放任,必须有一种自我约束的规范。但因为国君操生杀之权,必须有「调和鼎鼐,燮理阴阳」本领的「大人」辅助他,才能达到「格君心之非」的效果,使君主去恶从善。

如果能够「格君心之非」,改正上面的领导人,使他做到仁,下面则没有不仁的了;使上面做到义,下面则没有不义的了。上面正,下面也会正;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这是一句俗话。

一正君而国定矣」,这个「」字非常重要。讲普通文法,如改国文卷子,「正君而国定矣」也可以,「」字好像是一个赘字,可以去掉,为什么这里一定要加一个「」字呢?这就是文章写法的高明。就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至二人之下,万人之上,担负治理国家社会责任的人,独有一个任务,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能够「格君心之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古代君主,日理万机,即使他最聪明,最有能力,仍经常会有错误。所以辅弼的人非常重要,他的唯一任务是「正君」,君正则国家就太平了。

从这里就可看出孟子的精神,是要我们知识分子知道,如果肩负着国家大事责任,就应该晓得真正的任务所在。

我们举一个例子,佛学的《宗镜录》作者宋代永明延寿禅师,他是儒、释、道无所不通的人。他自己修道有证果,死后人人都知道他是弥陀的化身,这是宗教范围的说辞,且不去管它。他的文章非常好,其中有几句话说得甚为精确:「如获鸟者,罗之一目,不可以一目为罗;理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为功」。如果以这几句话作为《孟子》这一段的诠释,问题都解决了,都明白了,不会再受古人乱作批注的欺骗了。

这句话是说,在空中张开罗网来捕鸟,而捕到鸟的,不过是罗网中的一个小洞目而已。但是切不可以为这个小小的洞就是一个罗网;换言之,不可以认为只是这一个小洞的功劳。罗网是由许多小孔编织成的,这只鸟刚好闯上了这个小洞而已,实际上功劳仍然在整张罗网上面。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治理好了,往往功在一人,如汉代的立国,成功的在汉高祖一人。但是不可以认为只有他一人有功劳,他下面还有张良、萧何等许多了不起的人辅助他,才使他能够成功、成名。

永明寿禅师是用两句世法的话来解释佛法的,我们再转借他这两句话来诠释《孟子》这一段,也就非常清楚了。

《离娄》篇的上章,关于君道——领导人的修养应该走的方向、路线,到这里大概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