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一、中国文化教育的自诉 (04)


第一章 漫说上下三千年(04)

10、宋代的书院

我们现在稍加说明两宋王朝情势,就比较容易了解,由于宋朝代重文轻武的文化教育,才会产生许多名臣贤相,以及很多的词人骚客,将唐朝三百年文采风流的诗律规范,改变成为宋代的词章和理学。

宋代建国之初,仍依唐制,以考试取士网罗天下的人才。初期贤相如王曾、王旦,之后便是名相晏殊,他极力提拔穷苦孤儿自学成才的范仲淹,而且他与范仲淹二人又特别提倡平民办书院讲学的风气。以此先有孙复在泰山脚下开馆授徒,后有胡瑗讲学吴中,提倡师道。而民间讲学之风由此大开,直到南宋末代不衰。范仲淹影响所及,培养出来的名臣良相,有寇准、富弼、文彦博等。至于光耀宋明理学的五大儒——张载(横渠)、周敦颐(濂溪)、二程(程颢、程颐),以及南宋理学巨擘朱熹,这些史称关、洛、濂、闽诸大儒的理学家的发迹,也几乎都和范仲淹有关,与私人讲学的书院制度更是息息相连。

举例来说,大儒张横渠,青年时到西北边疆投军,见到范仲淹。范仲淹劝他应当好好读书,成才报国,并顺手抓了一本《大学》送给他。张横渠便拿着《大学》回来,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并有四句声振千古的名言流传后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范仲淹可算是千古读书人的好榜样。大家都读过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且知道他是宋代事功显赫的人物,却不太知道他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大功绩。但他不是“理学家”,他是一个大儒、通儒,不可与“理学家”混为一谈。

11、宋代理学家们开了孔家店

我们为了浓缩叙述以往文化教育的历史演变,不敢牵涉太广,只以宋代兴起私人讲学的书院后,上述史称五大儒的理学家为代表,稍加了解他们所讲的孔、孟儒家之道,其中的量变和质变。理学家们所开设的“孔家店”,贩卖的货色质量,与孔、孟老店的原来货品,大有不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运要打倒的“孔家店”、“吃人的礼教”等,大多数是那些理学家们加上去的弊病。当时打倒的风气暴发,一概将之归罪于“孔老二”,实在有冤枉无辜之嫌。

简要的说,宋代理学家对传统儒学的解释,有些关键处,就好比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学派所解释的神学。但我说的好比,只是限于比方,千万不可因比方又节外生枝。这比方只是说,理学家们的儒学,是把孔、孟的学说变成经院化,变成宗教式的戒条化。更复杂的是,他们用理、气二元来解释“形而上道”,又和人道的修为拉扯在一起。内容非常庞博而精彩,如果研究学术,也不可等闲视之。它之所以形成,影响两宋到明、清,且锢蔽了中国文化近千年之久,也并非偶然。将来有机会、有时间,另当专讲。你们如要了解大纲,必须要读黄梨洲起始编着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还有禅宗的《景德传灯录》、《指月录》。这四大巨著,其中大有可观之处,千万不要轻视。

那么,理学家们的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很大,很重要。这就和隋唐以来禅宗与佛道两家的兴盛有关。理学家本是坚持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坚决反对五百余年来风靡社会各阶层的禅佛和道家。理学家们因袭唐代韩愈的《原道》和《师说》之意,又受李翱的《复性书》的启示,起而援禅入儒而再非禅,援道入儒而又摒道。但其所称理学的“”,恰恰又是借用禅宗达摩祖师“理入”和“行入”的说法,再加上佛学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而来。“”就是道,就是禅。

孔、孟儒家之道,本来就有其胜于禅和道的内涵,不过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认为凡是离开人世现实而言禅和道,都非圣人之道。所以人人都可为尧、舜,人人都可成圣人。你只要读了宋、明儒的学案,就可窥其大概了。

在唐、宋时代,弟子们记载禅宗大师们的说法,叫作“语录”;因此理学家们便也有“语录”。禅宗大师们把个人学佛参禅而开悟的对话因缘叫“公案”;理学家们便把个人的学养心得和师生的对话叫做“学案”。禅宗修禅定作功夫的方式叫“修止”“修观”或“修定”“修慧”;理学家们则把修养主旨叫“主敬”或“存诚”。又如宋、明学案的巨著,更是仿照禅宗的集着的体裁,其用意是,你有酱油我有醋,你有醇醪我有酒,各家自有通人爱,谁也并不比谁低。但最重要的,是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讲,自宋儒“理学”兴起,也就是禅宗衰落的开始。这是中国学术演变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问题,在此暂且不谈。

但要知道,濂、洛、关、闽的儒家或理学,也是各有门庭设施的不同,并非一致,与唐末五代禅宗分为五家宗派的情况非常相似。而在宋朝当时,理学并不像元、明三四百年间那般,完全归于朱子(朱熹)的一家之言。例如南宋理学的最大而有趣的问题,便是朱(熹)、陆(象山)的异同之争。朱熹主张“道问学”,陆象山却主张“尊德性”。换言之,朱熹的主张,相等于禅宗的“渐修”;陆象山的主张,相等于禅宗的“顿悟”。这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极具风味的一个地方。

12、两宋的儒林和文学

我们现在只是针对中国过去的教育经验,着重在父师之教和自学成才的重点,特别对宋儒的理学家们多做了一些说明。因为这与后来明、清六百年间以八股文考试取士的关系太大,须要大家明白。除此之外,两宋三百年来,所有自学成才而考取进士的名儒和大文学家,也是非常之多;他们并非都是理学家。如众所周知的北宋名相又兼文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及欧阳修、王安石,父子齐名的三苏、黄庭坚(山谷)等,文学词章都非等闲之辈。他们每个人的身世历史,每个都有一部好小说可写,非常热闹。

但宋代在文学词章方面,何以又与唐代风格迥然不同呢?这就是我在前面所提立国体制的原因所在了。

宋初立国开始,建都在丰腴之地的汴梁(开封),基本上没有成功北伐渡过黄河,与漠北天南的开阔风光,了不相关,所以在文学境界上,就远不及汉、唐的辽阔。而在政治经济上,只凭长期给敌国“岁币、岁帛”贿赂外敌而图苟安。两三百年来,好像是为北朝的辽、金、元充当经济资源的补给站一样。宋真宗赵恒在澶渊之役中急于议和,甚至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身在敌前的宰相寇准极力反对,私自秘密召见议和专使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最后,曹利用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签约而归。如此这般,朝廷文弱可悲。但正好碰上社会人心思安的时候,也便可称为一时的盛世了。例如欧阳修的两句诗说:“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着耕耘。”读此真令人掩卷深思而不禁长叹了!

所以宋代的诗词文学,大多饱含天下承平的田园风味,农村的气息非常浓厚。最有名的是名臣杨亿等人,因喜爱唐人李商隐诗的风流蕴藉,而开创了“西昆体”的诗格。后来又有富于山林风味的“九僧”的禅诗,也突显了宋代承平文学的特点。南渡以后的宋朝,有名的诗人范成大和陆放翁,同样充分展现田园的风味。由西昆体而衍变为依声谱曲的长短句,就出现宋代的词学风格了。

除此之外,到了南宋,也出了不少提倡实用学派的人才,甚至也有人公然反对俨然标榜圣学的理学;他们和朱熹虽然也是朋友,但学术观点和意见截然不同,如史称为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东莱)、陈亮(同甫),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等。可是却唯独一生机遇特殊的朱熹,其所注的“四书句解”,竟然成为明、清两代六百年“八股文”取士的固定意识形态,岂不是古今得未曾有之奇吗?

研究两宋时代的文化教育问题,特别不要忘掉同时要研究辽、金、元史,因为这时等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在这三百年间,北方的辽、金、元,也同样传承中国儒、释、道三家等的文化教育,只是在帝制的政权体制上有别而已。辽、金、元和南北朝时代的北魏一样,比较崇尚佛教,但在中国整体文化来说,入世治国之道,他们仍然是注重儒家传统的。

北宋后期到南宋之间理学的兴起,在北方的儒者,却认为这如同儒学的怪胎,或是儒学的骈拇枝指。例如北方的名儒李屏山,便着有《鸣道集说》,中和融会儒、释、道三家的观念而兼驳理学家的说法。至于在金、元期间,禅宗曹洞传法的高僧万松行秀,以出类拔萃的声望而望重士林,终于振兴嵩山少林寺的禅风。金、元之间的名士如元遗山、耶律楚材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尤其在中国的医学史上,继唐代孙思邈的高风,到了金、元之际,出了四位名医,其著作流传千古,至今仍具有医学上不衰的权威。也可说金、元时代,北方出了几位对生命科学贡献卓越的医药科学家,那就是河间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以及浙江义乌的朱丹溪,他们皆不同于南方的名儒理学家们高谈性命之说、坐论理气二元却不切实际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