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万章》上古的君王与亲属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前面说到统一的问题,但有关整个的问题,还没有讲完,所以咸丘蒙紧接着又提出来问:舜当君王以后,尧是退位的君王,在民主政治来说,他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但他的身份也等于是平民了,「舜不臣尧」,尧不向舜称臣的道理,我懂了。但是根据中国文化,像《诗经》中所说的:整个天下,没有一寸不是「王土」。

王土」相近于现在民主时代的公有土地;但在君主时代的公,是王室的公,这个公有的土地,一直到海边为止。但上古没有制海权,当然更没有制空权,所以现代的领陆、领海、领空,在古代往往包含在「领土」一词之内。如现代政治术语中,每说「领土、人民、政权为构成国家的要素」,其中「领土」一词,就包括了领陆、领海与领空。

孟子说,《诗经》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不能用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人,因为担任了国家的公职,就只有公,没有私,因忙碌于公事而不得养父母,对于孝养父母方面,就不免多少有所缺失。咸丘蒙又说:如果这样讲起来,国家的大事,只让一个人去劳苦,其他的人,不共同负担责任吗?

孟子说:《诗经》的话,虽然是那么说法,但是不能以这个逻辑来做论点的,虽然担任公务,不免于私情稍有点妨碍。所以真懂得文学诗词的,不能只看文字,而忽略了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更不能因为文辞的表面,而忽略了他写这首诗的动机与目的。例如平时讲话,有时话的内容并不好,而本意——动机与目的是非常好的。例如父母往往骂孩子:「你不吃饭,我打死你」,这句话的内容非常凶狠,可是他的动机是教育孩子,目的在使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本意是非常慈爱的。如果将父母这句话,解释为狠毒的父母,那就是以辞害意了。

所以对于诗也是这样,要以我们高度的思想,去推论他的本意,知道他写的动机与目的,才可以了解古代文字的原意了。如《诗经》中《大雅·云汉篇》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原意是指周朝统一天下,没有遗漏一个老百姓。换言之,在周朝这一政治体制之下,都是同一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人不是周的人民。如果我们照它表面字义解释,那就变成说周朝没有遗民,都死光了!

实际上周朝是有遗民的。「遗民」这一名词,是孟子首先在这里说出来的,后世也称做「逸民」,逃逸、放逸的意思,也就是隐士之流。例如伯夷、叔齐两个人,就是周之遗民,他们是前朝商纣时代的子民,因为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里吃野菜,隐居。所以,根据史料来说,周朝绝不像《诗经》上所说的,没有遗民;不但有遗民,而且还不止是伯夷、叔齐两个人。周朝到成王之后,政权建立将近一百年了,还有「殷之顽民」,就是殷商时期留下来顽强不肯投降的人;又如周朝封的宋国,也是殷商之后。

再说,周朝封纣王的叔父箕子于朝鲜,就是现在的韩国,所以韩国的国旗,是取自《易经》,中心一个「太极」,干、坤、坎、离,四卦布于四角。箕子推行的五行八卦文化。影响了韩国的文化发展,他们也就是箕子的后裔。周朝封箕子于朝鲜,也可以说是封殷商的遗民,只是不好意思说放逐,目的是把这些人送得远远的,给他们一个范围,要他们去自谋生活。

所以研究历史就可以发现,孟子到了这里,也没有办法说得很透彻、露骨,他当然懂,可是不好意思多说,就到此为止了,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他的意思就是,假如相信这两句诗,就会认为周朝没有遗民了;也等于说,这两句诗虽是这样说的,难道周朝就真的没有遗民了吗?诗尽管如此,但文字的记载,不免有点出入,如果望文生义,就更偏差了。

到这里,对于舜是不是一个真孝子的问题,孟子作了一个初步的归结。他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人最大的大孝,是尊敬亲属,而亲属中最亲的是父母,因为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一个孝子,如果连亲情都没有,就根本不可能孝于天下、国家、社会。而尊亲最到家的,「莫大乎以天下养」,一个人当了君王,以天下之大的最高尊荣,来孝养父母,当然可以称为大孝子。因此以天下来养父母,也就是最大的、至高无上的孝养了。正如《诗经》上说的:「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这种孝思,可以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也就是孝的真实含义。

我们读《孟子》到这里,会有一种感想,假如孟子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会说:孟老夫子,你讲的理由都对,可惜你所讲舜当时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事实,历史上仍找不到记载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