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果法师 编述
一九八○年夏天，福州鼓山涌泉寺约我为该寺僧伽培训班作短期讲学。预定内容讲完之后，学员们要求我讲讲禅宗，我高兴地答应了。当时手边没有参考书，只好凭记忆及随身带去的一本禅学笔记，写出一份禅宗提纲的讲稿，大约四五千字，学员们把它刻写油印出来。这就是《禅宗大意》的雏形。
一九八二年，为了给中国佛学院的学员讲“禅宗概论”，遂根据在鼓山讲的禅宗提纲，又看了一些有关的参考书，写成《禅宗大意》，油印成册，除发给中国佛学院学员参考外，各地佛学院、培训班以及留心禅悦者，纷纷来信索阅，已无存书。佛学院准备再油印一次，以结法缘。
去冬病中，《法音》编辑部净慧法师来看我，提出他们准备将《禅宗大意》编入《法音文库》出版流通。我当即表示同意。病愈之后，又将原稿重新校对了一遍，并把《修心诀》全文和《心灯录》关于谈三玄三要的一段作为附录，成了现在印出来的这个小册子。
《修心诀》一文对初学参禅者可以起到因指见月的作用，这一点禅师们大概是可以同意的；至于《心灯录》谈三玄三要的一段文字，或者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文字禅、葛藤禅虽是虚妄分别，但分别熄灭之后，心空及第，壁立万仞，人法双亡，心机泯绝；正凭么时，佛语、祖语、魔语、文字禅、葛藤禅，都没交涉。善恶无记三心绝，是个什么？你在什么地方？道着错！
我从出家之年(十九岁)开始，就喜欢静坐。一九五○年冬至一九五三年夏，在北京菩提学会闲住，书不读，无事问，终日参究，追问审虑自己的本来面目是谁？有时亦孤明历历，不续前念，不引后念，当体孤立，对境无心。甚至废寝忘食，如痴如呆，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在这当中，时有境界现前，好坏善恶，奇形怪状，种种现前，都不贪著，亦不欣厌，一切置之不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因而未堕魔境。只是平淡无事，无依无住，亦无迷悟，如是而已。
至道无难，唯嫌简择。若欲成佛，莫染一物。取一法不成佛，舍一法不成佛。请诸位读者以此观点对《禅宗大意》给予批评、指正，这是我的愿望。
这本小册子的出版，禅协有关部门的同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为这本书复核引文，校对资料，联系印刷事宜，承办发行业务，对此，我深表感谢！
正果一九八六年春时年七十有四
菩提达磨观见中国人有大乘根器，即泛海东来，经过三年时间，到达建康(今南京)，这时正是梁武帝普通七年(５２２，有争议)。武帝迎达磨于宫中，相与问答。达磨知机不契，遂渡江北上，到河南洛阳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后来慧可断臂立雪求佛法印，达磨与安心竟，越九年授慧可袈裟，传以法印，以“二入四行”并《楞伽经》四卷，用付慧可，要他单传心印，开示迷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自此创立了中国的禅宗。直到六祖慧能，大行于中国，宋时远播朝鲜、日本，迄今流传未衰。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中的特胜法门，教外别传的心宗，不落言诠，不立文字，重实修实证，真参实悟。说禅宗不文文字，并不等于不用文字。在自悟方面，强调藉教悟宗；在悟他方面，更离不开经典。如六祖说：“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又说：“《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义。”这些言语，说明禅宗并非完全排拨文字的。故达磨授慧可以《楞伽》，黄梅、曹溪弘演《金刚》，都说明经教文字，对禅宗亦有大助力。从经教的翻译与历代师祖大德的实践修禅来看，达磨没来以前，中国已有禅学的滥觞，对后来禅宗的影响很大。现将翻译禅经和注重禅观修持的祖师大德的史实，略加介绍，说明菩提达磨以前，中国确有禅学流行，亦有禅观之修持与实践。
在东汉桓帝时，有安清字世高者，是安息国王正后的太子，幼以孝行见称。志业聪敏，刻意好学。外国典籍，以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无所不通。国王死后，让国与叔，出家修道。于建和二年(１４８)来到洛阳，译出《安般守意》等经，为习禅者所重。这一史实可看作是中国禅学的开端。安世高本人既精习小乘经论，也讽持禅经验，备尽其妙。《高僧传》卷一说安世高“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备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出《安般守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及六十品。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也。”
安世高从汉桓帝建和二年(１４８)至灵帝建宁(１６８-１７１)中二十余年，译出经论三十余部。现存的《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二卷)、《禅行法想经》(一卷)、《道地经》(一卷)三经中以《大安般守意经》对修习禅观特别重要。康僧会、道安等均为此经作了注解和疏释。
在安世高来中国的同时，月支国沙门支娄迦谶，亦来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１７８-１８８)间，传译梵本。译出了《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兜沙经》等，开始敷演了大乘教义，是为中国大乘禅教的开端。《道行经》即《放光般若》，所讲空理，为禅教扫荡门中的要旨。《首楞严经》的初译，更为禅教所依用。《兜沙经》为《华严经·名号品》的异译，后来禅宗门下亦多引用。《首楞严经》在梁代已成缺本，《兜沙经》一卷，现在《大藏经》中。特别是《楞严经》的教义，为后来禅宗门下所引用，对禅宗的影响很深。
支谦是安世高、支谶以后的大译师。《历代三宝记》卷五说，支谶有弟子支亮，亮有弟子支谦，是为三支。当时人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月支国人。他的祖父法度，于汉灵帝世，率领该国人数百，来汉归化，拜为率善中郎将。谦生于中国，博览经籍，广智多能，世间技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备通六国言语。献帝末年(２２６)，汉室大乱，与乡人数十共奔吴地，孙权拜为博士。
谦慨叹佛教虽已流行，而经多梵语，未尽翻译之美。于是广收众经旧本，译为汉言。自吴黄武元年(２２２)至建兴二年(２５３)，译出《大明度经》、《净行品经》、《首楞严经》、《禅秘要经》、《修行方便经》、《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等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
《禅秘要经》四卷，《修行方便经》二卷，都重在说明禅观之法。《首楞严经》，《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三卷，尤为形成大乘禅教的要素，其说散见于诸禅书中，影响很大。
沙门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今新疆北至中亚一带)人，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移居交趾。会年十九，二亲并亡，乃出家，励行甚峻，明解三藏，博学多识，兼善文学。于东吴赤乌十年(２４７)来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因感得舍利以献孙权。权遂为建塔寺，以始有佛寺，遂称建初寺。由是江右(长江以西之地)佛法大兴。僧会于建初寺译出《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经序。解说禅教的《安般守意经》注解，当时习禅的人奉为龟鉴。这里抄录《出三藏记集》卷六所载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中一段，以明康僧会对修禅方法及利益的重视。
“夫安般者，诸佛之大乘，以济众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数、随、止、观、还、净)，以治六情。情有内外：眼、耳、鼻、口、身、心，谓之内矣；色、声、香、味、细滑、邪念，谓之外也。……弹指之间，心九百六十转。一日一夕，十三亿意。……是以行寂系意著息，数一至十，十数不误，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无他念，泊然若死，谓之一禅。禅，弃也，弃十三亿秽念之意。已获数定，转念著随，蠲除其八，正有二意(言意已十去其八，仅存数息相随二正意)。意定在随，由在数矣(相随时意定在随，其初由于数息)。垢浊消灭，心稍清净，谓为二禅也。又除其一，注意鼻端，谓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趣(生老病死)，五阴六冥(即六尘)，诸秽灭矣。昭然心明，逾明月珠(得止心明)。淫邪污心，犹镜处泥，秽垢污焉，偃以照天，覆以临土(偃镜以照天，覆镜以临土，皆无所见)。聪睿圣达，万土临照。虽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睹。所以然者，由其垢浊。众垢污心，有逾彼镜矣。若得良师，划刮莹磨，薄尘微曀，荡使无余，举之以照，毛发面理(面纹)，无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万不识一矣。犹若于市，驰心放听，广采众音，退宴存思，不识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浊翳其聪也。若自闲处，心思寂寞，志无邪欲，侧耳靖听，万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悬之鼻头，谓之三禅也。还观其身，自头至足，反覆微察，内体污露。森楚毛竖，犹睹浓涕。于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无存不亡。信佛三宝，众冥皆明，谓之四禅也。摄心还念，诸阴皆灭，谓之还也。秽欲寂静，其心无想，谓之净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眼所观，无幽不睹。往无数劫方来之事，人物所更，现在诸刹，其中所有世尊教化，弟子诵习，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恍惚仿佛，存亡自由(生死自主)。大弥八极，细贯毛氂。制天地，住寿命，猛神德，坏天兵，动三千，移诸刹。八不思议，非梵所测，神德无限，六行(数随止观还净)之由也。世尊初欲说斯经时，大千震动，人天易色，三日安般，无能质者。于是世尊化为两身，一曰何等，一尊主演，于斯义出矣。”
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文中对数、随、止、观、还、净六妙门，解释得既深且透，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禅观的重视和修禅的体会，对后世修习禅观者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两晋时代佛教很盛，译经的人很多。成就大而影响深的译师当然推竺法护。他的祖先是月支国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年八岁出家，事外道沙门竺高座为师，遂称竺姓(当时沙门多随师姓)。诵经验日万言，过目能记。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尝介于视听。时当晋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师，而方等深经，却蕴藏于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其师遍游西域诸国，通晓三十六国语言文字。西晋泰始二年(２６６)，大赉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后入洛阳及往江右，沿路传译，未尝暂停。自泰始中，至永嘉二年(３０８)，译出《光赞般若经》、《维摩经》、《正法华经》、《无量寿经》、《十地经》、《大哀经》、《般泥洹经》等。
护于晋武帝末，隐居深山，寻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进行道，宣隆佛化，二十余年。僧徒宗奉者数千人。时人称为敦煌菩萨。他所译《光赞般若》等经，于禅道之勃兴颇具影响。般若乃禅学的本质，在禅宗建立以后，般若思想仍为禅师们所重视。
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高僧传》卷五说：
“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缺。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余言，安赉经入田，因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已谙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减一万言，赉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经覆之，不差一字。卷大惊嗟而敬异之。后为受具戒，恣其游学。”
至邺城(今河南安阳)中寺，卷事佛图澄。更游学诸方，遍求经律。寻建寺塔，开讲筵，徒众数百，常宣法化。他高瞻远识，在佛教史上，是古今罕比的杰出僧雄，当时佛教界推尊为泰山北斗。
自汉魏至晋，译经已多，但传译的人，多未说名字，后人追寻，莫测年代。道安乃总集自汉魏至晋译经目录，表其时代与译人，诠品新旧，撰为《综理众经目录》一卷，众经有据，实有其功，可惜其书久已佚遗。后在襄阳十五年，每岁常讲《放光般若》，未尝废缺。他在关中时，见当时沙门，多随师姓，以为依师莫如遵佛，主张僧尼应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来，果有“四水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出家，同称释氏”之文，与道安之言相符。汉地僧尼以释为姓遂为永式。他又制定僧尼轨范，条为三例：一、行香定坐上经上讲法，二、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布萨差使悔过等法。注释经论，立序禅、正、流通三分；又于经初置经题，皆自道安开始。道安以性空为宗，倡本无说，撰著《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注解，凡十九部二十二卷。今并湮没失传。
在道安的著述中，与禅门至关重要者，则般若之弘通及禅经之注解。《出三藏记集》卷六，有道安作《安般注序》，《十二门经序》，卷七有《道行经序》，卷八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同书卷五有《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列安公著作。
道安所著诸经注解虽然湮没不传，但他的般若思想，尚可从现存的《安般注序》等文中窥其大概，对于当时修习禅定的人影响至深。
当时实修禅法者，在《高僧传》中著其事迹者有竺僧显、帛僧光、竺道猷、释慧嵬、支昙兰等，或独处于山谷，或安禅于石室，皆依教修禅之辈。如《高僧传·释慧嵬传》说：
“释慧嵬，不知何许人，止长安大寺。戒行澄洁，多栖处山谷，修禅定之业。……后冬时，天甚寒雪，有一女子来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鲜明，姿媚柔雅，自称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来，以相慰喻，谈说欲言，劝动其意。嵬，厥志贞确，一心无扰。乃谓女曰：吾心若死灰，无以革囊见试。女遂凌云而逝。顾叹曰：海水可端，须弥可倾，彼上人者，秉志坚贞。”
当时修习的禅法虽与后来的大乘禅不同，然注重真修实证的作风，则是禅学史上甚可注意之事。
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人，二十一岁，与弟慧持，共入道安之门，听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便与弟慧持依道安出家。既入道，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通无生实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色空慧之秘，缘门寂观之要。博识玄览，戒定兼明。道安尝叹曰：“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后随安公南游樊沔。前秦建元九年(３７３)，秦将苻丕，寇并襄阳。道安为朱序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远不蒙一言。远乃跪曰：“独无训勗，惧非人例。”安曰：“如汝者，岂复相忧。”(《高僧传·慧远传》)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去荆州等处，及入庐山，刺史桓伊为之建立东林寺，创白莲社，弘通净业，发禅净一致之端。后世净业念佛之徒，以慧远为净土宗始祖。
慧远之念佛，为修禅念佛，而非口唱念佛。如《高僧传·慧远传》说：“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复于寺内，别置禅林。”其修禅的情形，传中虽未载，然《佛祖统纪》卷二十六记其同门慧永习禅事迹云：
“西林法师慧永……初习禅于恒山，与远师同依安法师，期结宇罗浮。及远师为安公所留，师乃欲先度五岭。太元初，至浔阳，刺史陶范，素挹道风，乃留憩庐山，舍宅为西林以奉。师布衣蔬食，精心克己，容常含笑，语不伤物。峰顶别立茅屋，时往禅思。至其室者，常闻异香，因号香谷。……刘程之……性好佛理，乃之庐山……遂于西林涧北，别立禅坊，养志安贫，精研玄理，兼持净戒。……尝贻书关中，与什、肇扬槯经义，著《念佛三昧诗》，以见专念坐禅之意。”
由上述记载所说念佛习禅之意，可以想见慧远倡导的念佛禅的大概情形。
鸠摩罗什，具云鸠摩罗什婆，略云罗什，或云什，译云童寿。其父鸠摩罗炎，自天竺移居龟兹。龟兹国王，闻而敬慕之，请为国师，以其妹耆婆妻之，遂生什，所谓鸠摩罗什，即合取父母两称为名者。什年七岁随母出家，受学毗昙、六足，并寻访外道经论。时有须耶利苏摩，深通大乘，什师事之。明究摩诃衍学，受诵中、百论等。未几，罗什道誉及于西域，名称闻于东土。迨至后秦弘始三年(４０１)，秦王姚兴遣使迎什入关，待以国师之礼，令于西明阁及逍遥园从事译经。于时十方义学沙门，云集从什受业者达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恒、僧影、慧观、慧严，称什门八俊；又生、肇、融、睿，谓之什门四圣，加昙影、慧严、慧观、僧䂮、道常、道标，谓之什门十哲，各有著述。
罗什译出《大品般若经》、《坐禅三昧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经律论集，现存五十二部、三百零二卷。以弘始十一年(４０９)寂于长安大寺。
罗什传译的《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对大乘禅学的影响很深远。他还译出了不少禅经。据《出三藏记集》所载有《禅法要解》二卷(或云《禅要经》，《禅经》三卷(一名《菩萨禅法经》，与《坐禅三昧经》同)，《禅法要》三卷，又据《历代三宝记》卷八所记，尚有《禅秘要经》三卷，《思维要略法经》一卷。这些直接弘演禅学经典的译出，对禅法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罗什弘唱空宗，是后来大乘禅宗兴隆的内涵；所译禅经，为禅学的兴起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出三藏记集》卷九载僧睿撰《关中出禅经序》说：
“禅法者，向道之初门，泥洹之津径也。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门、大小安般，虽是其事，既不根悉，又无受法，学者之戒，盖阙如也。鸠摩罗什法师，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凉州)至长安，予即于其月二十六日从受法。既蒙启受，乃知学有成准，法有成条……寻蒙抄撰众家禅要，得此三卷。……夫驰心纵想，则情愈滞而惑愈深；系意念明，则澄见朗照而造极弥密。心如水火，拥之聚之，则其用弥全；决之散之，则其势弥薄。故论云：质微则势重，质重则势微；如地质重故，势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风；风不如心；心无利故力无上。神通变化，八不思议，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转昏入明；明虽愈于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于忘照，照忘然后无明非明；无明非明，尔乃几乎息矣！几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经云：无禅不智，无智不禅。然则禅非智不照，智非禅不成。大哉禅智之业，可不务乎。”
僧睿在序文中介绍了他本人从罗什领受禅法的经过，和他对禅观在佛教实践上的重要性的体会。
佛驮跋陀罗，译云觉贤，又云佛贤，北天竺迦维罗卫人。十七岁出家，与同学数人诵经，众皆一月，觉贤一日诵毕。其师叹曰：觉贤一日敌三十天。及受具戒，本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以禅律驰名。尝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会遇中国沙门智严至西域，邀贤到中国弘法。于是杖锡跋涉，经历三年，于义熙二年(４０６)来长安。当时鸠摩罗什在关中，贤往见之，什大欣悦。共论法相，振发玄绪，多有妙旨。什每有疑义，必共谘决。
时秦主姚兴，专志经法，供养三千余僧，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唯觉贤守静，不与众同。即于长安专弘禅法，四方乐静者，并闻风而至，从修禅业者甚多。一日偶向弟子们说：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既而弟子传告外人。弟子中有自言得阿那含果者，贤不即检问，以此致谤。罗什门下僧䂮 、道恒等，以为显异惑众，乃以三千僧摈遣觉贤，驱迫令去。乃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神志从容，初无异色。识真者咸共叹惜，缁素送者达千余人。觉贤渡江至庐山，慧远欣然迎之。寻应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二卷(一名《不净观经》或《修行道地经》)，并亲自开讲。江东自是始耽禅悦。
觉贤志在游化，居无求安。以义熙八年(４１２)适荆州，遇外国舶主，既而讯访，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见者。
后至建康。义熙十二年(４１６)于道场寺与法显共译《摩诃僧只律》。十三年(４１７)又与显共译出六卷本《泥洹经》。自十四(４１８)年至宋永初二年(４２１)，译出《大方广禅华严经》凡六十卷，通称《晋译华严》，又称《六十华严》。永初二年(４２１)，译出新《无量寿经》。此外还译出《大方等如来藏经》等，凡十余部。以元嘉六年(４２９)卒，世寿七十一岁。
佛驮跋陀罗传译的禅经，应不只《达摩多罗禅经》一种，如《出三藏记集》卷十四记其在庐山的译经情况时说：“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可见他译的禅经并非一部。《出三藏记集》卷九有慧远法师撰《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既言统序，应非一种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佛驮跋陀罗的禅法是有传承的。如《达摩多罗禅经》卷一云：“佛灭度后，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难、尊者摩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优波崛、尊者婆须密、尊者僧摩罗叉、尊者达摩多罗，乃至尊者不若密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我今如其所闻，而说是义。”
《出三藏记集》卷九载佛驮跋陀罗的高足弟子慧观所作的《修行地不净观经序》，述禅法传承情况颇悉。文云：“夫禅典之妙，盖是三乘之所游。……佛涅槃后，阿难曲奉圣旨，流行千载。先与同行弟子摩田地，摩田地传与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大愿弘覆，冥构于昔，神超事外。慈在宁济，潜行救物，偶会无差。……后百年中……乃有五部之异。是化运有方，开彻有期。五部既举，则深浅殊风，遂有支流之别。既有其别，可不究本详而后学耶？此一部典，名为具足清净法场。传此法至于罽宾，转至富若蜜罗。富若蜜罗亦尽诸漏，具足六通。后至弟子富若罗，亦得应真。此二人于罽宾中为第一教首。富若蜜罗去世以来五十余年，弟子去世二十余年，昙摩多罗菩萨与佛陀斯那俱共，谘得高胜，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罽宾，为第三训首。有于彼来者，亲从其受法教诲，见其涅槃时遗教言，我所化人众数甚多，入道之徒具有七百。富若蜜罗所训为教师者十五六人，于今于西域中炽盛教化，受学者众。昙摩罗从天竺来，以是法要传与婆陀罗；婆陀罗(传)与佛陀斯那。佛陀斯那愍此旃丹无真习可师，故传此法本流至东州。亦欲使了其真伪，途无乱辙，成无虚构。”
佛陀斯那是佛驮跋陀罗之师，其传承如次：富若蜜罗(不若蜜多罗)-富若罗-昙摩多罗-婆陀罗-佛陀斯那-佛驮跋陀罗。序文将不若蜜多罗作富若蜜罗，其实为同一梵字的音译，不言可知。如《传法正宗记》卷五评曰：“《出三藏记集》所谓不若多罗，而此曰般若多罗；又谓弗若蜜多，而此曰不如蜜多，何其异耶？曰：此但梵音小转。”
在后来的禅宗史上，认为佛驮跋陀罗所述传承不是正统，而是旁传。这里没有辩论这个问题的必要。不管佛驮跋陀罗的禅法传承是正是旁，总是有传承的。他的修禅方法，有精妙独特之处，且在本国就已经得“不还果”。来长安传授禅法，对弟子进行指授，得益者多，习禅者益众。既遭谤到庐山，译出禅经，并加开示演讲，促成远公立禅室行道，开禅净双修的先河。由此可以想见佛驮跋陀罗对当时禅学影响之大。
僧睿，《高僧传》卷六说：
“魏郡长乐人也。少乐出家，至年十八始获从志。依投僧贤法师为弟子，谦虚内敏，学与时竟。至年二十二，博通经论。尝听僧朗法师讲《放光经》，屡有讥难。朗与贤有濠上之契，谓贤曰：“睿比格难，吾累思不能通，可谓贤贤弟子也。”至年二十四，游历名邦，处处讲说……常叹曰：经法虽少，足识因果，禅法未传，厝心无地。什后至关，因请出《禅法要》三卷。始是鸠摩罗陀所制，末是马鸣所说，中间是外国”诸圣共造，亦称菩萨禅。睿既获之，日夜修习，遂精炼五门，善入六静。”
所谓《禅法要》三卷者，即《坐禅三昧经》上下二卷，现存于大藏经中。僧睿所作《关中出禅经序》说：
“禅法者，向道之初门，泥洹之津径也……鸠摩罗什法师，以辛丑之年(东晋隆安五年，４０１)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长安，余即于其月二十六日，从受禅法，既蒙启授，乃知学有成准，法有成条……寻蒙抄撰众家禅要，得此三卷。”
由僧睿传记和所作《关中出禅经序》来看，可知他追求禅法、修习禅法的热忱。隆安五年(弘治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什到长安，同月二十六日，僧睿即从什学习禅法，并达到“精炼五门，善入六静”的精妙境地。
僧肇，京兆人。“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见旧《维摩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学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入。及姚兴命肇与僧睿等，入逍遥园助详定经论。肇以去圣久远，文义舛杂，先旧所解，时有乖谬。及见什谘禀，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后，肇便著《般若无知论》，凡二千余言，竟以呈什，什读之称善。乃谓肇曰：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高僧传》卷六》)
僧肇以后又著《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宝藏论》、《维摩诘所说经注》等，对后来禅宗影响至大。有禅宗大德因读《涅槃无名论》而豁然大悟者。如论中说：“夫至人空洞无相，而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以成己者，其唯圣人乎。”云庵云：“昔石头和尚读至于此，遂豁然大悟曰：圣人靡己，靡所不己，法身无相，谁云自他。圆鉴虚照于其间，万象体玄而自现。”其他几种著述，禅宗门下引用甚多。
道生为什门四圣之一。他秉赋极高，悟玄理于言象之外。其所以倡导，妙契禅理，为后世禅宗大德所常言之。道生始幽栖于庐山七年，后游长安，师事罗什。《高僧传》卷七说：
“竺道生本姓魏，钜鹿人，寓居彭城(今江苏铜山县)，家世仕族。父为广戚令，乡里称为善人。生幼而颖悟，聪哲若神……后值沙门竺法汰，遂改俗归依，伏膺受业。既践法门，俊思奇拔。研味句义，即自开解。故年在志学，便登讲座。……初入庐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疲苦。后与慧睿、慧严同游长安，从什公受业。关中僧众，咸谓神悟。……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时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活于大众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疠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言竟，拂衣而游。初投吴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学徒数百……俄而投迹庐山，销影岩岫……后《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生既获新经，寻即讲说。以宋元嘉十一年(４３４)冬十一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神色开朗，德音俊发。论议数番，穷理尽妙。观听之众，莫不悟悦。法席将毕，忽见尘尾纷然而坠。端坐正容，隐几而卒。颜色不异，似若入定。道俗嗟骇，远近悲泣。于是京邑诸僧，内惭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鉴之至，徵瑞如此。”
道生秉赋天才，研究教义，剖析经理，彻悟言外。其“顿悟成佛说”对后来的禅宗影响至为巨大。见性成佛至高至极的绝唱，传灯相续不绝，成了禅宗永久承传的孤明朗照的心灯。
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立义如何，已不得而知，但观其所撰《法华经疏·见塔品注》说：“既云三乘是一，一切众生，莫不是佛。”又说：“以神通力，接诸大众，皆在虚空。所以接之者，欲明众生大悟之分，皆成于佛，示此相耳。”由此可以推知生公“顿悟成佛”说妙理之一斑了。
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在当时盛传一时。如《高僧传》卷八说：
“释道猷，吴人。初为生公弟子，随师之庐山。师亡后，隐临川郡山，乃见新出《胜鬘经》，披卷而叹曰：先师昔义，暗与经同。但岁不待人，经集义后，良可悲哉！因注《胜鬘》以翊宣遗训。凡有五卷，文烦不行。宋文筒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敕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命猷伸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几称快。”
《高僧传》卷八说：“释法瑗，姓辛，陇西人。……瑗幼而阔达，倜傥殊群。路见贫寒，辄脱衣为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门竺慧开……后东适建业，依道场慧观为师。笃志大乘，傍寻数论。……后入庐山，守静味禅。澄思五门，游心三观。……后文帝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使顿悟之说与修禅相结合。
随佛驮跋陀罗受学禅法的，有玄高、宝云、慧观等名僧。然而以习禅独擅美名者，则为玄高。如《高僧传》卷十二说：
“释玄高，姓魏，本名寻育，冯翊万年人也。……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受戒已后，专精禅律。闻关右有浮驮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高徒众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禅慧弥新。”
释宝云，未详氏族，传云凉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学行。于东晋隆安初往西竺求法，亲拜圣迹，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后还长安，随佛驮跋陀罗禅师学习禅观。安止京都道场寺时，众僧以云志力坚猛，弘道绝域，莫不披襟咨问，敬而爱焉。云译出新《无量寿经》等。晚出诸经，云所治定。华梵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云性好幽居，以保闲寂。遂适六合山寺。又译《佛本行赞经》等。山多荒民，俗好草窃，云说法教诱，多有改悟。礼事供养，十室而九。以元嘉二十六年(４４９)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四。
释慧观，俗姓崔，清河人。十岁便以博见驰名。弱年出家，游方受业。与宝云为友，从慧远、罗什学。又从佛驮跋陀罗谘询禅要。慧观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称之曰：“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故向他求法问道者，日不空筵。
在这同一时期，精于禅法而驰名于世的，还有智严、慧觉、罽宾沙门昙摩密多，西域沙门畺良耶舍，天竺水少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哆等。都是兼明三藏，而以禅门为专业，明悟超群，数日入定，正受三昧。大弘禅业，以禅定知名于世者，具载《名僧传抄》、《高僧传》中，不一一备举了。
据《高僧传》所说，宝志(亦作保志)是一位神异莫测的异人，示现的灵迹甚多。他少年出家，即师事锺山道林寺僧俭，专修禅观。《高僧传》卷十一说：
“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宋泰始(４６６-４７１)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４８０-４８２)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明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梁武帝)即位，下诏曰：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及隐沦，则遁仙高者。岂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狭一至于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内。……志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女恭事者，数不可称。至天监十三年(５１４)冬，于台后堂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尸骸香软，形貌熙悦。临亡，自燃一烛，以付后阁舍人吴庆。庆即启闻。上叹曰：大师不复留矣！烛者，将以后事嘱我乎？因厚加殡送，葬于锺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敕陆倕制铭辞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初志显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许，而终亦不老。人咸莫测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师九日台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计志亡时，应年九十七。”
宝志于生活起居，行住坐卧，都无定相，变幻莫测，示现灵迹之事很多，所说隐语，都成应验。其答梁武帝所问，俱为祖师禅的机锋，如涂毒鼓、太阿剑，闻之者丧，婴之者断，不可以心思意解者。梁武帝一日问志公元：“弟子烦恼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答云：“旨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答云：“安乐禁(识者以为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其辞旨隐没难解，类皆如此。
宝志还作有《大乘赞》十首，《十四科颂》十四首，《十二时颂》十二首。辞意内涵，与后时禅宗旨趣多所冥符，禅宗门下诸祖师多有引用者。故说宝志之倡导教化，已开祖师禅之先河，实不为过。
与宝志同时的清信士名傅翕者，自号当来下生善慧大士，于松山顶，躬耕而居之。乃说一偈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有人盗菽麦瓜果，大士见之，即与篮笼盛去。日常佣作，夜则行道。见释迦、金粟、定光三如来放光袭其体。自言“我得首楞严定”(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
梁大通六年(５３４)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致书于梁武帝。书曰：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欲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亡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为百姓，俱禀六斋。今闻皇帝崇法，欲伸论义，未遂襟怀；故遣弟子傅睢告白。”(同上)
武帝览书后，迎住建业。有所谘问，大士答者，多属禅门旨趣的机锋语句。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大士才升座，以尺挥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宝志曰：陛下还会么？”帝曰：“不会。”志公曰：“大士讲经竟。”又一日，正讲经时，武帝至。大众皆起，大士端坐不动。近臣报曰：“圣驾在此，何不起立？”大士曰：“法地若动，一切不安。”
陈太建元年(５６９)己丑四月二十四日，大士示众曰：“此身甚可厌恶，众苦所集，须慎三业，勤修六度。若堕地狱，卒难得脱，常须忏悔。”又曰：“……《大品经》云：‘有菩萨从兜率来，诸根猛利，疾与般若相应’即吾身是也。”言讫趺坐而终，寿七十三。示意为弥勒菩萨示现，世人称之为傅大士。
大士曾创设轮藏，如《神僧传》卷四说：
“初大士在日，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仍有愿言：登吾藏门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从劝世人，有发菩提心者，能推轮藏，是人即以持诵诸经功德无异。今天下所建轮藏，皆设大士像，实始于此。”
至舍宅建寺，施家资为众生，供养三宝，预示悬知等事甚多，这里不具录。大士著有《心王铭》，对禅宗意趣的影响甚为深远。兹抄录全文如下。
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
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
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心戒传经。
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
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
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
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
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
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
心性虽空，贪嗔体实，入此法门，端坐成佛。
到彼岸已，彼波罗蜜。慕道真士，自观自心。
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心即佛，即佛即心。
心明识佛，晓了识心，离心非佛，离佛非心。
非佛莫测，无所堪任，执空滞寂，于此漂沉。
诸佛菩萨，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
身心性妙，用无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
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离空，能凡能圣。
是故相劝，好自防慎，刹那造作，还复漂沉。
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
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
有缘遇者，非去来今。
即心即佛的禅宗旨趣，辞句中透露无余，有缘遇者，也许当下把着鼻孔！
除上来所举历代传译和弘倡禅法的大德祖师外，在《高僧传》卷十一《习禅篇》有传的二十一人，附见的十一人；《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亦说“禅门达者虽不出世，有名于时者十人”。不见僧传，而在别的佛教著述中提到的修习禅法的人也还不少。这些，都说明了达磨没有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禅学在流传，从小乘禅到大乘禅以至祖师禅，以发展的轨迹隐然可寻。所以在达磨来中国以前，只能说没有奕叶传灯的禅宗，但禅学的传译倡导和修习，还是由无而有，由有而熏修法备，遂步兴盛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