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寄欧阳舍人书

作者:曾巩

【题解】 本文是庆历七年(1047)作者写给欧阳修的一封感谢信。 文章反复论述铭志的作用、重要性和写作要求,将对欧阳修的高度评价和真挚谢意蕴涵于议论之中,因而被誉为 “南丰第一得意书”(浦起龙)。 全文委婉曲折,极尽抑扬腾挪之事。

作者曾巩,1019年9月30日即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九出生,1083年4月30日即元丰六年四月十一逝世,字子固,江西抚州南丰人。出生于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后居临川,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 曾巩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元丰四年(1081),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六年(1083),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原文】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译文】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写信给我并为先祖父撰写了墓碑铭文,我反复地观览诵读,心中感激与惭愧交织在一起。

墓志铭这一文体之所以能尊显于世,是因为意义与史传相近,但也有与史传不同的地方。大致说来,史传对于传主的善行、恶行没有不加以记载的,而铭,大概是古代那些功业德行显著、才能操行出众、志向远大、信守节义的人,唯恐不为后世人所知,一定用刻铭文的方式记载下来以显扬于后世。这种铭文有的放入家庙,有的存入墓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假如这是个恶人,那么在铭文中有什么可记载的呢?这就是铭文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就是使死去的人感到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活着的人以此来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之情。而行善的人喜欢自己的生平事迹能得到流传,就会发奋有所建树;作恶的人没有什么事迹可记,就会因此感到惭愧和惶恐;至于那些学识渊博、事理通达之人,忠义刚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美好的言论和善良的行为,都记载在铭文中,就足以为后人效法。铭文这样警戒劝勉的作用,不和史传相近,那又和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道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心只要褒扬自己死去的亲人而不根据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一定要镌刻碑铭用来向后世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拒绝而不写,又因为受其子孙的请求,如果直接写上死者的恶行,从人情道理上又不应该,于是铭文从此就开始有不实之词了。后世想请人撰写碑铭的人,应当观察作者的为人,假使托付的人不妥当,撰写的铭文既不公正又不符合事实,那么铭文就不能够在当代流行,在后代传扬。因此千百年来,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死后没有谁没有碑铭,但传下来的却不多,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请托的人不合适,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符合事实的缘故。

那么谁是适当的人而能做到写得既公正又符合事实呢?不是道德高尚而且又善于写文章的人是不能做到的。因为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为他们撰写铭文的请求的,对于普通人则能够分辨他们的善恶。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是善的而表现在行为上却好像不善,有内心是奸诈的而表现在外表上却好像很善良,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不能具体指出的,有实际大过名声的,有名过其实的。这就好比用人一样,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受迷惑、评论公正而不徇私情呢?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会公正而符合事实。但是如果铭文的文辞不够精美,仍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写铭文的人又必须擅长做文章。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擅长做文章的人是写不好铭文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擅长写文章的人,虽然有时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数十年或者一二百年才出现一个。铭文的流传是如此困难,能遇到这种理想的铭文作者也这样困难。像先生您的道德文章,确实就是所说的数百年才会出现的。我的先祖言论和行为都很杰出,幸运地遇到您能写成铭文并给以公正而又符合实际的评价,这样的铭文能流行于当代、传诵于后世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世上的学者,每当阅读传记文章所写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其中感人的地方,就往往感伤痛苦得不觉流下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呢?我追怀仰慕祖先的高尚道德而思考铭文能够流传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扩充这一恩惠,给予我曾巩而及于我祖父以下三代人。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将怎样才能表达呢?我又想,像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愚钝的人,而受到先生的奖掖,像我的先祖处境艰难、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直到死去,而先生却能使他显扬于后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上少有的奇才,他们谁不愿意投拜在您的门下呢?那些现在还隐居山林、抑郁不得志的人,他们谁不希望扬名于世呢?美好的事情谁不愿做,丑恶的事情谁不羞愧恐惧?作为人的父亲、祖父的,谁不想好好地教导子孙?作为人的子孙的,谁不想荣耀显扬自己的父祖?这件件美事全都要归功于先生。

我荣幸地得到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我之所以感激的缘由。来信所说的关于我的家族世系的情况,我怎敢不遵照您的教诲而详细地审核考究?惭愧万分,书不尽言。